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杀人犯罪被害人与刑事司法参与

杀人犯罪被害人是指因杀人犯罪行为而遭受直接侵害的自然人。杀人犯罪被害人参与刑事司法,具有重要意义和价值,其途径主要有量刑参与和刑事和解。此外,在被害人具有过错的情况下,其也以独特的方式参与到刑事司法程序之中。     

论犯罪被害人补偿制度

现代法治国家不仅要防止公民的权利受到侵犯,而且在公民权利受到侵犯后,要及时给予公正的救济。建立刑事被害人国家补偿制度,不仅是对被害人的救济,而且是对国家内涵更好的阐释。随着中国政治经济的发展以及对刑事诉讼的理性认识,建立中国的被害人保护制度是社会发展的必然。     

论无被害人犯罪及其刑事政策

无被害人犯罪是相对于有被害人犯罪而言的一种犯罪。无被害人犯罪应区分刑法学意义上的犯罪和犯罪学意义上的犯罪。在刑法学中,无被害人犯罪的内涵要素是违背伦理道德但法益侵害不明显;在犯罪学中,无被害人犯罪的内涵要素是违背伦理但社会危害性小。我们应当在对国外无被害人犯罪刑事政策进行反思的基础上,科学建构我国无被害人犯罪刑事政策,以保证有效遏制、减少无被害人犯罪。     

论被害人的宽恕

被害人宽恕,对构建恢复性司法具有重大的影响。宽恕能够消除愤恨,让生活得以继续。宽恕能够使被害人理性地对待犯罪人,与犯罪人重建一种新型的、建设性的关系。宽恕是刑事和解的基础,恢复性司法倡导合情、合理、合法的纠纷解决规则,迈向理性的和解。     

中西无被害人犯罪立法的比较研究

国外对无被害人犯罪的立法沿革呈现非犯罪化的趋势，但刑法典中仍保留了许多无被害人犯罪罪名。而我国刑法对无被害人犯罪一直持以谨慎的态度，更多地是作为行政处罚的范畴和道德领域的事。对此，本文对中西无被害人犯罪刑事立法政策作了深入的比较研究，并从“犯罪分层”、宗教与伦理、国家权力观几个方面对导致中西政策差异的原因作了透析，从中找到借鉴的价值与可行性。     

量刑中的被害人因素论析

犯罪人因素一直在刑罚裁量中受到极大重视,而被害人因素处于被忽视状态.作为一个关键性的司法环节,刑罚裁量应当考虑被害人因素,这既有理论根据,又有法律依据.量刑过程应当考虑的被害人因素主要有:被害人的过错、被害人的承诺和被害人的谅解,它们在不同角度不同程度影响刑罚裁量.     

论我国刑事被害人的控告犯罪权之完善

刑事被害人在刑事诉讼中不能仅仅成为国家追诉犯罪的工具,而应该具有诉讼主体地位,其权利应当得到保障。控告犯罪是刑事诉讼的起点,我国被害人控告犯罪的权利存在着诸多缺陷,不能保障被害人的有效参与。应当完善被害人控告犯罪的权利,保障被害人对刑事诉讼程序的有效参与。     

论公诉案件被害人当事人制度的完善

我国《刑事诉讼法》将被害人确立为公诉案件当事人,被害人与人民检察院作为“共同原告”履行控诉职能,这在理论和实践中都暴露出许多问题。德国附带诉讼制度允许被害人作为附带诉讼的原告人而非公诉案件本身的当事人参加公诉,具有合理性。借鉴德国的做法,我国应增设刑事第三人制度,让被害人作为刑事第三人参加诉讼,并赋予其相应的诉讼权利,从而有效解决被害人在公诉案件中的参诉问题。     

论刑事被害人经济救济法律制度的系统化

刑事被害人经济救济法律制度系统化的意义在于满足刑事被害人利益诉求、构建和谐社会、改善刑事司法环境、落实公民宪法权利以及履行相关国际义务.相关部门应当综合运用刑事诉讼法、商业保险法、社会保障法等各种法律手段,建立加害人赔偿、责任保险、社会救助、社会保险等多元的经济救济法律制度体系.     

恢复性司法视野下的被害人承诺制度研究

传统刑事司法认为犯罪是需要给予报应的针对国家的行为，犯罪必须接受惩罚，惩罚表达了社会对犯罪的谴责和对正义的追求，并且也可以用以威慑犯罪人和其他企图破坏社会规范的人。支配传统刑事司法的刑事政策是报应性和惩罚性的。恢复性司法是一种崭新的解决纠纷的方式，被害人及其亲友、整个社区都被认为是犯罪行为的受害者。最为典型的恢复性司法运动就是所谓“被害人—犯罪人和解”或“被害人—犯罪人调解”。恢复性司法运动最初主要适用于未成年人犯罪，现在则开始扩大至成年人犯罪，并且由最初仅仅适用于轻微犯罪、财产性犯罪向现在的严重犯罪甚至暴力性犯罪扩展。由此引起了刑法理论界对被害人问题的关注。     

论刑事未成年被害人救济体系的建构

刑事未成年被害人遭受不法侵害后,往往得不到有效的赔偿,其合法权益难以得到有效维护。为了解决这一问题,许多国家对此都作出了努力,构建了多元化、系统化的救济模式。致力于建构和谐社会的中国,也应顺应这一潮流,根据我国法制现状,构建以被告人的赔偿为基础,国家补偿、司法救助和法律援助并行发展的多元化的被害人救济机制。     

“被害人有证据证明的轻微刑事案件”法律适用问题研究

本文对“被害人自诉案件”法律运用中“轻微刑事案件”的范围以及“被害人有关证据”、“证明”、“轻微”等条件进行了探讨,并就“被害人自诉案件”公诉转自诉程序提出构想。     

也谈我国公诉案件中被害人的权利问题

我国现行刑事诉讼法赋予公诉案件被害人以当事人的法律地位并规定了一系列诉讼权利,但总体看,被害人所享有的诉讼权利不仅与同为诉讼当事方的被告人相比显得薄弱,而且与其当事人的法律地位也不匹配。被害人并不是完全意义上的当事人,不享有完整的当事人的诉讼权利。     

浅论我国刑事被害人补偿救助制度的建立

加强对刑事被害人保护，建立国家补偿救助制度是当今世界各国刑事司法政策的趋势。我国在此方面还存在缺陷，因此有必要根据我国的实际情况，从三个方面构建起刑事被害人补偿救助制度：首先，将其纳入社会救助体系；其次，要建立起社会救助、法律援助和司法救助相互协调、衔接的机制；第三，要制定一部具有中国特色的《刑事被害人补偿法》。对于补偿法的制定应注意以下几点：以社会主义制度为基石，民主为基础；体现以人为本理念和国家责任理论；体现公开正义和人道救助原则；注意针对性、宽泛性和可操作性。     

风险刑法视域下的经济刑法立法走向

刑法应积极回应而非回避风险社会带来的风险,为推进实现刑事法治贡献其力量。就风险刑法视域下的中国经济刑法的立法而言,其立法走向应是扩张式而不是紧缩式。经济刑法的立法基础在于刑事政策的导向性与部门法之间的关联性,通过风险与危险犯的经济刑法的扩张性立法路径,确定经济刑法的范围、厘清经济犯罪的类型,更加理性地调控刑法介入经济行为的限度,以实现法律之安定性;对不同类型的经济犯罪采取不同程度的扩张性立法,提前介入、及时惩治,使其具有可操作性。     

从诉讼的公正性论刑事被害人的权利保护

诉讼的公正性,就是要既保护被告人的合法权益,又保护被害人的合法权利,两者不可偏废。如何才能做到保护好被害人的合法权利,必须从法制的制定到执法的理念来进行全面的分析和完善。     

刑事被害人社会保障制度的时代意义

我国对刑事被害人的权利保障存在重大制度缺失.建立刑事被害人的社会保障制度是在诉讼程序之外实现人权保障的重要方式和有效控制犯罪总量的重要途径，既有助于实施宽严相济的刑事政策，又可全面恢复被害人的受损权利。     

论公诉案件被害人上诉权的功能

我国现行刑事诉讼法虽确定了公诉案件被害人诉讼当事人的主体地位,但没有赋予其上诉权.本文认为被害人上诉权具有纠错、防错功能,安抚、说服功能,平衡利益关系功能,保障司法终局性和权威性功能以及维护司法统一适用等功能,被害人上诉权的功能决定了赋予被害人上诉权之必要性.     

轻微刑事案件侦、捕、诉联动机制构建

侦查机关与检察机关既有诉讼职能的一致性,也有职业思维与能力上的差异性。侦查权应然层面属于行使公诉权的检察机关,而具体实施侦查权的主体则应当多元化。在现有刑事诉讼体制不做大的修改之前提下,侦检关系的务实抉择是构建切实可行的侦、捕、诉联动机制,以使轻微刑事案件办理既符合诉讼效率的要求,又不偏离公正的轨道。     

体育竞技伤害行为初探

体育竞技伤害行为是体育竞技活动中最常见和多发的冲突类型.由于体育竞技领域素来有“行业自治”的传统,因此对该领域的法律介入,特别是刑事法律的介入存在很大的现实困境.因此对体育竞技伤害行为性质的认定,对于刑法介入具有十分重大的现实意义.本文认为,体育竞技伤害犯罪可以包括故意型和过失型,具有与普通伤害罪相比较为显著的特征.对于造成一定危害结果但不具有社会危害性和违法性的伤害行为,根据正当化行为理论不构成犯罪.