经济转型时期的非正式制度缺失

非正式制度具有内生性、依附性、边缘性、排他性和替代性特征。在经济转型过程中,随着市场体制的建立,与之相容的非正式制度的缺失,会导致正式制度失效。非正式制度缺失导致的正式制度失效,正好可以解释全要素分析中的“残差”问题。在经济转型社会的生产函数中,应引入正式制度因素和非正式制度因素,在发展中国家的制度发展中,尤其要重视非正式制度因素。     

非正式制度约束同我国宪政建设的冲突与和谐

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宪政社会的最终建成不仅要依靠宪政体制自身的完善和改革,还必须注重非正式制度的继承与发展、改良与完善,努力发挥非正式制度对宪政建设的积极作用,使非正式制度与正式制度在宪政建设的过程中实现和谐,使宪法、法律这种正式制度约束达到社会治理的最佳状态,这是建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宪政的必由之路。     

中华廉洁文化在新农村建设中的制度效能——基于新制度经济学视野的思考

新制度经济学认为,制度分为正式制度和非正式制度.中华廉洁文化是一种具有多功能价值的复合型文化,是新农村建设中的重要非正式制度.作为一种政治伦理文化、道德诚信文化,中华廉洁文化是新农村廉政制度建设的重要文化基础.作为一种社会价值文化、生态伦理文化,中华廉洁文化是新农村和谐社会秩序构建的道德中枢.最大限度地发挥中华廉洁文化在新农村建设中的制度效能,是实现新农村目标的客观要求.     

利用社会力量共建新农村——以嘉兴市为例

我国农村社会经济是一个相对独立的封闭的均衡系统,新农村建设就是要打破这个系统的均衡,对其传统生产方式和生活方式进行根本性改造。对此,必须借助外部力量,引入新的“生产要素”。现实条件下,在发挥农民主体性作用和政府增加公共财政投入的同时,必须借助全社会力量参与新农村建设。实证分析表明,“三结对”机制,即城乡文化结对、文明单位与行政村结对和民企联村,为社会力量参与新农村建设提供了平台,是社会力量参与新农村建设的有效方式。     

公民意识对法治进程的内在驱动

优良的公民意识,是我国法治动态发展、更加文明进步和恒久有序的重要保证。但由于受传统因素的影响,公民意识作为非正式制度要素与正式制度严重不协调,导致我国法治建设与法治效果不相协调。要改变这种状况,必须充分认识到公民意识质的规定性及其内在结构,并注重培养和重塑公民意识,加速内在自觉法治秩序的形成。     

社会化小农：解释当今农户的一种视角

农户是认识农业、农村、农民的钥匙,是理解和分析小农社会的基础。理论匮乏和现实需求呼唤对当今中国农户进行“再认识”,并以此为基点建构分析框架。从经营规模看,中国农民本质上仍然属于小农,但已被卷入或融入到一个高度开放的社会化体系中间,社会化水平之高史无前例。传统的经典小农学派已难以充分解释现代农民的动机与行为模式,需要建构新的小农理论范式。当今中国农村和农民处于一个社会化程度高、经营规模相对较小,且将长期存在的“社会化小农”时期,它有别于传统小农、商品小农和理性小农。这一时期是农户内部急剧变化,农民打破思维定势、突破身份歧视、冲破地域束缚,演化成为社会化、公民化的国民体系成员,荻取国民待遇的关键时期。“社会化小农”的性质、时期、形态定位,将为政府对农民国民待遇的制度安排、农村社会化服务体系建设等政策选择提供充分的理论依据。     

非正式制度建设与社会和谐

非正式制度是和谐社会的重要基础。我国和谐社会建设面临社会公平价值观缺失、传统特权文化的惯性、社会道德滑坡、潜规则盛行等非正式制度的制约。必须强化国家的建构作用,加强意识形态建设创新和媒体传播创新,完善正式制度,转变发展模式,以促进非正式制度变迁。     

从农民权利看待新农村建设

农民权利问题是新农村建设的关键问题。农民的各种权利是否得到尊重,是新农村建设得失成败的最终衡量标准。从农民权利看待新农村建设,实质上就是以人与公民的基本权利去看待新农村建设。它要求我们必须在新农村建设中,通过改革与创新,努力消除长期以来农民在经济、政治、社会方面的各种权利贫困,唤起农民权利意识的觉醒,保障农民基本权利的平等,强化对农民权利的宪法保护,建立健全农民的维权组织,充分发挥农民在新农村建设中的主体作用。     

社会化小农的行为逻辑——基于华北鲁县三个新居建设试点村的研究

从传统小农向社会化小农的变迁是外部要素和小农自我意识的综合呈现过程。社会化拉近了小农与现代市场的距离,改变了小农的社会关联方式,启蒙了小农的利益意识。反过来,在经济理性支配下,利益考量逐渐成为主导小农选择行为的核心。社会化小农与经济理性的结合为新时期乡村治理结构的变革提出新的要求。     

成就中国农业现代化的力量

中国工业化的实现,必然需要涵盖农村人口,而不是仅仅城市人口进入工业化社会.如果工业化将农村人口排除在外,那只能是做了一锅工业化的夹生饭,会产生严重的社会问题,甚至可能出现社会动乱.与工业化同步,建设现代农业,改变小农生产结构,责任在政府,不在农民;力量也来自政府,农民自己是没有此力量的.现在,关键不是政府有没有钱的问题,舍不舍得花钱的问题,而是观念必须要由传统的拿农村小农生产结构当“稳定器”转换到与现代市场经济条件相对应的现代农业建设上来.要走农业现代化之路,必须培育足够的新型农民.作为一项重要的职责,政府必须负责培养、教育、扶持新型农民,保证中国农业现代化的需要.贺雪峰教授的探索很有意义,其小农经济至少还应维持30年的思想表述很清楚.但目前中国政府已经在推动中国农业走向现代化了,现代农业的比重正在逐年提高,中国农业要不要现代化已经不是一个停留在讨论层面的问题了,理论界应当对农业现代化遇到的所有理论问题进行严肃细致的研究和讨论,承担起理论研究应负的社会责任.     

论从实践理解世界的物质性和自然世界的先在性

马克思主义唯物论是一种物本主义形态的唯物论,还是一种超越物本主义形态、从实践理解世界的本质相关问题的实践的唯物主义的唯物论？这是一个我们必须搞清楚的有关马克思主义唯物论的本质规定性和精神实质的重大问题。在考察物本主义的唯物论及其思维方式的局限性的基础上,揭示了马克思主义唯物论是现代的、实践的唯物主义,并重点研讨了马克思主义唯物论关于从实践理解世界的物质性和自然世界的先在性的原理,以期为马克思主义唯物论进一步阐明人类世界的实践性原理奠定基础。     

试析回族地理空间移动的特点及其影响

地理空间移动是人类基本的空间行为之一.本文分析了回族地理空间移动的基本类型,重点探讨了回族地理空间移动的特点及其对回族的影响,对深入研究大分散状态下回族族群认同及其文化一体形成有积极的理论意义.     

党对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历史贡献和坚持党的全面领导

中国共产党为中华民族伟大复兴作出了巨大历史贡献,一是实现了从几千年封建专制政治向人民民主的伟大飞跃,二是实现了从贫穷落后的人口大国迈进社会主义社会的伟大飞跃,三是推进了中华民族从站起来到富起来的伟大飞跃,四是迎来了从站起来、富起来到强起来的伟大飞跃.党在未来仍然肩负着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历史使命,我们必须坚持和加强党...     

文体学视野中散文诗的文体生成

文体革命不仅直接导致了文体的生成 ,还间接影响着文体的形态甚至文体的价值。文体革命通常不是纯粹的文体内部的变革 ,总是与人和社会休戚相关。散文诗是诗与散文异质同构的新的抒情性文体。散文诗文体从无到有 ,从自发到自觉的发展过程和人类追求自由的发展进程大约同步 ,是人类社会和艺术世界自由发展的结果 ,具有独特的社会价值和艺术价值。散文诗的出现和发展不仅与人追求自由的天性和社会追求自由的本性有关 ,还与艺术自身具有的革命潜能引发的文体革命相关。因此与诗 ,特别是与抒情诗相比 ,散文诗具有更自由的文体形态和更偏向于社会价值的文体特征。研究散文诗的文体起源与价值 ,有助于理解文体革命的真正原因和意义     

论执政组织文化的内涵建设与价值提升

执政组织文化是政党政治条件下执政党与国家机关以及社会组织互动关系中形成的一种体系文化.执政组织文化鲜明的政治性和使命性的文化特质,是构成执政组织文化价值的核心要素,而文化内涵是文化价值的重要变量,发展文化内涵,保持文化的先进性,是提升文化价值的关键.执政环境和执政使命变化后,需要进一步加强执政文化内涵建设,增加新的文化元素.当前中国共产党执政组织文化建设中,急需再造学习文化、发展创新文化、重塑服务文化,以进一步提升组织文化价值.增强组织文化功能.     

党的领袖职务终身制的废除与邓小平

共产党的领袖职务终身制起源于德国社会民主党,形成于苏共,对社会主义国家影响极大。邓小平身体力行地作出了表率,废除了党的领袖职务终身制。这是对毛泽东干部路线的直接承存和发展,不仅在中共历史上,而且在全世界社会主义国家的政治发展史上也属首创,具有不可估量的理论意义和现实意义。     

央地关系运作逻辑下的地方政府公信力探析

地方政府在中国政治系统中充当着中央政府行使职权的代理者和具体执行者的角色,在社会转型期,更多地承担着直面各种社会矛盾的重任,其公信力建设对于提高国家整体治理能力有着重大意义。地方政府公信力的弱化不但增加了政府运作的实际成本,而且威胁到政府的合法性基础。地方政府公信力弱化的深层次原因很大程度上要归咎于现有央地权力配置模式,是当前央地关系运作逻辑下的必然结果。地方政府公信力建设是与央地规范分权同行并交织在一起的,要实现地方政府公信力的重塑就应着眼于央地规范分权,力求在共同战略目标之下构建两者的和谐支撑机制。     

从精神分析看“周公梦”和“蝴蝶梦”及其影响

"周公梦"和"蝴蝶梦"既是孔子和庄子曾经实际做过的梦,也是他们梦想的体现。前者渴望某种成就,后者渴望某种自由。借助精神分析的释梦理论可以挖掘出两者深层次的共通之处,都反映了忧国忧民的知识分子对命运的抉择。深受其影响的后世学者也常常借助梦境展现自己的梦想。他们既要为国为民奉献自己的才能、实现自身价值,又追求充分的自由,张扬个人的特性。这种融"周公梦"和"蝴蝶梦"为一体的中国知识分子的梦想随着时代的变迁而不断丰富深化,并已渗入到中国人的文化无意识层面,成为中国传统的文化基因之一。     

贪污罪主体疑难问题探讨

文章从理论到实践探讨了贪污罪主体的演变过程,以及国家机关工作人员构成贪污罪主体问题,居委会、村委会等基层群众性自治组织的人员构成贪污罪主体问题,村民小组长构成贪污罪主体问题,人民团体委派到非国有企业的人员构成贪污罪主体问题,受委托管理、经营国有财产人员是否构成贪污罪主体问题,贪污罪主体共同犯罪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