简议清朝传统军队裁汰、更新机制

经制兵与勇营是清王朝新军编练前的主要军事力量。在“兵民相分”的建军指导思想下,传统军队产生了许多弊端。其中尤以士兵的淘汰更新机制为明显。首先,传统军队缺乏必要的裁汰更新机制,导致军队中老弱羼杂,战斗力低下;其次,为提升战斗力,节省经费的裁并,又因为“兵民悬隔”而产生众多弊端;第三,在近代历次对外作战中,清朝一线作战部队都受到后备力量缺乏的影响。在清朝中后期国防形势日益严峻的背景下,清朝军队必须实行更为合理的裁汰更新机制。     

近代军人社群崛起与传统“四民”结构的整合──以晚清社会变迁为视点

中国传统社会自秦汉以下，基本上是土农工商与兵（军人社群）分立的二元社会结构，土为“四民”之首，商居“四民”之末，兵则连末也够不上，军人社群在正常情况下大都处于传统社会结构的边缘位五．近代以来，中国社会结构发生了剧烈变革，特别是近代军人社群的崛起和传统士人的边缘化，导致“土”与“兵”的角色的错动。近代军人进踞社会主干并扮演社会领导角色，通过兵与土农工商的社会契合，逐步形成了土农工商兵“五位一体”的社会新程序。这种深刻的变化，对近代中国社会历史发展无疑具有十分重大的影响。笔者就以晚清时期“兵”的角色…     

湘军军纪蜕变析论

本文围绕湘军的军纪问题,从湘军以理学治军与制造三次屠城事件这一矛盾入手,深入解析湘军军纪蜕变的内在原因。除了消灭太平军中坚力量、缺饷、主将泄愤等原因外,湘军屠城的关键在于理学治军难以维系。以理学治军根基在于湘军组建之初以诸生讨训山农的人员结构,但是,随着战争日趋残酷,湘军伤亡惨烈。兵员需求的迫切,迫使湘军的招募更为简化,招募对象则更为拓宽。咸丰七年以后,湘军主要招募老勇,甚至包括绿营兵和太平军的降兵。当老勇成为湘军主干,用诸生讨训山农的人员结构无法维持时,以理学治军的意识形态教化自然成为空论。此时的湘军与其他清军兵勇并无本质区别,缺饷少食时,官长只能以利驱之,以致出现屠城暴行。一支失去基本军纪约束的军队,走向末路实属必然,曾国藩主动将其裁撤反而是最好的选择。     

论湘军与湖南绅权势力的膨胀

绅士是一种介于官民之间,享有一定特权,影响地方文教风化的社会势力。在近代无论是举贡生员还是乡居缙绅(职官),凡获得封建法律所认可的身份、功名、顶戴,“无论出仕未仕”,一概属于绅士阶层。近代湖南绅权势力的膨胀得益于曾国藩创办的湘军。湘军是为镇压太平天国革命而应运产生的。短短数十年间,招募达数十万人之多。大批湘军将领由此而跻身于清王朝封疆大吏、枢府要员的行列;因军功而获保荐各类官职虚衔者,更是多得不可计数。但是由于湘军不是清王朝的经制之兵,即使在其存在期间,招募与裁撤也是比较频繁的。这样大量的军功人员,主要是保荐官职虚衔的人员,包括少数退职的显贵,不断地退归故里,加入绅士的行列。其数量之多,曾一度超过了作为绅士主体的举贡生员和离退职官僚,导致了咸、同时期湖南绅权势力的极度膨胀。绅士势力的膨胀,直接影响着近代湖南社会的变迁。     

论近代湖南绅士

近代湖南绅士是中国近代政治舞台上颇具影响力的特殊社会群体,曾国藩纠合失意绅士而组合成的湘军跨越省界,铁蹄所及“南至交趾,北及承德,东循潮汀,乃渡海开台湾,西极天山、玉门、大理、永昌,遂度乌孙,水属长江五千里,击柝闻于海,湖南兵威之盛,未有过此者也。”①不仅造就了下层绅士以军功显赫于世,而且也造就了大批军功绅士,从而突破了“湖南人物,罕见史传”的惯例,导致了在中国近代政治舞台上“吾湖南绅士之权力,其强盛实在诸行省之上”②的特殊现象。一湖南是中国的一个内陆省份,在民族迁移、融合的变迁过程中,由于湖南一直远离全国的政治…     

清末的新军与辛亥革命

一新军原起军队是国家机器最重要的组成部分,反动军队是保护旧制度最顽固的工具。满洲贵族早年凭借八旗和继起的绿营统治了中国,到后来,八旗和绿营日益腐败,他们为了镇压人民革命运动、继续维持其封建专制统治,对军队进行了多次变革。清朝军队的变革,据《清朝续文献通考》兵考二中说:“我朝定鼎中原,当时所用仅止八旗劲旅,而已无敌于天下;其后额设绿营制兵,多或六十余万,少亦五十余万,较之八旗,不啻倍蓰。乃粤匪、捻匪、川匪、回匪之乱,制兵竟不足恃,于是加饷挑练,而有练军;招募勇丁,而有湘军、淮军、毅军;及日本之役,练兵练勇又不恃,于是仿照西法添设新军,而有袁世凯、聂士成两军,及湖北之洋操队、江南之自强军。”这一段话,概述了清朝兵制变革的三个重要过程:一是前期的八旗和绿营,是代表清     

北宋“冗兵”析

北宋军队“衣食天子”、“不耕而食”,给国家财政造成极大负担,因而使“冗兵”问题成为引人瞩目的重大问题;由于士兵的职业化、终身化,军队有进无出,形成了一支由老弱残疾组成的非战斗兵种——厢军,是积兵成冗的基本原因。这一切正是唐宋之际土地占有关系和人身依附关系的变化在军事领域中的反映,是“兵农合一”的征兵制被“兵农分离”的暮兵制所取代的必然结果。透过北宋“冗兵”问题的种种现象,我们看到的是一种历史的进步。     

湘军兴起与湖南近代早期物质生活的演变

本文主要探讨湘军的兴起对湖南近代早期物质生活所产生的影响,其影响有两面:一是促进湖南传统物质生活得到繁荣,二是阻碍湖南物质生活的近代化启动。     

曾国藩统帅湘军的道德践履与人格魅力

湘军是一支针对绿营腐败进行军事体制改革而层层招募、层层隶属的军队．它虽然克服了绿营的许多弊病，却形成了各系各派和下级只服从直接上级因而难以统一指挥的格局。曾国藩作为湘军的最高统帅，之所以能对湘军指挥自如，主要是因为他在忠廉恕等方面的道德践履和因此而形成的人格魅力。     

关于“重振文学湘军”问题的综述

“重振文学湘军”是发生在20世纪90年代的一场文坛大讨论,讨论既对“文学湘军”的症候进行了多方面分析,又对如何“重振文学湘军”作出了全方位探讨。     

试论湘军时代湖南社会流动的模式与特点

湘军时代是近代湖南发生剧烈变动的一个极为重要的历史时期,社会流动是最能体现这一时代变动的社会现象之一。从流向上来看,这一时期的社会流动主要有五大趋向,平民通过科举考试上向流动为绅士,农民向军队流动为下层士兵,儒生从军由军功入仕,平民由"捐纳"上升至绅士或进入官场,等等。返归故里的湘军或在地方坐拥实权,或下向流动为帮会成员。这些与其他地区特别是沿海地区比较起来,体现出了鲜明的地域特色。     

湘军源起辩

<正> 上世纪五十年代太平天国运动期间,以曾国藩为首的汉族地主为了拯救岌岌可危的封建统治,编练了以所谓“守道君子”为骨干的湘军,成为镇压太平天国的主力。以后,练勇就逐步取代了制兵(绿营),导致晚清兵制的重大演变。所以,湘     

“湘军”概念的演变——以《湘军志》《湘军记》为中心

本文认为湘军定义的演变,大致经过三个阶段。第一,指代曾国藩以湘乡勇为基础创立的新军,湘军(或湘勇)中的湘是湘乡的简称。第二,经过《湘军志》的书写,湘军定义扩大为出身湘中的将领以曾国藩所创营制,招募湘中官勇成立的新军的总称。第三,经过《湘军记》的书写,湘军成了以曾国藩为领袖的湖南籍军官率领的军队的统称。     

近代我国军事地理研究方法管窥

清末顾厚焜所著《美国地理兵要》及姚文栋《日本地理兵要》等是我国近代科学地研究区域军事地理具有代表性的成果。而近代我国对军事地理理论和研究方法的探讨具有指导意义的著作则是民国初年军学编辑局刊印的线装三册的《兵要地理》一书。《兵要地理》未注出版年代,从书中《现时我国研究兵要地理之机关》所述“农商部”和“各省督军”可知,此书约成于1916年7月至1922年9月间①。在此时期,国内“护     

湘军与哥老会

哥老会向湘军的渗透哥老会刚产生时，不过是长江上游四川一带的地方性秘密组织，它之所以能迅速向长江中下游扩张蔓延势力，与湘军的存在有着密切关系。哥老会传入湘军，主要通过两条途径：（一）随湘军的招募而流入军营。王运《湘军志》：“哥老会者，本起四川，游民相结为兄弟，约缓急必相助。军兴，而鲍超营中多四川人，相效为之，湘军亦多有”①；车宗棠奏称：“鲍超籍隶四川，而流寓湖南最久，……所部多悍卒，川楚哥老会匪亦杂厕其间”②。李榕也说；“窃按蜀中尚有阳略会，军兴以来，其党多亡归行伍，十余年勾煽成风、流毒湘楚，而变…     

地方学者的“兵要地志”新论点

兵要地志是军队根据作战需要,对某一地区自然地理条件和社会因素的现实与历史情况及其对军事行动的影响进行综合论述和评价的一种参考资料。地方学者沈克尼在《固原师专学报》1991年第2期撰文《我国兵要地志源流概说》认为,“兵要”一词最早见著于史籍的是《左传》,“地志”一词始于西汉。而“兵要地志”之称在我国的出现和使用则在民国初年。文章以“兵要”与“地志”的考论为始,叙述了我国兵要地志由明代军事要地志的雏形,发展到清代末年的“地理兵要”,直至现代的兵要地志的历史过程。     

曾国藩军事战略思想初探

曾国藩以镇压农民起义起家,在近代中国具有多方面影响。就军事方面来说,他手创的湘军兵制开了后世兵为将有之先河,其军事战略思想也值得后人研究。曾国藩的军事战略思想,是在他多年从事的战争实践中,尤其是在与太平军作战的过程中形成的,是当时太平军的顽强抗争与清廷的猜忌干扰这一双重压力之下的产物,本文拟从曾国藩与太平军作战的历史出发,仅对其军事战略思想作一初步探讨。     

器道升替:中国近代进化论的历程

本文拟对中国近代进化论思潮由兴起到落退的历史过程，作一纵向的考察。这里借用中国传统哲学的范畴“器”和“道”来把握中国近代进化论思潮的涌来退去。一、由器而道：进化论思潮的形成“形而上者谓之道，形而下者谓之器。”进化论作为具体的自然科学知识，属于“器”的范围，然而它一旦成了宇宙社会的普遍规律，则进入了“道”的领域。进化论思潮形成于戊戌前后，就是由器提升为道的过程。中国近代中学与西学论争中的“道（体）器（用）”之辩，是进化论思潮涌出的前奏。甲午战争之前，作为自然科学知识传入中国的进化论，并未引起中国人…     

经世思潮与洋务运动

经世思潮与洋务运动周积明１９世纪６０年代，一场以“采西学”、“制洋器”、发展近代企业为中心的近代工业化浪潮在中国大地上兴起，其领导力量便是人们常说的洋务派。在这个复杂的群体中，既有执掌中央枢要和地方军政大权的官僚如奕折、文祥、曾国藩、左宗棠、李鸿章、...     

学术媒介与近代史学的关联——“古史辨运动”的兴起

“古史辨运动”的兴起这一学术史事件为观察学术媒介与近代史学的深层次关联提供了一个有代表性的案例。从学术媒介的角度来看,《与钱玄同先生论古史书》发表后引发的轰动效应,与《努力周报》良好的学术传播效果有关;在随后展开的古史讨论的过程中,《读书杂志》等报刊媒介又为“疑古派”取得讨论的胜利提供了诸多舆论上的便利;而当《古史辨》第一册刊发之时,朴社等出版媒介则为顾颉刚全力推销该书提供了很大的助益。总之,学术媒介在“古史辨运动”兴起历程中扮演了不可或缺的角色,而“古史辨运动”的兴起,不仅推动了中国史学的近代化进程,还扭转了近代史学的方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