李贺歌诗比兴得失谈

要说驾驭比兴,李贺的确算个高手。他的诗,不只比兴多,而且用得奇特诡丽,独具风格。但是,李贺的比兴用得再好,也未必尽善尽美。既看到他的优点,也重视他的不足,对于我们或许益处更多。 赋比兴的运用,源于《诗经》,发扬光大于《楚辞》、《乐府》和雄视千代的唐代诗歌。关于赋比兴的解释,历来说法很多,解释的角度也各不相同。从辞章学的角度着眼,认为赋比兴是诗歌表情达意的三种不同艺术手法的,在古人中要数朱熹的解释比较贴切。他说。“赋者,敷陈其事而直言之也,比者,以彼物比此物也;兴者,先言他物以引起所昹之辞     

诗经汉学抒情本体论辨析——以孔颖达“情志”观为中心

孔颖达的<毛诗正义>是诗经汉学的集大成者.郭绍虞先生认为孔颖达已经将"诗言志"中的"志"同"诗缘情"中的"情"统一起来.其实,诗经汉学将情感体验纳入了特殊规范.孔颖达所谓的"情志"被更严格地限制在政教规范之中.孔颖达通过对"感物说"的引进、改造,对"诗人"身份的特殊处理来实现这一理论意图.他用"感物说"解释"情志"的产生,又将"物"限定为政教善恶,从而使感物而生的"情志"被彻底束缚在"政教"这一核心之上.他将诗人与诗歌所描述的情感事件的主人公区别开来,为每首诗都是诗人"有感于政教善恶"而表达"美刺"之志的阐释提供了理论形式,并且进一步要求诗歌所表达之"情志"必须超越个体的经验,而具有广泛的社会代表性和政治道德合理性,从而将抒情诗歌的情感本体彻底意识形态化.     

《离骚》"比兴"与直抒胸臆之"赋"为主的文学物象组合

从文学物象考察,<离骚>第13-32章属于以"比兴"与"直抒胸臆"之"赋"结合的赋比兴诗歌文本类型,"比兴"与"直抒胸臆"之"赋"各占文本整体1/2左右,是中国古代诗歌文本类型之一.     

赋与诗歌的形象思维

在目前所讨论形象思维的文章中,阐述比兴与形象思维关系者甚多,而对赋的艺术特点却缺少应有的重视;有的文章甚至有意无意地把赋排斥于形象思维之外,应该说这是片面的.赋、比、兴是从《诗经》开始就大量运用的艺术表现手法,最初与风、雅、颂合称"诗六义".在《周礼·春官》及《诗大序》中排列的次序是:风、赋、比、兴、雅、颂.这个顺序是否有特别的意义,已很难详察,但古人并无重比兴而轻赋的意思,大约是不成问题的.什么是赋?郑玄《周礼·春官》注:"赋之言铺,直铺陈今之政教善恶."刘勰《文心雕龙·诠赋》:"赋者,铺也,铺采摘文,体物写志也."孔颖达疏《诗大序》,则云:"诗文直陈其事,不譬者,皆赋辞也."宋代李仲蒙论赋比兴注意诗的抒情特征,故说:"叙物以言情,谓之赋,情物尽也."说有异同,大旨相近.凡"直书其事"(朱熹语),不借物发端,求诸比喻者皆是赋.它表现形象,是直接的刻划、描绘与叙述.     

隐喻:春秋战国时期诸子文人的言说方式

先秦的诸子文人在思考言意关系时为我们如何言说点亮了一盏光彩夺目的明灯--隐喻,照亮了后人的言说之路.这种言说方式具体到操作上,就分化为"赋诗言志"、 比兴手法、寓言和立象的方式,先秦诸子文人在言说方式上的选择使隐喻在春秋战国时期就成为当时人们主要的言说方式.而从那时起隐喻也成为中国文人一种根深蒂固的思维习惯,具有强大的力量.     

文本演进的规律对先秦儒家“断章取义”用“诗”之风的建构

先秦儒家"断章取义"的用"诗"之风,是春秋时代普遍的作风,其影响深远。"断章取义"用"诗"之风的形成,有其文艺发展的外部规律:先秦儒家主体思想意识的形成,赋诗言志文艺之风的影响;也有其文艺发展的自身规律:"诗言志"文化传统的继承,《周易》用诗方式的延续。     

汉赋礼仪功能的式微与文学意蕴的形成

根据《左传》的记载,先秦时期古人赋诗、答赋有其特定的礼仪形式。入汉以后,汉赋继承了先秦"赋"的礼仪形式,汉初赋家更是将其作为入仕的重要手段,使赋体成为与奏疏相似的应制文体。汉代赋家"倡优"的特殊身份,造成了汉赋政治地位的降低,使汉代赋家逐渐远离了政治中心,造成汉赋礼仪功能由此进一步减弱,而文学意蕴得以加强。     

“像似性”体认思维方式与古代诗文创作、接受

作为第二次启蒙文化背景下的有机语言学在中国的新发展形态,体认语言学提出了“现实—认知—语言”核心原则和“像似性”语源学基本原则。在此理论视野下,文章发现,随着人类文明的发展进步,人类会在自觉与不自觉之间,逐步形成“像似性”体认思维方式,此种现象在使用象形文字的中国尤为突出。从《诗经》的赋比兴、春秋时期的赋诗言志到楚辞的比兴象征,从汉魏辞赋的“联边”辞修,到后代的“联边诗”甚至是“神智体”诗的出现,率皆为“像似性”体认思维方式影响下极具民族特色的艺术结晶。     

赋、比、兴理论的成熟

一、诗人、文学理论家对赋、比、兴理论的发展宋、元、明、清时期的诗人、文学理论家大多也象魏晋南北朝以后的诗人、文学理论家一样,他们不是象经学家一样利用赋、比、兴来探索、解说《诗经》的表现方法,而是借用这久受崇敬的概念来发挥各自不同的政治观点和美学观点。这个时期诗歌创作和诗歌理论中仍旧存在着对立的“言志”派和“缘情”派,对赋、比、兴的解说与运用也同样存在着分歧。虽然这两派都能把表现技巧同思想内容结合起来,两派有一定的合流趋势。但比较起来,前者更重内容,后者更重艺术技巧,并且所重内容的性质也不同。“言志”派重视用比兴方法表现美刺寄托之“志”;而“缘情”派重视用比兴方法表现一己穷通之“情”。象白居易那样只把比兴作为美刺的代名词的情况在这个时期已很少见了。     

矫赋为诗说兴寄──陈子昂的美学史意义

“兴寄”不仅是《修竹篇》而且是陈子昂诗艺的主要追求。兴寄就是托物寄意：借描述具体事物（包括人事）以比兴寄意表现其不欲径达之情。理论与创作相统一的兴寄追求的特质,是寄意于写物的赋兼比兴、以赋为兴、即赋即比兴。他倡兴寄的美学史意义主要有四：一、标志着他力图批判改造以咏物诗为代表的辞赋化南朝诗风,二、有具体针对性地发挥了文质彬彬的传统文学思想,三、融赋与比兴为一体地统一言志与体物两大诗学传统,开拓和深化了诗中情景关系问题的思索研讨;四、以对物象描摹的功利性利用,认可六朝以来体物形似艺术新潮,保护和引导唐诗健康发展     

比兴

比兴问题,尤其是兴,是六义说与六诗说中最难解决的问题。(参看前条)因为它本身介于体用之间,而后人作诗也很少用兴,所以既不成为体,也难说是用,不从民歌去说明,是很难解决问题的。《诗大序·正义》谓"赋者,铺陈今之政教善恶,其言通正变,兼     

“言志”说的演进与变异——中国传统诗论中的“情志”论

"言志"说是我国先秦儒家诗论的核心范畴。自其诞生以来,学者过多地关注其理性内涵。而作为中国传统诗论的重要范畴之"情志"说,学术界对它关注不够。其实,从"言志"说的演进与变异的视角来分析其在我国传统诗论史上有一个变迁过程,人们是能够领略古代文论家对诗的本质特征的认识的。     

论赋诗

春秋时期诸侯国中曾经存在的赋诗风习,其实不仅仅是会盟、朝聘和宴饮等社交活动的仪式,也是一种对三百篇特别的解释活动。赋诗所以成为那时贵族必备的人生教养,乃是因为诗在文本极度匮乏的时代取得了神圣文本的地位。赋诗作为一种公共生活形式而与神圣文本相为配合,共同构成为那个时代的贵族文化。这种赋诗言志的诗诠释活动,一方面遵守一个共同认可的文本,另一方面又十分讲究通过对诗篇、诗句的巧妙运用,传达赋诗者的某种意图。于是赋诗的风习开启了断章取义用诗方式的兴起,它留下言志和观志的命题,在其后儒家诗论中衍生出不同的意义。     

赋对《诗经》雅、颂之绍续——《汉书·艺文志·诗赋略》“赋”与“歌诗”类分新论

"分类"反映出人们对事物的认识程度与认识标准,是看待事物的视角与态度,理解事物的深度与广度。一代有一代之思潮,刘向、刘歆、班固当时《汉书·艺文志·诗赋略》类辑"歌诗"与"赋"必定是胸有伦次,本文以班固《汉书·艺文志·诗赋略》与《两都赋序》为基础,比次条理,管括机要,本根推原,再与先秦《诗经》风、雅、颂分类参互考寻,爬梳剔抉,远览深思,探究《汉书·艺文志·诗赋略》"歌诗"与"赋"分类之立意发想,最后证得班固《汉志·诗赋略》关于"歌诗"、"赋"之类分判准,并不在于传播方式之"歌"或"不歌而诵",也不在于"文艺形式"之铺陈、铺排、铺张扬厉或铺彩摛文,而是对于古圣王典制之追摹;"歌诗"远绍古圣王采诗以观风俗,知得失之政治典制,是承继《诗经》"国风"编定之理念;"赋"远绍古圣王,公卿列士献诗讽谏以补察时政之典制,或美或刺,是承继《诗经》"雅""颂"编定之精神,此亦班固所以言"赋者,古诗之流也"之核心义涵。     

中国文艺美学之“艺道合一”说

作为宇宙间万物自然的生命原初域,"道"乃是万有大千生命之源,是生命内在活力之所在,也是生成与构成"美"的基元之域。由此出发,中国古代文艺美学推崇创作活动中"触目‘道’存""与‘道’合一"。文艺审美境域营构讲究"艺道合一",追求"意在言外",崇尚"油然而然""自然天成",推崇心物交融、人与万物一体;主张文艺创作活动中将人的性情、志趣赋予万有大千,强调文艺创作者个人的修养、性情,注重心性与景象融合、"艺""道"合一,"道以艺显""艺以道真"。认为创作活动之妙,在于或寄情感,或吐心声;或象征,或比兴,或言志,或寓意,物我合一,意象一如,情景相交,心物融合,"道以艺卓""道艺互通""艺道相融""艺道一体"。     

论“近取诸身、远取诸物”与比兴思维方式之异同

“近取诸身、远取诸物”与比兴这两种思维方式有相通之处，也有相异之处。首先，两种思维方式都具有具象性，其思维载体不脱离具体物象，但是对物象的态度和选取上却有所不同。“近取诸身，远取诸物”中的物象是理性的，而比兴思维中的物象具有感情色彩。其次，二者都具有类比性。但是二者分属不同的价值体系。“近取诸身，远取诸物”的思维方式以吉凶贞利为价值判断，而比兴恩雏多讽喻得失。寄托情志。     

生命体验与比兴——刘勰“比兴”观新探

长期以来人们对刘勰的"比兴"观的基本内涵的理解颇多歧异,有人认为"比兴"是一种诗法,而有人认为"比兴"是一种诗体.两种观点各执一端,但思维方式是一致的,即都是站在诗人创作的外部来看"比兴",因而都有偏颇.本文认为,只有从诗人创作的内部即从诗人创作活动的生命体验的角度来看比兴,才能真正理解刘勰的"比兴"观.在<文心雕龙*比兴>篇里,刘勰正是从诗人创作的过程中来论述比兴的.这个过程的三个重要环节就是"触物圆览--讽兼比兴--拟容取心".也就是说首先要有独特的生命体验,然后才能讽兼比兴,最终达到拟容取心的艺术效果.     

论赋、比、兴与“诗言志”及“诗教”的发生学关联

赋、比、兴 ,诗言志与诗教是中国古典诗学史鼎足而三的诗学概念。氏族会盟活动不仅是赋比兴的母体 ,也直接孕育了诗言志与诗教两大诗学观念 ,并由此导致了这三种诗学观念的发生学关联     

刘勰"心物交感"理论构成及学术谱系新探——"文学批评价值源研究"系列论文之五

刘勰《文心雕龙·物色》既阐明从"感物"说到"物色"说再到"心物交感"说发展逻辑,又构成"感物—物色—心物交感"结构逻辑."心物交感"作为思想观念、形象思维、创作方法、审美交流方式,在其文论批评体系中贯穿"文以明道"本体论、"神与物游"创作论、"情景交融"意象论、"因情立体,即体成势"文体论、"体性""风骨"作品论、"知音""通变"鉴赏论等内容."心物交感"既是"感物""言志"说集大成,更是会通"言志""感物"为整体之心物关系认识之集大成,建构了中国古代文论批评传统.     

汉代答难体赋作中“战国情结”的内涵及变化——兼谈汉代答难体赋的意义

由东方朔《答客难》开创的汉代答难体赋,历经扬雄《解嘲》和《解难》、班固《答宾戏》、崔《达旨》、张衡《应间》、崔《答讥》、蔡邕《释诲》等人的创作,在汉代抒情言志赋中自成一体,而"战国情结"则是其中贯穿始终的结构和内容主线。但是随着社会时代的嬗变和赋家个人际遇的沉浮,赋作中对战国时代的观照方式与价值评价也渐趋不同,这正反映出有汉400年间士人体认现实之方式、个人理想之追求等多方面的变化轨迹。因此,答难体赋也以其独特的风貌成为抒写"士不遇"主题之汉代抒情言志赋中重要的组成部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