跨界族群非物质文化遗产互动的特点及和谐价值

跨界族群非物质文化遗产互动具有即冲突又合作的特点。我国是一个跨界族群众多的国家,随着族群非物质文化遗产互动的日益增多,其在促进地区稳定、推动国际交往与合作等方面的和谐价值也日渐体现。在当前构建多族群国家社会和谐的过程中,充分研究跨界族群非物质文化遗产互动的和谐价值,最终达到社会和谐就显得尤为重要。     

非物质文化遗产语境中的民族艺术——以贵州长角苗衣饰艺术为例

在文化遗产保护中,艺术的价值总是被一再强调,非物质文化的保护几乎成为对艺术表演及艺术品的保护,许多文化遗产被当做“艺术表演”和“艺术品”被关注、交易、肢解.不可只从艺术形式和表面状况关注文化遗产对象,必须重视其背后内在的完整性和统一性.“艺术表演”与“艺术品”原本是属于某一社会或族群的“技术产品”和“文化符号”,具有特殊“族群—地缘—时间—知识—技术—符号—权力”系统的专属性.从贵州长角苗艺术的案例中,可以认识到其艺术与其文化之间的关系.     

论麻山苗族《亚鲁王》遗续的“道—相—技—法”

日本、韩国以“无形文化财产”“人间珍宝”的命名方式,以特色的语言、特别的知识、特有的经验、特殊的智慧、特定的表述来归纳、建构、保护、传承本国的文化遗产。现实情境中的中国非物质文化遗产遗续的“道—相—技—法”存在多种面向,“多元”的非物质文化遗产的遗续特点组成了“一体”的中国非物质文化遗产体系。亚鲁文化作为麻山苗族人族群认同与维持族群边界的文化表现形式,从“道—相—技—法”多向度地融入麻山苗族民众的生活,形成了麻山苗族《亚鲁王》“生生遗续、代代相承”的遗续体系结构。     

地域社会史研究中的族群问题——以“潮州人”与“客家人”的分界为例

饶宗颐教授在倡导潮学研究时,实际上把“潮州学”的研究对象定义为潮州地区的人文现象,而非与“客家人”相对应的另一方言群体(即现代所谓讲“潮州话”的人群)。这样的论说,蕴含了有关地域划分与族群分类关系的深刻的方法论意义。实际上,一直到20世纪40年代为止,“潮州人”从来没有作为一个与“客家人”相对应的概念被使用;族群问题的核心是文化或“教化”,而不在于血统。与“身份”和“认同”有关的社会心理内容,在关于移民社会的研究中具有重要的意义;“客家”或“福佬”作为“族群”存在和繁衍的缘由,并不在于其自然意义上的“血统”的正统性或纯洁性,而是植根于语言、民俗等文化方面的基础;所谓“族群”的认同,实际上是“文化”的结果。饶先生所表达的有关族群分类的观念,是以对地方社会历史变迁的高屋建瓴的把握为基础的。     

法国语境下的民族理念及其价值导向

[提要]作为政治共同体的法兰西民族的建构强调“公民民族”的理念,主张共和主义的价值取向,由此在诸多层面上极力淡化自身与其民族成员的“族裔”属性,但这并不能否认其现实中客观存在的诸多少数族裔群体及其所谓的“民族问题”。在当代法国社会中,其民族构成主要包括两大范畴的族群,即本土族群和外来族群,他们在不同程度上分别被“剥夺”了作为少数族裔的主体性存在。与之对应,法国所面临的民族问题也表现在两个层面——以地区主义运动为代表的本土少数族裔问题和以移民为代表的外来族裔问题,两类民族问题的存在从不同角度、不同程度上表明,法国的“共和主义”原则在应对和治理其日益多元的社会现实方面具有结构性局限。     

论刚性立法与自组织规则对人口较少民族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之可能贡献

人口较少民族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既要刚性立法予以指导和控制,也需关注维系、嵌入非物质文化遗产自身的民族心理、民族认同等,通过自组织规则的补正功能,在人口较少民族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方面做到“刚柔并济”。相关立法对人口较少民族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的贡献应体现在保护的法律理念、法定范畴的本土化、法律机制的整体构建、单项遗产及类型遗产立法等方面。自组织规则通过调动和发挥自组织优势,加快人口较少民族族群的自治立法,唤起并强化这种民俗团体共同的“归属感”及“主人翁”意识,以自觉促进非物质文化遗产的抢救、保护、传承与可持续发展。     

多族交互共生的仪式景观分析——贵州黔中跳花场仪式的人类学考察

在中国西南民族地区,不同文化背景与社会形态的族群之间存在着一种“分而未裂、融而不合”的交互关系与共生状态.贵州黔中地区半边山河谷的“跳花场”活动正是这种多族交互共生关系的仪式景观,其所再现的“互补性分化”与“对称性分化”的社会机制及其确认的神圣灵力之“他性”与“不可让渡”的文化逻辑,使得一个多族杂居的地方能够在族群互动的历史过程中完成多种社会的互嵌融合、实现多元文化的并置对接.     

侗族“款”文化遗产旅游资源的发掘构想——以贵州三穗款场为中心

［摘要］在北部侗族地区,随着鼓楼、花桥、侗族大歌等侗族标志性符号的丧失,人们逐渐失去了族群记忆的文化依托。三穗款场是整个侗族地区唯一明确以“款场”作为地名的的乡村集镇,承载着侗族北部地区侗人对款文化的全部记忆。以三穗款场为中心,建立“款文化空间区”,对款文化遗产资源进行深入发掘与保护,必然会推动侗族旅游文化产业的发展,唤醒北部侗族地区日益淡漠的族群认同意识,从而促进地区文化与经济的共生与共荣。     

日常生活中的“族性”--关于民国时期甘孜藏区汉人移民的社会学考察

以民国时期甘孜藏区的汉人移民为研究对象,从历史社会学的视角,对这一群体的职业构成、社会地位及身份认同等问题予以考察,并对其背后的动力机制进行探讨。研究发现,在日常的民间交往中,无论是移民群体,还是本地族群,其“族属”意识都处于“自在”的状态中,与血缘、地缘、职业、阶层等其他与“身份”相关的因素交织在一起。汉人移民在本地社会的地位更多地与职业、财富等因素相关,而与“族属”关系不大。同时,汉人移民的“本地化”与本地族群的“汉化”是同一个社会进程的两个方面。对于迁移时间较久的汉人移民来说,他们对居住地的“地域认同”可能会超越“族群认同”,而构成其行为选择的主要逻辑。     

理性与情感共存 ———读巫达的《族群性与族群认同建构》

随着全方位的世界一体化时代的到来,人们的迁移和交流早已摆脱了“跋山涉水”的境遇。在大都市,来自全球各地的人们一起工作生活;在“边缘化”地区,由于政治经济等原因形成的各个族群由此所带来的族群性和族群认同问题,已成为人类学、社会学界所关心的重要课题。在中国,对少数民族的研究长期以来基于“民族”这一概念的基础之上。     

场域•视语•认同： 竹枝词的西南少数民族图像空间

[提要]民族的图像空间呈现是竹枝词特有的一种空间叙事方式,其以视觉语言为文化符码来展演可视的西南少数民族。竹枝词的民族图像空间以“可视的语言”为视觉形象的媒介形式,对西南族群的盘瓠神话、跳月对歌、节日庆典、婚丧礼仪等仪式场域进行展现。在“同化”视野下对西南族群进行服饰、发式、秉性、形貌等种族特征的视语建构,呈现为以视觉语言解码破译与编码转译的西南少数民族文化符码。与跨界想象、族群边界、社会历史文化语境及社会结构互动中演进形成认同的根源,建构了中华民族共同体意义上的“西南少数民族形象”。     

现代化与族群关系的互构问题探析

现代化作为最为响亮的时代口号,对差异化的族群结构进行改造,并塑造了一种同质化的社会结构.作为一股强大的外部压力,通过促进族际交往,接受共同规则建构了一种有别于传统族际关系的非压迫性的族群间共有身份.从此,依靠现代化,促进共同市场和共同经济生活成为各国解决族际关系的优先选择.然而,现代化所带来的高度同质性未能保障族群关系和谐的“长治久安”,现代化引发的新的不平等成为和谐族群关系的新威胁.因此,在互构过程中,以族群关系为出发点,探索现代化的重塑成为必然.     

论裕固族个体身份的基本构成

每一个族群都有一套区别于其他族群的个体身份认定制度,通过这一制度族群内的个体从降生之日起便被赋予了特定的文化身份,并在随后的社会实践中被赋予特定的社会身份。这种个体身份认定制度是同一族群关于自身和世界认知结果的表述,同时也是构成族群认同的基础。通过分析裕固族个体身份的基本构成,我们获得的不仅是这一民族对自我和世界认知的结果,而且从根本上回答了关于这一族群“他们是谁”、“他们从何而来”这样根本性的问题。     

明代赣南的社会动乱与闽粤移民的族群背景

明代闽粤流民、流寇在向赣南流移、落居的过程中，因其“无籍之民”的社会政治处境和“化外蛮夷”的族群背景，与当地土著发生了剧烈的族群矛盾和社会冲突，造成严重的社会动乱。其结果是对当地里甲体制和社会生活、生产秩序产生重大冲击和破坏。     

盘瓠神话与“社会崇拜”文化现象

盘瓠文化反映出“社会崇拜”的性质。以原始思维为特征、以社会政治结构和力量为内容、与自然崇拜同质的文化现象即是社会崇拜。文章从阶级社会初始阶段的社会特征,从盘瓠神话的性质、盘瓠族群的族源和社会历史状况等方面加以确证,对盘瓠族群的社会历史和文化心理,作出独到的理解和阐释。“社会崇拜”概念的提出,对破译人类社会的某些文化现象,提供了一种新的视角。     

NIMBY：当族群遗产遭遇国家与世界

族群遗产对于该族群而言绝非仅仅是日常生活中存留下来的遗留物,更为重要的是,这些遗产承载了族群内部成员的情感依托、知识与信仰,由此促成了族群成员对于本族群的认同,而这一认同也成为族群遗产保护的关键所在。然而,今天在“国家遗产”、“世界遗产”的申报热潮中,族群遗产不可避免地在国家与世界层面被动员与调动,由此引发了以“遗产”为中介,族群同国家与世界两股力量的遭遇与碰撞。针对这类问题,文章特别强调了族群遗产向“家园遗产”的回归。     

非物质文化遗产旅游开发研究的社会评价

［摘要］非物质文化遗产的旅游开发是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增值、传承的创新性手段,也是诸多学者研究的主要领域。为了了解“非物质文化遗产旅游研究”的现状、问题及发展趋势,文章在CNKI数据库基础上,以2005至2012年“非物质文化遗产旅游研究”的文献为范围,运用文献计量学的社会评价方法,对非物质文化遗产旅游开发的相关研究内容进行评估,提出了关于“非物质文化遗产旅游开发研究”的结论与建议,以期为非物质文化遗产旅游开发实践提供一些理论上的参考。     

清水江流域苗族古歌的伦理观与社会规约

苗族古歌为苗族古代经典,作为无文字社会的口传经典不同于文字的经典叙事,苗族古歌具有民众性、日常性和表演性。清水江流域苗族古歌不仅反映了清水江苗族的祖先记忆、族群历史,而且是苗族生活的指导性原则,其“开亲歌”和“苗族贾理”即为苗族伦理观和社会规约的经典性口传文本。清水江流域苗族古歌主要从苗族的家与家族、人与自然的生态伦理和人与人的社会伦理、社会规约等方面规范着苗人的日常生活和行为准则,并模塑清水江苗族的经济社会结构。现代化以来苗族经济社会结构的转型带来了苗族伦理观与社会规约的变化,苗族行为准则的“文本”开始由口传经典转化为国家法律与制度,苗族古歌也从“日常生活”状态转化为“非物质文化遗产”的“文本”形式。     

左江花山岩画与壮族文化研究综述

左江花山岩画是壮族先民的伟大文化创造,是中华民族的重要文化遗产,也是全世界、全人类宝贵的文化遗产。文章从左江花山岩画与骆越族群的文化渊源、文化内涵、艺术特征和价值、对现当代文化发展影响等七个方面总结分析左江花山岩画研究取得的成果,有助于深化对左江花山岩画的认识,进一步阐发其对人类社会的普遍价值,以作为申报世界文化遗产的理论支撑。     

少数民族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中的政府角色——案例分析：“黄家医圈”现象和沈阳首届清文化节

在我国少数民族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上，政府的行为和角色具有特殊的社会意义。在“黄家医圈”案例中，政府扮演了一个有限的被动的角色，但在功能意义上，却为民间传统医学的商业化发展提供了宽松的环境；但在“沈阳清文化节”的案例中，政府的决策程序和经济动机却在客观上制造了一起引发族群主义意识形态冲突的公共事件，这显然与政府促进国家建构和社会整合的意愿相背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