程颐评程颢：孔孟之后儒家道统的唯一传人

程颐认为韩愈尽管提出道统论,但他所阐明的儒家之道仍停留在形下层面,不足与佛道的形上思辨相抗衡。周敦颐、邵雍、张载虽皆汲取佛道思辨以重塑儒家伦理,但周子的诚本论只是价值本体论,尚未上升到宇宙本体论;邵雍与张载各视儒家道德为道本体或气本体的属性,还不是本体本身,儒家之道被纡尊降贵,故韩愈、周敦颐、邵雍、张载等俱非完整意义上儒家道统的传人。而程颢立足儒门,借鉴佛道,直接把儒家伦理奉为宇宙本体,在主张理本论的同时也有心本论思想,并以天理论道,这在儒家道统史、中国哲学史上具有划时代的意义。他还倡仁与万物一体、内圣外王等境界,初步完成其抗击佛道、重振儒家道统的历史使命,故被程颐等评为孟子之后道统的唯一传人。     

本立而道生:周敦颐"诚"学探微

周敦颐创立了"以诚为本"的哲学体系,"诚"既指天道,又涉及人道.在天道层面,他以"无极""太极"来"立本",充实了传统"诚"学中隐而未发的天道内涵;在人道层面,他对佛道二教的修养论进行了儒家式的改造,为"诚"之落实确立了以主静、无欲、知几、慎动为主要内容的工夫论体系.周子"诚"学使儒家形上智慧得以显豁,并为世人的日用常行指明了一种可供选择的儒家式道路,直接影响了后世理学家的理论创构,但也存在杂糅佛道因子、与现代价值存在一定冲突以及容易走向虚妄等问题.     

论王阳明的致良知说对儒释道三教的融合

王阳明的致良知说包括良知本体和致良知的工夫。王阳明借鉴儒释道的本体论和本源论,汲取儒门的良知本心说和佛教的心性本觉论,统摄万物一体、恬淡宁静和无住无滞等儒释道的意境,认为良知本体也即良知的本然状态是:万物赖以存在的根据,宇宙的本源,是非的标准,和合儒释道气象的儒家的新境界。受宗密顿渐观的影响,王阳明认为“良知之理需顿悟,良知境界需渐修”;他的内圣外王的渐修观主要是缘于儒家的提撕,也跟其受佛道的启迪有关。     

人何以成圣?——明清《濂溪志》中的周敦颐

在孔孟儒学中,圣人乃生而知之,不学而知,不学而能,天性纯然至善,完满自足。周敦颐主张"学以成圣",认为"圣可学",其要在"一","一者无欲也"。何谓"圣",圣就是"诚",与天地与本体合而为一。圣人之道,无非仁义中正,乃至公之大道。以"诚"为中心,周敦颐建构了一套缜密的圣学工夫论系统。士与贤通过立志、立诚、致中和、惩忿窒欲之工夫可上达圣人之道。周敦颐何以成为圣人?在明清八种《濂溪志》中,我们不仅看到了周敦颐自己的答案,也看到了宋代先贤自觉地把周敦颐纳入道统谱系,上承孔孟,下启二程,传《太极图说》《通书》与二程,重构儒学本体论与价值论,周敦颐被塑造为接续孔孟道统之圣人。自宋元至明清,周敦颐的圣人形象进一步被强化,也进一步被再塑造、再建构。     

双重视域下《通书》之“无为”与“诚”关系探析

“无为”是周敦颐《通书》中重要但易被忽视的思想之一：“无为”包含着“诚”的本体论映射,不仅是对“诚”之性质的描述,也是对“诚”之发用结果的阐释;作为修养工夫,“无为”亦继承了儒家原有的修养路径,其“有意之无为”与“自然之无为”的双重路径是普通人朗现“诚”这一本体、为圣成贤的重要工夫。同时,《通书》之“无为”虽然在表面上有着较强的道家哲学意味,但其与《老子》之“无为”仍有区别,二者对普遍化的仁义礼智与礼乐教化的态度不同,此亦反映了周敦颐的儒家立场及其“融道入儒”的学术特点。     

略论王阳明的道德本体论和工夫论

王阳明“良知”道德本体论和“致良知”工夫论主要来源于孟子和陆九渊的道德思想。王阳明对孟子、陆九渊的道德思想不是简单的继承而是进行了许多新的创造和发挥,从而将儒家的心性道德本体论和道德功夫论推向新的高峰。王阳明的道德修养工夫论是由他的良知道德本体论决定的,也是其道德理论的宗旨和核心内容。王阳明和朱熹的道德本体都共同具有主观性和客观性因素,不同的只是各有侧重而已。     

本体·心性·工夫——"北宋五子"到朱熹的理学范式建构

宋明理学是中国儒学发展史上继先秦子学、汉唐经学后的又一重要理论范式。相较于汉唐儒学,这一新范式的显著思想标识就是偏重形上之维和内圣之维的开拓,从本体论、心性论和工夫论等各层面深化儒家义理精神。就理学本体论、心性论和工夫论的建构以及理气心性的圆融而言,"北宋五子"和朱熹之学对儒家这一理论范式的建构具有奠基性的意义。邵雍的"先天之学"和周敦颐的"太极"说,是为儒家道德精神确立形上依据的一种重要尝试,代表着理学思想的滥觞,不仅如此,周敦颐的"诚"论还一改汉唐儒学宇宙论的铺排,开始了儒家心性本体化的思考,由此重新开启了儒家的"内圣"之维。张载的气本论哲学是儒家本体论建构的真正开端,而其划分"天地之性"和"气质之性"的主张则是理学范式下典范性的心性论成果。二程"自家体贴出天理",奠定了理本论哲学的基础,而其"性即理"的论说则昭示着他们对理学本体论和心性论的打通。二程后,朱熹通过注解"四书",建构了综合"北宋五子"、圆融理气心性的理学体系,而这也标志着儒家理学这一新理论范式的确立。     

周敦颐道德形上学之建构——兼与康德道德形上学比较

周敦颐与康德都有建构道德形上学的学术致思及其努力。但是由于各自学术致思的路径及所依持的学术资源特别是文化传统不同,周敦颐建立起了自己的"道德的形上学",康德却由道德形上学的建构出发走向了"道德神学"。或者说周敦颐建构起了一个"以诚为本"的道德本体论,而康德建构起来的其实是一个以上帝存在、灵魂不灭来保障绝对命令之普遍必然性的道德信仰论。周敦颐以诚为本的道德本体论是其"独契道妙"和深体《中庸》以"诚"言天道、人道,《周易》合天地论大化之真几奥义有机结合的学理确证。并通过诚之源、诚之立、诚之正、诚之用和诚之位五位一体的论证实现其精神建构。周敦颐以诚为本道德本体论的建构有着"破千年之晦塞,发义理之奥蕴",和为儒家德性主义伦理学提供道德形上学基础以及光大孔孟儒学的深远意义。     

孟子之“仁”本体论及其修养工夫论

文章提出,孟子是儒学“仁”本体论之完成者;“仁”本体论的理论实质即是先验道德主义,从而规定了孟子(儒家)之人格修养的先验主义工夫论;由此确立了儒家内圣外王之“内圣”路径,即所谓的儒学“道统”。     

学宗孔孟的阳明心学

孔子创立仁学是为了把流于形式的周礼安置在人心,他的仁是情和礼的统一,是儒家的道德总汇和境界的至极。王阳明创心学为的也是把朱熹的外在天理植根于心,他的心体是情和理的统一,是道德的汇总和儒佛道境界的融合。孟子提出本心说、尽心之道和良知说等,王阳明心体的一种含义便是心之本然意,王阳明也主张尽心,强调良知的主宰和评判作用。他还承袭了孔孟所倡的内圣外王的工夫论。     

《易》的发明与张载“太虚”气本之论

宋明理学的创生和发展是在与经学的具体互动中实现的;具体到张载来看,"太虚"的概念虽然在宋朝之前更为道家和道教所盛言,但是张载利用《易》之"幽明"与"形"、"象"诸说,最终将其内化为儒家体系中的一个重要概念,并成为驳斥佛老理论的重要依据。本文从确定"太虚"的意涵入手,进而具体分析张载对于《易》的利用与其发明"太虚"气本的关系,并以此为理学与经学之互动备作一解。     

经学理学化的意义

经学的理学化促进了经学的转型和儒学的进一步发展,提高了中国哲学的理论思辨水平.理学对经学的改造基本上适应了中国社会发展的要求,具有一定的历史必然性,并确立了以儒为主、融合三教的学术发展模式.这对于促进儒家经学及中国学术思想的发展具有重要意义.     

略论先秦道家的死亡本质观

儒道两家对于生命的认识有着本质的差异。相对于儒家死亡本质观的道德色彩，道家的死亡本质观则更具自然性的特征。从这个角度看，道家的死亡本质观包含生死命定、生死一体、生死物化这样几层含义。     

也谈“儒家能否开出民主”——接着李明辉先生的话来说

就李明辉先生申发的第二代新儒家＂儒家可以开出民主＂的观点进行辩驳,指出儒家政治思想的核心＂天赋等差＂与民主的基础即天赋人权思想有本质的冲突,因此不能从实践上导致所谓＂道德主体＂向＂政治主体＂的必然演变。同时,人并非仅是一个所谓道德实践主体,人类社会的构成及进步也并非仅是一个道德使然,新儒家从道德开出民主的观点与史实不符。但儒家对于中国的民主建设有所补益。     

两宋理学"发明"话语流变及其典型形态考论

"发明"备受汉唐儒者的关注,并逐渐形成了一系列阐释方法,因之而成为儒学阐释传统重要的方法论来源。"发明"受到了宋代理学家的普遍重视,并得到了进一步拓展。"发明"之于理学,虽然表征为不同的话语表达方式和阐释路径、方法,但就其目的性而言则具有共同性。两宋理学之"发明"因其涉及实践主体对于物理、义理、性理等问题的认知、体验和践履,因而具备了体验性、审美性、实践性等品格,也就顺乎自然地成为理学家诗人书写或者创作理学诗的重要表达方式。受到理学家"发明"诸方法影响而创作的某些理学诗类型,自然就具有了与文人诗截然不同的诗歌风貌。对两宋理学"发明"话语涵蕴与理学诗表达方式之关系进行考察,可为我们深入探讨中西方共同存在的"哲学"与"诗"的会通问题等,提供新的研究视域和研究方法,亦可为探讨新时期儒学创新性转化提供方法论的历史借鉴。     

玄学、理学本体诠释方法的内在理路

玄学、理学均是通过诠释儒道经典而建构起本体论学说的。为了建构本体论,玄学的经典诠释方法是本末论,理学的经典诠释方法则是体用论。一方面,玄学的本末之辨深刻地影响了理学的体用之辨。另一方面,理学的体用之辨解决了玄学本末之辨所留下的问题。理学家通过体用之辨的本体诠释方法,才真正完成了建构儒家形上学的任务。     

社会、心理与传统的文化整合——论宋代理学与文学的联结基础

理学与文学各有自身的发展轨迹,但是,在理学发生的宋代,统治者以“崇文抑武”为国策,笼络知识分子,广开科举,大倡尊孔读经,使儒学复兴成为宋代文化繁荣的核心体现。作为宋学核心的理学,其基本精神自然渗透于包括文学在内的意识形态各个领域。而时代性的人文文化氛围和理性思辨精神对宋代文人心理的浸润,进而铸就宋代文学的根本的文化性格。同时,传统儒家思想的表达,无不借助于文学的形式,儒家是先秦诸子中与文学关系最为密切的,因此,作为新儒学形态的宋代理学,在表达方式上也难以割断与传统儒学的联系。     

试论孙奇逢《理学宗传》的政治理念

与一般的理学史论著不同,孙奇逢在《理学宗传》中加入并且肯定了汉代学术成就等内容。这些内容本来并不应该出现在正统的理学史论著中。之所以如此,应与孙奇逢试图修正宋儒的政治理念有关。宋儒强调的是一种对抗式的君臣关系,而孙奇逢强调的是一种合作式的君臣关系,这在清初的政治语境中有其合理性。孙奇逢的政治理念在当时拥有不少支持者,并影响到他们的政治实践。     

论司马迁的自由经济思想及对儒道的态度

司马迁的经济思想以其自由主义的经济理论为世人所瞩目。对于司马迁的经济思想,学界多认为是来自于道家。本文论证了司马迁的经济思想应是源自于对孔孟自由经济思想的继承,同时分析了司马迁对儒道的不同态度。     

宋代理学与《春秋》学

宋代许多注经著作中已经渗透了理学思想,而理学家所阐发的内容也大多离不开经学。理学是经学演变的合逻辑产物,理学以经学为根柢,同时,理学又指导并服务于经典解释。具体到理学与《春秋》学的关系,则是包括《春秋》学在内的经学变古之风促进了理学的产生;理学在建立后,则又依傍《春秋》阐发义理,进而对宋儒关于《春秋》性质的认识、解经方式、内容诸多方面以深刻的影响,宋代《春秋》学最终完成了理学化的过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