鄂伦春族族称与族源刍议

鄂伦春族是一个宽泛的部落族群,与鄂温克族、达斡尔族的历史关联紧密,其族称体现了这种多样性的特征。比如,与鄂温克、达斡尔两族合称为“索伦部”。“鄂伦春”族称最早见于清朝的历史文献中。崇德五年(1640),《清圣祖实录》中出现了“俄尔吞”一词,此即“鄂伦春”。关于鄂伦春族古老部落的名称主要有“玛涅依尔”“毕拉尔”“满珲”“奇乐尔”“山丹”等。关于鄂伦春人的族源,有“室韦”说、“肃慎”说、“鲜卑”说、“肃慎系靺鞨”说、“通古斯”说、“丁零”说、“综合说”,等等。     

“落洞”:在美丽背后隐藏了悲惨

“落洞”是湘西神秘文化中一个富有特色的组成部分,至今仍大量存在于湘西民间,与“放蛊”、“赶尸”同称为“湘西三大邪”。“落洞”苗语的一种叫法是“抓顶帕略”,另一种叫法是“了滚巴”。“抓顶帕略”意思是“天崩地裂”,它包含两层含义,一是从平地陷下去,与周围隔开;二是指心灵世界的与世隔绝,人进入到另一个世界,失去与正常人的正常交往和交流。“了滚巴”的“巴”读“bia”,意为“岩洞”,“滚”是“鬼”,“了”是“丢掉”的意思,“了滚巴”意思是把魂掉到洞里去了。无论是哪种叫法,都包含有人的精神“失去常态”的意思。     

“尔滨出圈”现象对党建工作的几点启示

<正>百城争“流”,“尔滨”出圈,这个冬天,是哈尔滨的春天。仅2024年元旦前3天哈尔滨就突破300万的游客“流量”,实现近60亿元的旅游收入。本应“南飞”的季节,却让冰雪城市顶流爆火,成为八方游客网红打卡地,其实源自对一次“退票风波”的“厚道处理”,是一次转“危”为“机”的成功逆袭。看似一次意外的爆火“出圈”,实则是城市治理“软”“硬”兼顾、厚积薄发的集中展示。“尔滨出圈”现象对党建工作也有几点有益启示。要始终坚持以“人”为本从“五一”的赴“淄”赶“烤”到元旦的“尔滨出圈”,都是做的同一件事,为人民服务,为群众服务,做好“人”的工作。淄博的“好客”形象,哈尔滨的“讨好型市格”都是践行着以人民为中心的思想,让游客来了就是回“家”,     

满族人的“嘎拉哈”游戏

一、“嘎拉哈”释名 东北的满族人,在春节期间有玩“嘎拉哈”的风俗。“嘎拉哈”又称“噶什哈”、“喀赤哈”,源于满语“嘎出哈”。《五体清文鉴》将“嘎拉哈”称作“背式骨”,列入“戏具类”中,《清文汇》书则称“嘎拉哈”是小孩子的一种玩具。 “嘎拉哈”的学名称作“距骨”(Astragalus),是连接胫骨与蹠骨、即踝关节上的一块骨骼。“嘎拉哈”略呈长方形,有六个面,其中上下左右四个面可以站立,都有特定的名     

民族文化交融的典范——方块壮字的“汉字化”

现代汉字符号系统中包含有方块壮字来源的成分,其中用于记录和描写壮语地名和地貌特征的“岽”“?”“咘”“榃”“岜”“?”“峝”“峒”“垌”等字,主要由方块壮字“汉字化”而来。方块壮字“汉字化”背后反映的是壮汉民族的交往史以及文化上所蕴含的共性,是民族文化交融的重要体现。     

侗族大歌的艺术特色

侗族大歌不仅是侗族音乐的瑰宝,也是中华民族音乐的瑰宝,踏进侗乡,你就到了侗族大歌的故乡。一、侗族大歌的种类大歌,侗族叫“嘎老”或“嘎玛”。“嘎”即汉语的“歌”,“老”和“玛”在侗语里是同义语,即汉语里的“大”的意思“。嘎老”直译为汉语就是“歌大”,但按汉语习惯说     

秦、西汉的“内臣”与“外臣”

本文对文献记载中西汉政权处理民族关系时出现的“内臣”和“外臣”作了分析 ,归纳了它们在与中央政权关系上各自不同的特点。作者在分析云梦睡虎地秦简的基础上认为 ,秦简中的“臣邦”相当于汉代“内臣” ,“外臣邦”相当于汉代“外臣” ;并指出文献中的“羁縻”制度等同于“外臣” ,“葆塞蛮夷”相当于“内臣” ;同时提出“内诸侯”和“外诸侯”的称呼不适合于汉代分封和民族政策 ,应以汉代习称的“内臣”和“外臣”为准。最后 ,本文归纳了“外臣”向“内臣”转化的途径和原因 ,提出中央政权军事力量的壮大是完成此转化的直接动力。     

壮族族称“撞”、“侬”、“狼”来源新探

“撞”、“侬”、“狼”是近古时期较有影响的壮族名称。“撞”又写作“僮”,是“壮”字的前身;“侬”又称为“布侬”,是分布于邕州西南的壮族;“狼”即“狼人”,“就是今天广西的壮族”。显而易见,这三种名称实际上标记的是同一个民族,在这方面,以往的认识是统一的。但是,对于这三种名称的来源却有不同的解释,这些解释大都是从汉字的意义上去作些臆测。例如,“撞人喜冲突攻击,故曰撞”。“侬人之名大约取义     

“壮”考

“壮”作为汉字,凝势定位为一个人类共同体的名称,肇于一九六五年。它是由“僮”转化而来的,是“僮”的同音假借字;而“僮”作为族称,源自南宋时见之载籍的“撞”。以“僮”代“撞”,就汉字而论本为会意,非袭音声,因“僮”字古今仅止toη~2一音,没有“oη~6”读者,平空赋以oη~6音,人多一如既往,不管是“僮族”还是“僮僕”,均以“toη~2”律之,从而惹生了一些不必要的误会。今以“壮”代“僮”,则免了可能出现的是非。“撞”,是南宋时书载对广西某一人类群团的称谓,元蒙明初仍一以贯之,随着它     

从“傣人”到“泰人”以及泰国的形成

在谈到形成今天“泰人”的问题之前,让我们先来探讨一下“泰”字的含义。“泰”字为什么没有“亻”旁呢?我之所以提出“亻”字旁问题,是因为在素可泰王朝的碑文里的“泰”字都带有“亻”字旁的缘故。碑文写道:“傣”既指“人”又指     

试论清代“屯政”对湘西苗族社会发展的影响

清王朝在镇压乾嘉苗民起义后,起用凤皇厅同知傅鼐“总理边务”,在湘西苗族地区筑碉、均田、屯丁,设苗官、苗兵,兴“苗义学”,建立了一套军事压迫与经济剥削、“防范”与“化导”、“剿”与“抚”相结合的“苗防屯政”体制。举办“屯政”,其主观目的是在于“寓兵于农”,“以苗养苗”和“以苗制苗”,恢复并加强对湘西“苗疆”的统治。     

优美的烟盒舞

歌舞,是彝族人民生活中不可缺少的内容。这个民族有古老的民间舞蹈“斗鸡”、“斗羊”、“跳钗”、“刀舞”、“猴子搬包谷”和“大鼓舞”等,在人们中间流传最广的要算是“烟盒舞”。     

藏语■称谓在多语种史料中的行用路径与语义演变

■称谓在多语种史料中的记录具有历史的连续性和传承性。敦煌古藏文文献中的■指“王”“主人”“长官”和“兄长”。而后世藏文史料对■的记录相对稳定,语义的演变多指“释迦牟尼”或某一成就者。藏传佛教在16世纪后半叶再度传播到蒙古地区,自此■称谓从“主人”传入蒙古语,记作■uu。■uu在蒙古语中产生语义演变,兼指为“寺庙”“拉萨”或“西藏”。■uu又借入满汉文继而出现“joo”“昭”“召”“招”“招地”“西招”等音译称谓。     

从“化外”到“化内”——20世纪80年代之前的台湾“原住民”政策述评

中国对台湾的行政管理至少始于明朝初期。清朝康熙年间 ,中国已在台湾“原住民”居住地区设置行政管理机构 ,开始涉及对台湾“原住民”事务的管理。从“夷”到“番”再到“山胞”的称谓变化 ,反映了中国中央政府或台湾当局使台湾“原住民”从“化外异族”变为“化内之民”的过程。而日本帝国主义在对台湾实行殖民统治期间 ,则把台湾“原住民”称作“蕃” ,后又改称为“高砂族”。“原住民”族称变化中隐含的政策变化 ,对 2 0世纪 80年代以后台湾的“原住民”运动、政治生态和“台独”势力 ,都产生了深刻的影响。以“山地平地化”为主轴的台湾“原住民”政策和试图使台湾“原住民”迅速走向汉化的政策意图 ,为 80年代以后兴起的“原住民运动”埋下了伏笔。     

酉水在历史演进中的作用

酉水贯穿于武陵山区腹地的鄂西、渝东南和湘西,历史上这一带被称之为“巫蛮”“蛮獠”“土蛮”地,或盖称“五溪蛮”。在考古资料匮乏之前,人们研究“酉水文化”仅局限于史料,最先踏足这块土地的人们也仅依托于传说的“三苗”时期,及后世的“濮”“巴”“监瓠”族等。     

汉语"民族"一词在我国的最早出现

关于汉语“民族”一词的起源 ,学术界有三种观点。第一种观点认为 ,汉语中的“民族”一词是梁启超从日文中借引过来的。梁氏 1 899年所著之《东籍月旦》中 ,出现了“东方民族”、“泰西民族”、“民族变迁”、“民族竞争”等术语 ,这是汉语“民族”一词的最早来源。① 第二种观点认为 ,中国古代虽有“族类”、“邦族”、“国族”、“部族”、“种族”等词语 ,但汉语“民族”一词最早出现于 1 882年王韬所著之《洋务在用其所长》一文中。② 第三种观点认为 ,汉语“民族”一词的出现时间为 1 9世纪后半叶 ,而其普遍使用是 1 90 3年梁启超将瑞…     

瑶族的习俗

1、历史 姓名和语言 自称“勉”的民族被其他民族称为“瑶”。它的全名自称是“Iu Mlen”(瑶人)。名称的第一部分写作“Iu”或“Yu”,但发音是“Ee—ye”,有些人认为“瑶”可能是这个术语的误用。在越南他们常被认为是来自中国术语“野蛮人”的“蛮”。     

先秦文献中的"族"与"族类"观

中国古代的“族”字原指氏族军事组织 ,后具有了分类学意义 ,西周时期主要指宗族。随着国家组织的发展 ,血缘关系意义上的周氏宗族组织成为统治阶级力量 ,同族的观念也在国家形式的政治层面渐次扩大 ,中原“诸夏”为同族 ,蛮夷戎狄为“他族”。先秦文献中的“五方之民”是最具民族志意义的记载 ,“非我族类 ,其心必异”对“族类”关系的影响是一个方面 ,而以当时“中国”之“教”来教化天下的观念 ,则产生了“有教”则无“族类”之分的观念或事实。春秋战国时期的“族类”观与今天理解的“民族”具有渊源关系和内在联系。     

我们给谁画像,怎样才画得像?——从田野作业的真实性说起

第二个“遗产日”活动中,正是各地申报第二批“非遗”名录代表作期间,某院、校邀请两岸学者研讨“田野考察”相关问题。这真是抓住了目前“非遗”问题核心的研讨!但十分遗憾也不足为怪的是,仍然只摸了一下“核心”的鼻子,便“因时间关系”而浅尝辄止。既“浅尝”又不“为怪”,乃因眼下草草收场,已成学界相当普遍弊端之一,研讨以“时间所限”而浮皮潦草走过场已彼此彼此。根源仅为如今“研讨”之谓,多系关闭“工程”、“课题”中程序之一,实为“交差”并不真图探究。此一学术浮躁表现,实乃原体制性无序操作所致,学术不为促进学术只为行政管理…     

欧洲国家少数群体集体族群身份认定问题探析

“少数群体”的认定和承认问题,是和“少数群体”界定既相联系又有区别的一个问题。在欧洲,对“少数群体”成员个体身份认定,逐渐认同了“自我认同”原则。而在集体身份方面,欧洲通常采取国家认定或承认的方式。不过,欧洲国家在认定和承认族群集体身份时,门槛过高、缺乏“识别”过程、主观进行族群归类、添加一些附加条件等特征或不足。对此,有必要将“少数群体”的标准区分为“核心特征”和“外在条件”,将“在族群、文化、宗教或语言方面有异于主体民族”“表达了维护群体身份的意愿”作为认定或确定少数群体存在的“核心特征”,而将“公民身份、居住时长、人口因素”作为“少数群体”存在的外在条件。“核心特征”可以确定“少数群体”的存在,而“外在条件”则作为少数群体获得某种特殊权利或优惠的资格。