民间生活的诗意建构——汪曾祺小说创作中的民间意识

里下河文学流派代表作家汪曾祺在作品创作中始终远离庙堂，与当代主流文化也保持着距离，驻足于民间这块自由广阔的空间里深耕。民间意识在汪曾祺的小说创作中具有重要地位，他的小说创作具有明显的民间地域特点，表现在小说中诗意的民俗风貌、诗意的小说语言、诗意的民间人物等方面，作品着力于营造出一种自在的民间生活形态，构建出诗意的民间世界。     

论汪曾祺小说的民间情结

汪曾祺复出之后的小说创作,通过对底层人物日常生活及民俗民风的描写,体现了其独特的民间情结和审美追求。汪曾祺以文学家特有的眼光,从民间生活中发掘美,进而欣赏美、弘扬美,表现出鲜明的情感价值取向。在时代政治环境及汪曾祺个人经历等多种因素的共同作用下,民间成为汪曾祺真正寄托心灵空间和追求个体精神自由的乌托邦。     

试论汪曾祺的创作观

汪曾祺是个衔接现、当代的作家,在创作中他立足于知识分子民间立场,为我们再现了一个真实的民间,在当代产生了深远的影响。本文从作家的创作立场的角度,对汪曾祺的创作观--知识分子民间立场的基本内涵进行了深入的分析,揭示出汪曾祺依据民间的道德伦理、生存原则去理解民间,进行创作的独特民间理念。     

试论汪曾祺的创作观

汪曾祺是个衔接现、当代的作家,在创作中他立足于知识分子民间立场,为我们再现了一个真实的民间,在当代产生了深远的影响。本文从作家的创作立场的角度,对汪曾祺的创作观--知识分子民间立场的基本内涵进行了深入的分析,揭示出汪曾祺依据民间的道德伦理、生存原则去理解民间,进行创作的独特民间理念。     

论赵树理民间立场的审美内涵

著名的中国现代文学作家赵树理,一生固守不变的民间立场让人叹为观止。他的民间立场,使他的创作为新文学的民族化和大众化作出了突出的贡献,寄托着作家的审美理想。赵树理"文摊"文学观、"问题小说"创作观和"大团圆结局"的美学观三个方面很好地体现了赵树理民间立场的审美内涵。     

论赵树理创作中的民间宗教思维模式

民间宗教是赵树理生活经验中重要而独特的一部分。他的创作借助民间宗教思维模式弥补了启蒙与民众之间的裂缝。由于民间宗教思维模式与正处在实施阶段的“革命”要求之间的重合,赵树理的尝试得到了“革命”的强大支持。而在对待苦难、判断权威、组织方式方面它们又存在差异,因此当“革命”开始叙述其成功经验时,赵树理的小说便受到了冷落。     

时代的政治要求与作家创作立场的恪守——赵树理建国后小说创作心态探析

探析了“赵树理方向”的内涵和实质，剖析了赵树理建国后在“时代的政治要求与创作立场的恪守”中艰难选择的创作心态，并指出赵树理民间创作立场的文学意义和对当代文学的启示。     

从《受戒》看汪曾祺小说的民俗美和诗化美

汪曾祺在80年代初发表的轰动文坛的《受戒》,带有鲜明的风俗画特色,真实而生动的体现了汪曾祺小说的创作特色:“小说中有诗的情调、散文的意境、有文人的雅趣、民间的世俗美。”汪曾祺在小说的题材、结构、人物塑造、语言四方面进行了文体的创造实践,创作出了许许多多带有民间世俗美的像诗像散文的优美小说。     

在默契与游离之间——论赵树理小说创作与赵树理方向

赵树理的创作与＂赵树理方向＂并非同一的,二者之间存在微妙差异。前者是作家生命经验和内在文化认同的体现,是由内而外勃发的自觉追求;后者则是意识形态话语阐释的结果,是外在的文化解读,源于一种求证的话语需求。因此,赵树理的创作与《讲话》之间是一种契合关系,而非简单的询唤与被询唤关系。艺术功利主义的创作主张与形式上的创新追求,使赵树理的小说恰好适应了意识形态话语的需求,因而被推崇为一种＂方向＂。现实主义的艺术追求使赵树理的艺术创作表现出＂不合时宜＂的游离,因而遭遇无所适从的尴尬。     

沈从文汪曾祺小说里的民歌

沈从文汪曾祺在小说中引用了大量民歌。沈从文用情歌高扬生命力量;汪曾祺用劳动歌和儿歌关注劳动者的生活。民歌引用反映出沈从文的保守性和汪曾祺的开放性,奠定了他们的作品的抒情基调和民间立场。     

浅析赵树理对人性自由思想的坚持

在＂政治话语＂占主导地位的＂十七年＂文学中,乡土意识与乡土情感在赵树理的文学作品中得到了淋漓尽致的挥洒。对日常口语及民间文学形式的妙用、对反封建主题的坚决、对人物命运的关注、对农村生活现实的理性把握构成了赵树理乡土情怀的内核,也是赵树理自觉坚持＂文学即人学＂,坚持人性自由思想的具体表现,对当下乡土文学创作具有重要的启示意义。     

俗世的温情--论汪曾祺小说的平民叙事立场

在知识分子转向“民间”的过程中,汪曾祺表现出了比他人更为决绝的姿态。平民立场的确立从根本上影响了他的小说理念、人物塑形及理想归宿。本文试图从这一评论视角出发,解读汪曾祺的小说创作。     

汪曾祺知识分子民间立场的当代文学史意义

汪曾祺是个衔接现、当代的作家,在创作中他立足于知识分子民间立场,为我们再现了一个真实的民间,在当代产生了深远的影响。汪曾祺知识分子民间立场中的人文追求、批判姿态以及民间化的书写方式,在当代具有承先启后的文学史意义。     

想像对现实的征服--赵树理"问题小说"内在结构探微

赵树理"问题小说"的内在结构由现实的世界和想像的世界两部分构成.现实的世界是为了提出问题,揭示现实的矛盾性,想像的世界是为了解决问题,突现主流政治的光明性.赵树理这一在文本中体现出来的鲜明的政治意识形态性正是在社会主义条件下对阿尔都塞意识形态理论的再创造他通过对现实矛盾与现实黑暗的理想主义超越,用意识形态的逻辑建构出一个想像的世界,以想像世界征服现实世界,来突显主流意识形态的巨大力量,最终使现实世界与想像世界达到和谐与统一.这一创作理路也在赵树理文本的艺术形式层面表现出来在人物形象塑造上表现出集体意象和个体群像统一的艺术特色,同时它的突显也造成赵树理文本中不可避免的创作缺陷.     

汪曾祺散文创作的民间性阐释

本文试从民间角度阐释汪曾祺散文创作的独特性及其价值和意义。     

论“问题小说”与赵树理的创作

在中国现代作家中,赵树理以善于写问题小说著称于世。他不仅明确地把自己的小说称之为问题小说,还在长期的创作实践中努力遵循这一创作主张,取得了一定的成就。可以说,问题小说的概括,大致上能反映出赵树理创作的特色。但是,长期以来人们对赵树理问题小说的研究是很不够的,不仅对此缺乏系统的论述,有的甚至还把问题小说与“赶任务”、图解政策混同起来,贬低了赵树理小说的价值。这种现象是不公允的。我们认为,恰当地评价     

异中有同的"通俗化"追求 --赵树理与张爱玲之比较

20世纪40年代处于不同政治区域内的民间作家赵树理和张爱玲,为了不同地域中读者的期待视野,选取了中国民间文化形态作为自己创作的价值取向,然而由于他们出身和生活经历的差异,致使他们接受了不同的中国传统文学文本影响,导致其艺术表现方式的不同.赵树理填补了五四新文学在乡村社会留下的巨大空白,创建了中国新的民间形式;张爱玲以现代意识提升了传统都市通俗文学的品格.     

自觉与委婉——赵树理绰号叙事的主题意向

赵树理的绰号叙事体现了作者体会政治脉搏、反映政治生活的自觉,但这种自觉不是一种简单附和与政治追踪,其不仅表明作者“为人生”的劝诫立场,同时还涵盖善意的包容以及狂欢化的情感态度。赵树理的绰号叙事既具有具体反映社会生活、民族风俗习惯心理的主题意向,同时还委婉曲折地融合了赵树理本人创作本能的叙事策略。     

冲突与怨恨:论赵树理小说的现代性体验

赵树理小说的怨恨来源于以下诸多冲突:创作方法和创作目的的冲突,文化立场和文化人格的冲突,民本立场与官本立场的冲突,社会功利与文学审美的冲突,革命话语与民间话语的冲突,农民立场与知识分子立场的冲突。赵树理的冲突是整个中国现代知识分子的冲突,赵树理的怨恨是整个中国现代知识分子的怨恨,中国现当代文化就在这种无尽的冲突与怨恨中呼啸前进。     

夹缝中的纠结——赵树理合作化小说的叙事话语分析

赵树理合作化小说创作的艺术得失,可以通过政治话语、知识分子话语、民间话语的不同价值整合中体现的权力等级结构的内涵分析得以审视.政治话语的规训与消解、民间话语的涵纳与拒斥、知识分子话语的顺从与反抗,以及三者之间的话语纠结造成的心态焦虑与艺术缺失,特别是人物形象新不如旧、艺术创作的水准滑坡的“赵树理现象”确实引人深思.