论国际私法中的法律规避

法律规避是国际私法关系中当事人为使有利于自己的法律得以适用而故意通过合法手段改变连结点中事实因素的行为。国际私法上的法律规避行为是应当具有法律效力的。出现法律规避现象的根本原因在于法律规范自身的不严谨及各国立法权、司法权的不当扩张。在性质上,法律规避并非一个独立的问题,而是公共秩序问题的一个部分。     

国际私法上法律规避效力新诠释

法律规避的效力问题在作为国际私法重要问题的法律规避问题中居于核心地位,因为它不仅具有理论价值,而且在完善我国相关立法,加强国际法律协调与合作方面更具有实践意义.本文着重对法律规避的效力问题予以再探讨,并就我国法律规避的有关规定作出新诠释,亦为我国司法机关甄别和处理这类问题提供建设性的意见.     

国际私法中法律规避的若干问题

法律规避是国际私法中的一个重要问题,一百多年来,学者们对此提出了各种各样的见解,各国在实践中也有不同的做法,法律规避问题是国际私法立法时必须解决的问题.     

国际私法中法律规避的定性问题

法律规避究竟是国际私法中的一项独立的制度,还是公共秩序保留制度的一部分?这个问题一直困扰理论界。法律规避作为国际私法的一项独立的制度,从实践层面讲,存在着意图认定上的主观性、效力认定上的矛盾性和处理后果上的消极性等缺陷;如果看作是公共秩序保留制度的一部分,不仅可以解决实践中的缺陷,从理论上讲也具有合理性。在我国国际私法立法中,法律规避没有独立存在的空间。     

法律规避与法律选择

传统国际私法理论认为,法律规避是欺诈行为。本文认为法律规避是择法行为 ,不仅国家可以作为法律选择的主体 ,个人也可以成为法律选择的主体     

浅析国际私法中法律规避的效力

法律规避作为国际私法中的一个特殊法律问题,与一般当事人规避法律的行为有着显著的区别,这不仅表现在规避的主体、对象、效力等方面,而且事关一国本应适用的强行法的实施及法律所期望的秩序和利益,故对其进行探讨具有理论与实务的双重价值。     

对国际私法调整对象和范围的重新认识

国际私法的独特功能和作用在于分配主权国家之间司法管辖权和划分法律适用的效力范围 ;国际私法的调整对象应是涉及两个或者两个以上国家法律利益的民商事法律选择适用关系 ;涉外民事关系只是引起国际私法调整对象的一种事实或原因 ;国际私法的“涉外因素”应是指与本国法以外的某种法律体系的一种联系 ;国际私法主要由识别问题、冲突规范、反致制度、法律规避、公共秩序保留、准据法及其确定、外国法内容的查明等一些列与解决法律选择适用有关的基本理论和制度以及具体类别的涉外民商事法律冲突及其法律适用问题所构成的 ,同时 ,先决问题及其准据法的确定以及国际民事诉讼管辖权问题亦应包括在国际私法的范围之内。     

国际私法强制性规定研究

国际私法强制性规定是国家直接干预社会经济生活的基本法律手段,是国家意志直接在涉外关系中的体现,表征了国际私法刚性化和实体化的趋势。国际私法强制性规定已从国际私法其他制度的依附中独立出来,从幕后走向前台。国际私法强制性规定与国内公共秩序法、公共秩序、法律规避、＂直接适用的法＂有联系,也有区别。尽管国际私法强制性规定有立法扩张的趋势,但立法、司法仍应秉持慎重态度。     

国际性国际私法在当代国际关系中的效用问题

国际性国际私法作为一项重要的国际法律制度,在当代国际关系中发挥着日益重要的作用。然而,在国际私法学界和国际政治学界对国际性国际私法中“法”的含义,在国际社会与国际性国际私法的效用、无政府状态下国际性国际私法的遵守和国际私法对维护国际秩序的局限性等问题上的分析尚不够全面、深入,本文拟对上述问题进行深入探讨和分析,以便能够正确地把握国际性国际私法在当代国际关系中的效用问题。     

私法中法律规避的概念与本质——兼论我国民法典编纂中的立法取舍

法律规避概念起源于罗马法,历经千余年的历史演进,充分体现了与法律解释间的互动关系。法律规避概念存在广义、狭义之分,广义概念指当事人通过从事不违反规范文义之禁止或不符合规范法定内容的行为,实现与直接违法或满足法定要求方可实现之相同或类似经济上之结果;狭义概念则增添违反规范意旨之要求。法律规避在我国民法典中存在立法正当性缺失。法律规避本身既不可能亦不必要成为一个独立的法律制度,成为一个独立法律制度的前提是其构成要件和法律效果可得建构,但对于法律规避而言,其没有可能。法律规避亦不足以成为一个独立的法律规定,其仅系对一种客观现象的描述,伴随着此种现象,法律适用者必须审查既有法律规范之目的是否可得贯彻,即运用类推适用方法检验是否存在法律漏洞,并经由该手段进行漏洞填补,以贯彻立法目的,妥当应对法律规避问题。     

普芬道夫自然法与国际法理论述评

普芬道夫在其代表作枟自然法与国际法枠中构建了一个普遍的、庞大的自然法体系,具体涵盖了自然法的普遍性以及自然法的主体、起源及其与实在法的关系、自然法上某些权利义务的转换、条约与契约的一般规则、财产权的规则、争端解决的规则、国家理论、自然法基本原则等内容。尽管普芬道夫的自然法与国际法理论侧重于探讨自然国际法,但并未刻意忽视实在法在构建国际法中的作用,故而并不是一个'极端的'体系。普芬道夫的自然法与国际法理论远远超前于其所处的时代,并对后世国际法的发展产生了深远影响,值得引起所有在法哲学和国际法领域从事研究的学者的持续关注,并可以作为新世纪自然法与国际法否定之否定发展的重要参考资料。     

国际法效力等级问题初探

国际法效力等级的相关理论在二战前已经萌芽,20世纪60年代后获得发展,但这个问题本身则是近30年才被关注的,有时也被表述为国际法相对规范性问题。为解决目前国际法体系内的冲突,实现国际法的统一和谐口标,对国际法规范效力进行等级划分具有必要性,但也面临等级判断标准和判断主体的问题。从国际法效力等级化的理论和实践发展来看,国际司法机构对其适用仍较为谨慎,国际法规范效力等级化将是漫长过程。     

法治思维和法治方式的国际视野——以中国气候变化治理为例

文献综述及现状梳理表明现有法治思维和法治方式的理论及实践尚未具备国际视野。一方面基于国际法治的特殊性,国内层面的法治思维和法治方式无法在国际层面自动适用;另一方面出于在国际层面运用法治思维和法治方式的现实需要,法治思维和法治方式具有拓展其国际视野的必要性。法治思维和法治方式拓展国际视野的前提是完善反映国际国内法治连结事项的国内法治;方法是针对国际法治的特殊性作出强调主动参与、形式法治及道德责任的调整;目标是在国际社会中标识中国立场。     

法治的距离--中国国有企业法现象的实证分析

考察法治理论的源流,法治真谛大抵有四种表达法治必须成为社会普适性的信仰;法治必须成为社会的基础秩序性依赖;政府必须守法而成为法治的典范;民本应该成为法治的灵魂.以中国国有企业法现象作为案例,并将其放在法治框架下进行实证分析,折射出来的恰恰是法治未能实现的一个片断企业法没有成为公民的信仰;政府没有成为遵守企业法的典范;企业法的模糊性违背了法律的理性从而在实践中造成变形;转型期的立法现实也造成了企业法的被弃置.可以看出,法治理论在中国可能存在被误读的情形.也就是说,在中国,文本法治离社会法治尚有一定的距离.企业法为什么没有从文本法治走向社会法治?中国法学家和经济学家对此的看法大体有三一是文本论,认为因企业法文本质量不高导致适用困难;二是解释论,认为因法解释学的不发达而导致对实践的无能为力;三是实践论,认为因转型实践现实的复杂易变导致适用困难.然而,文本论者看到的是表像,解释论者只是搬运西方的框架,实践论者观察到的也仅是实像的一部分.真正要缩短文本法治与社会法治的距离,最佳选择是实现法调节范式的转换.     

国际法研究的建构主义路径

从本源看,国际关系与国际法之间联系紧密;在学科发展上,国际关系理论与国际法学相互依托、互相促进.在晚近的国际关系理论中,建构主义与新现实主义、新自由主义构成三足鼎立之势.建构主义理论与国际法学研究形成了有机互动.一方面,在建构主义的理论建构中,来自国际法的理论与实践给予了重要启发;另一方面,立足于反思主义认识论的建构主义理论思路,又从本体论与方法论等方面为国际法研究打开了一条全新的分析路径.     

自体法：通向自然法之路径

自然法理论作为国际私法上诸多重要理论的法哲学基石,是确立自体法理论在现代国际私法中的地位的依据。自体法与最密切联系原则等诸多范畴相比,自体法应为国际私法中的自然法。     

论实质正义优先之下的外国法查明问题

冲突正义和实质正义是国际法理论的传统命题,冲突正义解决了选择最合适的外国法的问题,但是如何查找和适用外国法,却无法从冲突正义的框架和逻辑中寻求解决。内国法官对于查明外国法的消极和被动,是外国法查明问题的困境。对内国法官直接适用内国法的否定依据主要来自于对当事人意思自治的忽视。但问题在于,当事人意思自治是司法正义的一方面,公正的裁判结论是最终性的。实质正义优先正在成为国际私法理论的趋势,全球化推动了国际民商事法律共同理论的形成,这一意义上,内国法官由于时效和成本的考虑,选择适用内国法,只要最终的裁判结论是合于司法正义的,就不应受到责难。但是外国法查明仍然是国际私法最为重要的任务,因此采用内国法官裁量适用外国法为主、立法限制适用内国法为辅的规制范式,可能更为适宜。     

论国际刑法实践中国际人道法的发展

国际刑法与国际人道法关系密切,在国际刑法实践的推动下,国际人道法不断发展,主要表现为:国际人道法的实施力度得以增强,其立足点由国家转向了个人,国际人道法不断朝着人本化的方向发展,国际人道法中的习惯法和强行法规则得以确认。但同时国际人道法也呈现了不成体系的发展趋势。     

经济法院的经济法思考

经济法院是俄罗斯等国家设置较为普遍的一类法院,我国经济法学界对其尚未关注,但经济法院的设置、受案范围以及公法性案件的管辖等规定,以及国际层面的经济法院的一些做法,都同经济法的理论研究和制度建设密切相关,对我国经济法的理论完善和司法体制改革有一定的借鉴意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