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剩女”集合：国产电视剧中的女性刻板印象分析

长期以来,媒介塑造的女性形象存在着刻板化的问题,伴随国内传媒与女性研究的日趋成熟,媒介塑造的女性形象逐步多元,但荧屏中的女性刻板印象仍然屡见不鲜。这一刻板印象体现了在深层次里满足信息受众（男性）的男权中心主义倾向。欲改变这种现象,需要强化电视剧制作者的性别平等意识,确立女性视角,扶持更多女性编导独立创作,同时在运营上给予多面监测,发挥政府、媒介NGO等相关力量。     

文化“他者”的翻译:后现代哲学“他者”思维的启示

作为一种文化政治实践,后现代语境中的翻译对知识的再生产、文化身份的建构、全球文化地图的重构起着很大作用。在批判反思后现代哲学"他者"思维的基础之上,译者应该正确理解和跨越文化"自我"和"他者"的关系,包容文化"他者",加强文化互动和对话,努力构建一种"和而不同"的"间文化"局面。     

“光环幻想”与“妖魔推断”——美国大学生对中国的刻板印象

该研究以2007年在美国怀俄明大学的调查为基础,重点考察了美国大学生对中国的刻板印象.研究表明,美国大学生对中国人、中国社会及中国政府的刻板印象越来越负面.由于多种因素的叠加效应,美国大学生对中国人的印象具有“光环幻想”的特点.美国国家意识形态和民众的个人主义的结合,导致美国学生把中国政府推断为“妖魔”.研究同时表明,以往关于美国媒体“妖魔化中国”的推断存在逻辑缺陷,美国商业媒体在对中国政府的刻板印象上实际发挥了“去妖魔化”的作用.     

“母性”他者与东方“镜像”

在西方的文化想象中,东方被预设为与之对立的“他者”,被动地参与西方塑造自我和认证自我的过程,并成为后者建构其主体性所需的“镜像”。美国华人作家严歌苓撰成长篇小说《扶桑》,书中男女主人公之间的感情纠葛却对以上的模式进行了种族和性别上的双重颠覆。本文借用拉康的镜像理论作为分析起点,对以上过程进行了较为深入的挖掘。     

“自我”与“他者”的区分和混融——以香格里拉的族群关系为例

作为一个多民族聚居区域,云南迪庆藏族自治州香格里拉市,为族群关系研究提供了典型的案例。本文以当地普米族、藏族家庭庆祝火把节、春节等节庆的场景为材料来说明当地族群之间存在若有若无的边界。田野经验表明,香格里拉地区的族群关系具有两面性,一面是他们彼此之间在社会生活中表现出的混融,另一面则是不同族群在某些特殊情况下展现"自我"与"他者"的区分,而在更大的仪式场景下会整体呈现族群之间这种辩证的关联。总体而言,本文试图以香格里拉的族群关系为例来审视既有的族群理论以及族群性讨论。     

现象与政治：西方世界对中国的“他者”想象——兼驳郑国恩（Adrian Zenz）等对中国新疆的荒谬想象

以美国为首的西方世界中国“他者”形象的塑造,是随着自身的需要而不断变化的。随着中国的崛起,以美国为首的西方世界在采用“和平演变”方式把中国变为“我者”的企图失败后,为了遏止中国的崛起与发展,把中国变为“他者”,采用贸易战的方式进行打压。受挫后,竟罔顾事实,指使郑国恩（Adrian Zenz）之类的所谓“学者”,杜撰所谓中国新疆存在民族灭绝、强迫劳动等侵犯“人权”问题,其实质就是借打新疆牌,抹黑中国的国际形象,并最终达到遏制中国崛起的目的。     

基于“我者”“他者”的历史文化街区保护和发展策略

历史文化街区的保护与发展嵌入于快速城镇化背景下,历史文化空间与现代城市空间、社会文化变迁之间构成了深层的交互关系。以武汉市五大历史文化街区之一的昙华林作为研究对象,立足于学科交叉的基础上,综合旅游地理学、文化地理学、文化遗产学和心理学的理论,采用深度访谈、参与式观察和问卷分析的方法,基于作为“我者”的居民、经营者与作为“他者”的访问、观光、游学等活动人群的视角,深层次地探析中国历史文化街区保护与发展工作的现状与困境。研究表明:昙华林历史文化街区正在面临开发及宣传力度不足、市场秩序混乱、相关部分监管不力、建筑和空间已经无法承载当今城市生活等困境;昙华林历史文化街区发展对地方经济发展有拉动作用,对地方文化认同有激活效应;通过提高协同发展能力,满足“他者”的认知需求;着力完善基础设施,保障“我者”的生活需求;巩固文化核心地位,统筹“我者”“他者”利益,以实现历史文化街区的科学发展。     

《鬼吹灯》之“他者历史”书写现象分析

摘要：近年来《鬼吹灯》系列小说广受大众追捧。 《鬼吹灯》系列小说中存在的“他者历史”文本资源是这一小说之所以受到青睐 的重要原因。 “他者历史”创作及叙述主体的“他者性”与“他者历史”本身的经验性、碎片化是这一书写方式的重要特点。对“他 者历史”进行深入分析,揭示“他者历史”之所以成为《鬼吹灯》系列小说取得成功的重要原因,探究“他者历史”所具有的深层次 研究价值,全方位地认识“他者历史”的优势与不足,有利于为“他者历史”书写方式在以后创作中的运用提供借鉴,为“他者历 史”书写方式进一步发展完善提供正确导向,为以《鬼吹灯》为代表的盗墓类型小说的创作与发展指明方向,同时引起主流文学 界对当下文学理论的反思     

“他者”的域外之音——茨维塔耶娃回忆录《中国人》中“他者”形象分析

文章试图从形象的“想象与再现”、人物形象间的对话、形象的“自我内化”三个方面，考察茨维塔耶娃回忆录《中国人》中塑造的不完全等同于神话化和意识形态化的“他者”形象——中国人形象，重现“他者”形象的域外之音和其永恒的魅力。通过以上分析，我们以期能够更深层次地理解形象学的学理依据。     

台湾族群问题与“台独”势力的政治利用

族群问题是当今台湾政治生活中的一大积弊。每到政党竞选之时,族群问题就成为各政党争相操弄的选战工具。其中,以民进党为代表的“台独”势力对族群问题、尤其是原住民身份的利用最为明显和突出。“台独”势力对族群问题的政治利用不仅是出于其政党斗争的目的,更主要的是为其“去中国化”的“台独”目标服务。     

艾米莉·狄金森的反“他者”女性主义思想

艾米莉·狄金森并未真正受到女性主义运动及其思想的影响,但从女性主义角度考察她的诗歌。可以发现,女性身份、女性自我意识等在其名誉、死亡、爱情、婚姻等主题中均有明显体现,其创作抛弃了女性在男权社会中的“他者”身份,早已具有后现代女性主义的思想精髓。     

反观以成人：教育戏剧中的“他者”眼光

教育戏剧的他者眼光意指以他者视角看世界,具有虚拟和简化世界的特性。其教育发生的逻辑是以他者身份入戏、通过神入他者世界获取他者眼光、进而通过反观达成认识世界、他者和自我的教育目的。教育戏剧的他者眼光具有重要的方法论价值:转客位学习为主客互动、从文本学习增情境体悟、变孤独探索为共生共长、由客观评价到他眼反思,但也面临情感泛滥、角色混乱和相对主义的重大挑战。教育戏剧应将教育性作为首要特性,引入戏剧生成的第三个我来超越我在他和我之间的游离困境,并帮助学生在把控是非曲直的基础上,将戏中之理与生活之道融合起来,通过他者眼光实现个体的成长和丰满。     

列维纳斯“他者”伦理学与大学生责任意识培养

大学生责任意识教育是高校德育工作的重要任务。当代大学生的主流是积极向上的，但也存在着部分大学生责任意识薄弱甚至缺失的问题，法国哲学家列维纳斯的“他者”伦理学为解决该问题提供了一种可能的路径。研究梳理“他者”伦理思想，对于培养、提升大学生责任意识，将为他人尽责与为己尽责相结合，实现责任自觉，具有一定的借鉴意义。     

从拉康“镜像说”解读“他者”的含义

“他者”是西方文学理论中一个常见的术语，频繁应用在后殖民主义、女性主义和解构主义中。“他者”的建构源自对拉康的“镜像”心理分析，主要是研究驻康理论中‘‘他者”的多重阐释和“他者’’与言说主体的构建关系。     

他审意识与自审意识——“归来者”诗与“朦胧诗”情感内涵比较论

劫后余生的“归来者”诗人和“朦胧诗”人在各自的创作中都把“文革”作为他们写作的文化资源;基于不同的人生经历、人生信仰,相异的个体生命体验、生命意识,他们的诗歌塑造出不同的文革记忆。在对历史的价值判断上主要表现为他审意识和自审意识。在具体诗歌中主要体现为主控诉主题和寻找主题的不同;而使命意识和生命意识的差异则是这种不同的深层原因。     

他者、国家与自我:族群共同体建构的语境化表述——历史与现今陇南、川西北的(白马)藏族

从历史学视角看,"白马"作为指代特定的族群,其经历了现代"民族—国家"形成之前,汉人这一"他者"基于文化分野下的想象白马氐或羌及上世纪70年代"民族识别"语境下国家制度性建构(白马藏族两个历时性过程。究其本质,两者均为客位下的生成物,而非主位下的建构。但这一生成物却与村落语境中族群的自我建构相得益彰,共同构成了民族存在的共时性"镜像"或想象。     

“他者”与“自我”的危机——解读伊恩·麦克尤恩的《只爱陌生人》

英国作家伊恩·麦克尤恩的小说《只爱陌生人》中作为＂他者＂存在的女性处于＂失语＂状态或成为受虐狂,而作为＂自我＂存在的男性却身染＂女性气质＂或心理变态,他们共同陷入危机之中。通过分析女性＂他者＂与男性＂自我＂的危机,笔者认为以男性为主导的社会价值观最终导致两性的扭曲与不安,而小说表达出麦克尤恩对当代社会语境下女性,尤其是男性生存境地的忧虑。     

女性主义：“他者”的声音——浅议女性主义视角下的“他者”与“主体”

当代女性主义对“他者”与“主体”的探讨,对现实男权中心主义的统治来说无疑是一种巨大冲击,在哲学理论层面上,批判了支撑这一统治的主／客二元对立观念,揭示出父权制文化是造成女性歧视的社会文化根源,指出两性关系本身具有的二元性,并力图消解造成这一现象的二元对立的哲学思维模式,这就动摇了自近代以来的主体性哲学及其基础理性中心主义．从而为妇女的社会解放运动提供了理论基础。     

想象“他者”：中老边境地区排角人的身份建构与族群认同

生活在中老边境地区的排角人是一个跨境而居的人口较少族群,第四次全国人口普查识别为哈尼族。近年来,随着国家对人口较少民族的政策倾斜和扶持力度的加大,使得一个族群身份和族群意识本来较为模糊的群体开始进行广泛的社会动员,来拒斥国家已经划定的民族成分。他们通过制作大鼓、更改族称以及递交申请等社会动员与村寨实践,力图通过与国家的对话和协商来获得人口较少民族基诺族这个"想象的"族群身份。我们的研究将说明,地方族群为了获取更多的社会资源和族群利益,充分利用其社会、文化和象征资本,积极主动地参与到族群身份建构的运动中,从而形塑族群的文化传统与身份认同。     

“踏祖公”仪式与富川平地瑶族群的交互关系

仪式与族群存在交互关系，族群成员之间的认同感和凝聚力需要仪式来强化，仪式的展演和传承需要族群成员的共同参与，为仪式符号赋予特定的含义，否则仪式就失去了储存文化传统的功能。富川平地瑶古老的“踏祖公”仪式与富川平地瑶族群存在深刻的交互关系。一方面，富川平地瑶族群通过“踏祖公”仪式祭祀祖先和展演族群艰难的迁徙历史，使平地瑶间的族群认同感和凝聚力得以增强；另一方面，族群成员通过共同参与祭祀仪式，在仪式过程中用“踏九州”“盘王出游”等为“踏祖公”仪式赋予特定的、共同的民族文化内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