席勒传声筒和工农兵文学传声筒——兼析政治倾向文学和政治斗争文学

德国剧作家席勒的剧作,曾被马克思称作"传声筒",我国的工农兵文学,也被研究者称为"传声筒"。两者有着许多不同之处:前者是政治倾向文学,后者是政治斗争文学;前者传的是时代精神之声,后者传的是阶级之声;前者从个人感受出发,后者从宣传目的出发;前者显露,后者直露。但两者又具有某种相同的审美价值。从马、恩和毛泽东的不同态度中,又可以感受到"传声筒"的不同意义。     

"迷惘的一代"与"伤痕文学"之比较

"迷惘的一代"和"伤痕文学"这两个文学流派虽然出现在不同的国度,产生于不同的时代,但却有相似的创作背景和动机。"迷惘的一代"作家有各自独特的风格,他们的一些作品作为经典和名著而留存下来;"伤痕文学"由于思想性上欠深刻和艺术手法的幼稚,很少有作品作为经典留存。     

建安文学与“五四”文学

建安文学和五四文学都是中国文学发展史上的异数,两个时代文学发展的背景大体相同,作家的创新意识以及因此而出现的文体变革也有某些相似,但作家队伍构成不同、所处的时代不同,形成的自由主义倾向也有很大差异,建安文学倾向于个人主义,带有浪漫主义性质,五四文学则是爱国主义的现实主义。     

庄子和屈原之异同浅论

屈原和庄子都对中国文学和文人产生了巨大的影响。他们不仅有着高洁的人格,而且其浪漫主义文学的成就也达到了文学史的高峰。相似的生命困局、对“天”的探索、高洁的品性决定了他们文学的相似的一面。但是,作为人,他们又有着对立的一面。生命的不同“哀怨”、对“天”的不同结论、超越困局的不同方式又决定了他们文学的不同。本文从二人的经历、思想的相似与不同出发,研究他们文学的相似与不同。     

现实文学与传世文学

文中将大文学分为“现实文学”与“传世文学”两大类。前者采用口语书写方式,后者采用书面语书写方式,从而避免了对“文学”的笼统模糊的认识。现实文学与传世文学不仅书写方式不同,写作动机与写作手段亦不同。     

香港文学中的"沙田文学"

"沙田文学",广义系指香港中文大学师生共同创作的文学,狭义是专指70年代中期至80年代中期在"沙田"耕耘的余光中等五位作家所形成的文学流派.这五人非"会"非"帮"的结合,有共同的文学思想和创作倾向做基础.他们的中西学问造诣高,在学者散文方面独树一帜.这是中国自有西式大学以来少有的文学景观,在香港当代文学史上有重要的地位和影响.     

政治文学论

所谓"政治文学",就是反映与政治相关的生活,表达作者的政治意向,或参与政治斗争的文学,其核心就是文学与政治的紧密联系。它包括两种:一是政治倾向文学;二是政治斗争文学。中、西方政治倾向文学存在文化上的差异,而中国和苏联的政治斗争文学也有所不同。总的来说,政治文学具有它特殊的美学意义,当然也有审美上的缺陷。     

论清末民初文学翻译观的演进与文学翻译选材

我国的文学翻译早期,由于文学意识的不自觉,文学翻译的目的不是为了文学本身而是为了宣教启蒙,文学翻译选材较为盲目,缺乏系统性.随着文学翻译规模的不断扩大,特别是"五四"新文学运动以后文学社团的蜂起,不同的文学倾向被直接反映到文学翻译思想中,我国的文学翻译观出现了为人生、为艺术的转向,文学翻译选材也随之变得有选择、有计划、有主题,从而促进了文学翻译的繁荣和发展,为新文学的发展奠定了基础.     

在多民族文学研究中应当力戒两种倾向

在中国文学的民族性包容理念持有上,有两种人们习焉不察的偏颇倾向,即"视而不见"的倾向与"熟视无睹"的倾向,时常在我们各个民族的学人头脑里产生副作用,因而不能不引起注意。所谓"视而不见",主要是指在相互存有语言隔离机制的民族之间,看不到别民族的存在与成就。所谓"熟视无睹",则主要是指对使用同一民族语言文字的兄弟民族,觉得他们的文学既然跟自己用着一种语言一种文字,便不会再存有什么民族特质。我们应当在多民族文学研究中力戒这两种倾向。     

论拟超文本文学和超文本文学的交叉性

交叉性在拟超文本文学和超文本文学之中都有相似的存在,其表现在两个方面,即图文交叉与声像化转向,前者由文字造景和语图互文构成,后者则走向一种视听交叉的超媒体。这深刻地体现了拟超文本和超文本的内在关联,超文本并不是一夜之间突现的文学＂怪物＂,而是拟超文本历史积淀的结果。但两者的交叉性却又并不相同,从拟超文本到超文本发生了从静态向动态、单层向多层、平面向立体等多方面的新变,超文本因此而浸染着独特的＂机器诗意＂。     

艺文理性与中国现代文学史叙事格局

在中国现代文学的发生和发展中，一直存在着两种既有联系又有所区隔的发展取向。一种是从广义社会变革视角出发去透视文学问题和文学变革，一种是从具体文学问题和文学变革视角出发去看待文学与其他社会现象的关系。前者我们称其为一般社会理性文学变革倾向，后者我们称其为艺文理性文学变革倾向。在中国文学观念从传统向现代蜕变的背景下，这两种文学变革倾向的相互纠结和绞缠一直都存在，肯定中国现代文学发生和发展中的艺文理性变革倾向，发掘其存在的必然机制，不仅对什么是“中国的”现代文学认识有意义，也对重构中国现代文学史叙事格局具有一定启示意义。     

寻根文学形成的内生性和世界性

从20世纪70年代末到80年代初,中国文学在形式上经历了从社会主义现实主义的"伤痕文学"到马尔克斯魔幻叙事式"寻根文学"的过渡,这种文学形式的转变以及寻根文学的诞生,体现了新时期创作群体对社会认知的调整,他们试图寻求一个更好的方式来认知和描绘新时期的社会现实。在新时期文学进行自发调整的同时,诞生于拉美的魔幻现实主义,给具有相似社会困境的20世纪80年代的中国,带来了理解当时社会现实的新的认知方式,促生了寻根文学独特的魔幻叙事方式。在对魔幻现实主义进行本土化的过程中,寻根文学创作主体也进行着审美创造,赋予了现代主义和人类生存境遇问题以新的涵义,从而突出了寻根文学的世界性意义。     

透过“文学终结”看文学的未来

新世纪伊始,美国著名学者希利斯·米勒提出了"文学终结"论,在我国文学界掀起了轩然大波,赞同者有之,随声附和者有之,质疑的声音亦有之。"文学终结"论的提出,不只引发了中国学者对文学的思考与讨论,更让此观点的提出者希利斯·米勒陷入了困惑,一方面他认为电子传媒时代的到来,将对文学产生极大的冲击,文学将不复存在;另一方面他以自身的阅读经历为据,承认文学并未走向终结,它依旧有其独特的艺术魅力。米勒对待文学前后矛盾的态度促使我们重新审视文学,关注电子网络时代我国文学和文学研究所面临的挑战。在思考文学未来的发展走向时,意大利小说家卡尔维诺的《未来千年文学备忘录》说明了文学有其存在的特性和价值,启示人们以更积极的心态面对文学的现状、憧憬文学的未来。     

游戏的文学——以韩愈的“戏”为中心

裴度以"戏"批评韩愈文学的游戏倾向;韩愈征引经书,以"戏"来为自己辩解;柳宗元从"有益于世"角度为韩愈的游戏文学辩护."戏"在不同的语境中具有不同意味,与韩愈的文学创作发生着不同的联系.     

20世纪30年代“大众化”论争中的两种立场及意义

在20世纪30年代的"大众化"讨论中大致有两种倾向,一种倾向是以瞿秋白和创造社、太阳社成员为代表,另一种倾向是以鲁迅、茅盾为代表,这两种倾向之间的分歧,并非仅仅是认识上的差异,其实有一个立场的不同。前者把"大众化"仅仅看做推行、建立无产阶级文学的手段,因此显示出偏执和狂热;后者则坚持了五四新文学传统,因此显示出理智与冷静。鲁迅和茅盾的介入更像一味镇静剂和清醒剂,在"左翼"文学内部有力地遏制了过分"左"倾化的倾向,把论争拉回到更现实的层面上,增加了建设性,减少了破坏性。     

"海子神话"与"文学知识分子"心态

20年来,通过阐释及"过度阐释"海子,一些"文学知识分子"绵延述说着"海子神话".将海子视为"斗士先知"与视其为"心灵赤子",是"海子神话"中的两大基本倾向.上世纪末,"海子神话"的主要倾向是"斗士先知"论,以此呼应其时的政治文化骚动;进入新世纪以后,"海子神话"的主要倾向转向"心灵赤子"论,以此反抗商品社会中消费文化的压迫."文学知识分子"自外于民众和实践的"精英"立场,注定其介入现实、凸显自身的努力难有实效,"海子神话"的述说,显现出他们的雄心和激情、无奈和感伤.     

另一种抑制与遮蔽——当下文学与政治的关系

20世纪80、90年代以来,从文学史的重修到高校现当代文学教学,从创作到批评,从出版到文学活动,各方面都体现出一种过分推崇所谓"纯文学"、过分关注"闲适"类作品、而将带有一定政治功利性的文学给予抑制和遮蔽的极端化倾向。造成这种状况的原因,一是出于对以往政治压制文学的反拨,但矫枉过正;二是将政治这一概念作了狭隘的非科学的理解;三是先锋小说家们对"文学反映生活"的理解既有科学的一面,也有同样狭隘的一面。     

同是年轻的浪漫派──徐志摩诗歌与英国浪漫派诗歌比较研究之二

传统的外国文学批评认为，西方浪漫主义文学有积极的《active》和消极的《passive》之分，并因此将拜伦、雪莱和济慈划归前者，将华滋毕斯、柯尔律治和骚塞归入后者。其实，这是一种不够客观与公允的、只看作家的政治倾向而忽视艺术规律的划分；何况，当我们将徐志摩跟这两类英     

留学阵营的分化与中国现代文学流派的形成——以徐志摩与郭沫若的同名诗作《留别日本》为例

郭沫若和徐志摩作为中国现代文学史上最著名的两位诗人,为中国新诗的发展做出了不可磨灭的贡献。在中国现代文学史上,留日的郭沫若和留欧美的徐志摩代表着两种不同文学流派和创作倾向:留欧美派倡导自由与独立,留日派坚持激进和功利。留学阵营的分化直接影响着中国现代文学史上文学流派和作家群体的划分,迥异的越境体验和文化观念使得他们具备不同的基本风貌和独特的创作气质。留欧美学生的自由与独立和留日学生的激进与功利构成了中国现代文学史上的一体两面,代表着中国新文学发展中的两种传统、两副样貌,成为了中国新文学多元发展的支流和动力,他们分别以自己不同的创作观念和情感态度书写和创造着多元而有活力的现代文学景观。     

论陕西文学的地域特色及作家的个性张力

陕西地域的“三大板块”（陕北、关中、陕南）具有不同的民俗风情和历史文化,这里的文学亦各存异质,各显情态。陕西作家普遍看重自然与民风的关系,他们的文学创作明显地受到地域历史文化的影响,民俗风情充盈其中。在三地各具特色的文学景观中,作家的创作个性和风格又迥然有别。陕西作家文学信念坚定,各创其路,各扬旗帜,每个作家坚硬突出的个性张力使陕北、关中、陕南的三地文学乃至陕西文学都未能形成创作风格相似或相近的文学流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