协同治理视角下文化产业投资风险的防范

文化产业作为战略性新兴产业,其重要性毋庸讳言。但因为受制于文化产品特征、行业生命周期等现实因素影响,文化产业的高投资风险影响着其产业的壮大做强。当前,我国文化产业存在投资结构单一、投资机制不畅、投资保障缺乏的问题。构建政府主导、市场配置、多元主体协同的文化产业投资风险防控体系,已成为推动文化产业可持续发展的必然选择。     

协同治理视阈下国家治理能力现代化变革之道

作为后发外生型现代化国家,我国在推进现代化建设进程中积累了不少问题,化解这一困难关键是要改革传统政府管理体制,尤其是提升国家治理能力。在社会矛盾凸显以及利益复杂化攻坚克难时期,要以协同治理为契机,不断提升国家治理能力现代化水平,顺利化解现代化建设中产生的各种问题。     

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与党的建设制度发展

现代国家治理体系由政党、国家与社会三个主体性要素构成,其中政党具有领导功能,社会主义原则与"党建国家"的路径使中国共产党在中国现代国家治理体系建构中更是起到了核心推动作用。这就意味着党的建设决定着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发展,反过来,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发展也对党的建设提出新的要求。随着国家治理体系逐步走向定型以及全面推进依法治国的提出,法治与制度建设成为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的重要内容,由此决定了党的建设也必须在制度化以及根据新的要求进行制度改革上同时推进。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背景下,党的建设制度发展应该从政治结构空间和要素结构空间两个维度入手,推动党的领导制度、党的执政制度、党的治理制度以及党内管理制度等四方面的改革与发展。     

国家文化治理:发展文化产业的新维度

寻求人类社会发展的新的文明发展方式和生活方式,转变人类财富的增长方式,是人类社会共同追求的目标。文化产业被认为是最能体现这一价值追求的实现方式。于是,文化产业在社会发展的层面上和全球化治理的层面上便超越了法兰克福学派作为社会批判理论的"文化工业论",转而成为用以克服和解决经济和社会发展问题的治理工具和治理手段。中国在经历了政治治理("以阶级斗争为纲")、经济治理("以经济建设为中心")之后,正在走向文化治理("建设社会主义文化强国")。通过发展文化产业,克服与解决国家发展困境,建构国家文化治理,成为中国发展文化产业和实现建设文化强国的战略出发点和新维度。国家文化治理的核心在于:发展文化产业的目的不是为了经济,而是为了完善国家治理,是以经济——市场经济的方式实现文化的政治、经济、社会和文化的价值性转换,进而改变和重塑国家治理模式。     

AI技术与制度协同驱动的文化产业演化机理及进阶模式

技术与制度的协同创新驱动着社会经济的发展,也影响着文化产业的创新与演进。自1956年人工智能（AI）概念提出以来,AI经历了三次发展浪潮,与之伴随的是在AI技术与制度协同驱动下文化产业的演化变迁史。AI技术驱动文化产业演化主要得益于算法主导的AI内容生产与制度创新的协同,文化大数据驱动的AI技术与文化制度创新的协同以及AI伦理为基准的文化创新与科技伦理制度的协同。在AI技术与制度协同的驱动下,文化产业的智能化演化逻辑带来“智能+”时代文化产业的进阶跃迁模式：文化内容层面从机器生产到内容智造,文化数据层面从大数据到小数据驱动文化长尾,文化伦理层面从科技伦理到AI文化创新伦理。     

创新型国家建设中的制度创新与企业技术创新

建设创新型国家不仅是解决我国当前经济发展面临的突出矛盾和问题的紧迫要求,也是提高我国国际竞争力的重要途径.政府和企业是创新型国家建设最重要的参与者.为了实现建设创新型国家的战略目标,作为制度创新主体的政府要通过完善财税及金融制度解决融资难题,通过法律制度创新提供良好的产权保障环境,通过建立健全人才培养制度突破人才瓶颈.作为技术创新主体的企业要建立激励机制,促进创新要素向企业集聚;要在技术引进的同时加强消化再创新;要健全合作机制,发挥协同效应.     

地方立法与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

作为国家法律体系的重要组成部分,地方立法不仅是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的制度依托和重要路径,也为国家法律制度体系提供必要支撑和试验探索。随着中央和地方立法权限的重新分配,需要从国家制度图谱、立法授权边界、地方治理需求等方面的要求出发,系统梳理和把握地方立法的重点领域和方向,在充分发挥地方立法积极性的同时,减少地方立法冲突,增强地方治理的制度共识。为提高地方立法质量、更好服务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地方立法应在领导制度、主导机制、立法与改革的协同机制以及科学民主依法立法体制机制等方面作出改革和完善。     

文化产业的制度变迁及其创新

改革开放以来,我国文化产业制度变迁经历了萌芽、起步、发展和深化四个主要阶段,具有明显的政府主导性特征。由于固有利益机制、文化产业产权制度以及成本收益的影响,我国文化产业制度变迁仍然存在路径依赖问题,以致我国文化产业发展的有效制度供给不足。为此,应做到坚持强制性制度变迁与诱致性制度变迁相结合、正式制度创新与非正式制度创新相结合、核心制度创新与配套制度创新相结合。     

制度范式和制度创新视角下的国家崛起

制度是理解国家崛起的一个重要变量。文章力图从制度范式这个独特视角来解读国家崛起的深层次根源,认为国家兴衰受制度结构、制度安排和制度绩效三个既相互独立又彼此联系的要素影响,并提出了持续性的制度创新对于国家崛起所具有的基本保证作用。     

企业技术创新、制度创新及企业持续成长性的协同度研究

企业持续成长是企业实现其它目标的前提。企业要持续成长,必须不断地进行技术创新和制度创新。两种创新协同程度的高低直接影响到企业的成长性。因此有必要对技术创新和制度创新以及企业成长性三者协同度进行计量研究。本文分别研究了技术创新、企业产权、公司治理、组织创新、企业文化创新及企业成长共六个子系统的有序度,随后研究了技术创新与其它五个子系统的协同度以及技术创新与制度创新的协同度,最后研究了技术创新与制度创新以及企业成长性的协同度。本文认为,技术创新和制度创新的有序度高并不能保证企业的持续成长,只有技术创新与制度创新保持较高的协同度,才能够促进企业的持续成长。     

关于国家治理中的制度设计与制度安排

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是一国最为核心的软实力。提高软实力首先在于观念变革与制度创新,有什么样的国家治理理念就会有什么样的制度设计与制度安排,什么样的制度安排也反映出什么样的国家治理理念。计划经济对应着一种制度设计理念,而市场经济对应着另外一种设计理念,各自都有内在的整体性与一致性。     

国家能力评析:基于治理的视角

在治理时代,作为治理主体的国家及其能力成为讨论热点。根据治理理论的脉络,国家能力几经变迁,但治理的兴起并不必然导致国家能力的降低。国家的权力、资源和合法性使得治理理论难以对国家的地位构成实质性挑战。在治理的视野下,发生转变的是思考国家与社会之间的关系的方式,以及国家能力的行使方式。对中国而言,需要从特定的国家治理现状出发来理解现行的国家能力。     

东亚发展型国家的制度建设问题——基于国家治理转型的分析

从国家治理角度看,东亚的日本、韩国和新加坡属于典型的发展型国家,但它们正经历着由发展型国家转向平衡型国家的转型.国家形态的不同,对制度建设的要求也不同.发展型国家制度建设的重点是国家从社会集中并配置资源、推动经济高速发展;平衡型国家的制度建设转向实现国家、企业、社会和个人之间力量的平衡.     

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一个文献综述

自党的十八届三中全会提出"全面深化改革的总目标是完善和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推进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的崭新命题后,学术界对此展开了广泛的研究和热烈的讨论,归纳起来主要集中于基本概念、结构要素、建构原则、基本特征、衡量标准、治理方式、实现途径等几个方面。     

国家治理现代化进程中的社会治理创新

随着公共事务愈益复杂多变,社会治理创新已成为改革的关键内容。对社会治理创新的解析不应囿于传统体制改革的中观层面或是机制应用的微观层面,而应将其内嵌于国家治理现代化发展战略的宏观层面来考察。当下的转型危机使国家治理面临诸多挑战,也成为社会治理发展的契机。抓住这一历史机遇,在法制保障、民主参与、政府职能转变、制度建构等维度上寻求实现社会治理创新的路径,能够为推进国家治理现代化提供不竭的动力。     

明代财政制度演变对国家治理能力的影响及启示

明代财政制度的演变与国家治理能力的变化存在同步关系。明朝初期,财政制度有效运转促成了强大治理能力的形成;到了明代中期,财政制度的瓶颈开始出现,国家治理开始失灵;到了明代后期,财政危机持续,人民赋役负担进一步加重,中央集权体制无法维系,国家治理全面失控,最终导致了明朝灭亡。以史为镜,从历史与现代的多线思维解剖明代治国理财的精髓与糟粕,并在此基础上挖掘中国财政与国家治理的优秀文化,坚定文化自信,以预算制度、税收制度、政府间财政关系为突破口,推动现代财政制度建设,增进效率、实现公平正义,对于推进国家治理体系与治理能力现代化、实现两个一百年奋斗目标具有重要的当代价值。     

国家治理能力视野的制度建构、改革创新与科学发展

党的十八届三中全会站在历史的新高度,首次提出推进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推进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既是全面深化改革总目标的重要内容,也是发展和完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的基本途径。作为国家治理体系的重要组成部分,国家治理能力辩证地包涵了制度建构能力、改革创新能力与科学发展能力等在内的三重向度。制度建构能力是治理能力的重要保障,改革创新能力是治理能力的推进过程,科学发展能力是治理能力的既定目标。推进国家治理能力的现代化既要保证这三重向度的有效运行,又要促进它们之间的协同与创新发展。     

推进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的三大路径

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是一个国家制度和制度执行能力的集中体现,它是由国家在经济、政治、文化、社会、生态、党建等各个领域的治理体制构成的一个整体结构。国家治理体系现代化意味着国家治理的基本制度符合时代潮流,现代化的治理必定是公共治理和善治。我们的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总体上是好的,是适应我国国情和发展要求的,但还有许多不足,有许多亟待改进的地方。要改进这些不足,需要以定型和强体为主线、以统筹和协调重大关系为前提、以法治和核心价值观为依托推进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