永嘉学派的解《易》进路——以薛季宣、叶适为中心

永嘉学派的代表人物薛季宣、叶适都很重视<易>.他们对<易>之地位与成因的回答、对"道器"关系的解决、崇阳黜阴的主观选择等都突出了永嘉学派解<易>的不同进路.     

永嘉学派事功思想的建构与当代价值

对永嘉学派的事功思想,相关学者基于不同立场、视角有不同的认识。涵盖义理、经制二维,行本于仁义而功见于实事当是其较为完整准确的阐释。周行己、郑伯熊为永嘉学派事功思想之开创者,后经由薛季宣、陈傅良、叶适几代学人持续之学术耕耘,永嘉学派事功思想体系渐趋完善。叶适之后,学派走向衰微,后又于晚清重振,而无论衰微或重振,皆与学派之事功思想特质息息相关。永嘉学派事功思想为“温州人精神”打下了厚重的底色,是当代温州经济社会发展背后的文化命脉,对当下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创新性发展与创造性转化具有重要的启示。     

“二度抽离”与南宋浙东学派崛起的问题意识——以乾淳之际吕祖谦的思想动向为个案

余英时在《朱熹的历史世界》一书中以"二度抽离"批评现有的宋明理学研究,在历史学界和中哲史学界引起了轩然大波。本文试图从南宋浙东学派的早期领袖吕祖谦在乾道九年至淳熙元年间,就薛季宣《墓志铭》和《伊洛渊源录》的取材问题与朱熹发生的思想碰撞,分析这一碰撞的实质就是南宋前期程学(包括朱熹)在发展中出现了"二度抽离"的动向,而南宋浙东学派则试图扭转"二度抽离",由此展开了一系列学术实践,并与朱熹发生了直接或间接的辩论。本文尽管不认同余著对"二度抽离"始作俑者的认定,但认为"二度抽离"实为认识南宋思想分野的线索。     

论水心辞章之学的大众化和异化

当永嘉学派在南宋晚期日益衰微时,叶适及永嘉学派的“永嘉文体”并没有被排斥出科场场域。水心辞章之学在朱学成为显学之后,仍然能够不绝如缕地传承下来,这就是从永嘉学派到永嘉文派的演进发展过程。其中陈耆卿、吴子良、舒岳祥、戴表元、车若水等在这一水心辞章之学的大众化和异化过程中扮演了主要角色。     

薛季宣《未央宫记》与汉长安城未央宫

南宋永嘉学派宗师薛季宣撰著的《未央宫记》一文,收录在薛氏文集《浪语集》当中。由于《浪语集》在后世流传稀少,清代考订长安城宫室建置的学者,没有能够利用这篇文献。文章对《未央宫记》的文字内容做了初步校勘,在此基础上,指出薛季宣撰述此文,本来是出于应对博学宏词考试的需要;进而又指出,恰恰是由于博学宏词考试对博学的要求,促使薛季宣广泛搜集并认真考辨相关记载,比较清晰地展现出未央宫内各项建置的总体构成状况,表述了西汉长安城未央宫区内部的各项建置,在学术史上和史料价值方面都具有特别意义。虽然考古工作者已经在汉长安城未央宫区发掘了很多重要遗址,但要想作出更为全面准确的复原,仍然需要充分利用文献记载。     

笔开象外精神:郑伯熊与永嘉学派

郑伯熊是叶适所构建的永嘉学派传人之一,并自此开始成为历代永嘉之学传承谱系中的关键人物。人们很少去追问这一历史人物是否足以符合学派谱系的构建需求。为了理解叶适之所以要标举郑伯熊这样一个人物,我们需要通过叶适来观察郑伯熊,以此体会叶适构建该人物时的依据与想法。叶适在叙述郑伯熊时所预构的人物类型、后人对郑伯熊的师承与个人行为有意识地进行地方化确认,以及叶适所提炼出的郑伯熊的思想主旨,最终使其成为永嘉学派人物传承谱系中的重要一员。同时,区域性学派构建中所包含着的地方认同和价值偏向也定义出了永嘉学派。     

论永嘉学派与朱子学派的分歧

把是否对制度建设感兴趣、是否重视礼学作为永嘉学派与朱子学派的核心差别未免过于表面化。永嘉学派首先着眼于制度设计的合理性,至少在形式上,永嘉学派维护了制度原则的独立性。朱熹认为为学根本在“理会自家身心”,制度设计的原则也不可能独立于天理。这种分歧的思想上的实质源于双方的道、法之辩。朱子侧重“法”自“道”出,法是派生性的,而道是第一位的,因此所有实践的重心应放在求道;永嘉学认为,理学的“道”与制度自身所具有的制度理性———“法”,是互相独立的,对道与法的追求并不必然是时间先后的问题,二者在士大夫的实践中应该是交织在一起。到了叶适,则以“内外交相成”之论把这一思想发挥到了极致。     

试论永嘉学派的活动方式——以陈傅良门人集团为中心

永嘉学派的活动是以导师和门人为主体展开的。本文以陈傅良门人集团为个案,讨论了永嘉学派的活动样式主要包括了出版著述、书院建设、学术论辩、外出游学,其中尤以学术论辩为重要,并比较朱子学派的活动样式,探讨永嘉学派衰落的内在原因。     

叶适易学哲学体系管窥

南宋永嘉事功擘派的集大成者叶适信守象数、义理兼顾的治易方法,在疑古思潮的浸染下,秉承了薛季宣、陈傅良等人所倡导的道不离器观,对一些道学家将“形上”、“形下”机械割裂的观点进行了反驳,以《象传》、《象传》为基点,并假以前贤学说,形成了独特的宇宙本体论和发生论,提出了“形上”与“形下”合一方能谓之“道”的独特观点,主张理论与实践相结合的践行观,营构了一个较为完整的易学哲学体系.     

从永嘉文体到永嘉文派

"永嘉文体"是指在南宋陈傅良、徐谊、蔡幼学、叶适等温州籍进士影响下形成的一种新型文体,它实际上是北宋古文运动在南宋的重续.内容上,永嘉文体以经史结合为基础,偏重于阐明经制之学,喜论历朝成败得失之由.风格上,行文气势壮阔,议论辨洽宏博.文学精神上,积极入世,文章为时而发,由历史、经术而指向时事,经世致用之意很强烈.永嘉文体的实践者们有鲜明的写作指导思想,强调和讲究写作技法.其兴起之因有三:绍兴时的科举改革,客观上为韩柳欧苏等人一脉相承的文统和伊洛学说的结合留下了发展的空间;一个政治上的温州群体已经形成;吕祖谦等人对此文体的高度肯定和扶持.永嘉文派是受永嘉文体影响而形成的散文流派,大致可分为三期:早期(1165～1195,乾道、淳熙、绍熙年间),主要以温州士子为主体,代表性作家是陈傅良;中期(1195～1224,光宗、宁宗朝),代表性作家是叶适,作者群体扩大到两浙地区;理宗朝以后即永嘉文派晚期(1224至宋末).儒家文化的基本性格、科举应试的异化、永嘉文体最擅长表达的内容已不适应时代等,是永嘉文派最终退出历史舞台的原因.     

钱玄同对康有为经学思想的承继与超越

钱玄同一方面受康有为经学思想很大的影响,对《新学伪经考》也多有誉美之辞,而另一方面二人所走的并不是一条同样的道路。可以说,康有为是近代的今文经学家,近代今文经学的集大成者;而钱玄同则不泥家派,超越今古又超越经学,是埋葬经学、变经学为史学的一个功臣。分析认识钱玄同对康有为经学思想的承继与超越,对于认识康有为和钱玄同的经学思想,以及中国近代经学的发展走向,有着重要的意义。     

论俞樾的“因文见道”思想及其学术风格

俞樾是晚清著名经学家和经学教育家。他继承了乾嘉汉学实事求是的精神,"因文见道"是他治经治学的基本原则,他强调对儒家经典的训释要尊重古人、原本经典。"以疑存疑"、"大胆致疑"集中体现了俞樾治经治学的态度与风格。     

关于汉代经学的若干思考

经学是指以儒家六经为核心的一套理论体系,主要包括价值观念、思维方式、人格追求等,其主要载体是儒家的政治哲学、历史哲学和人生哲学.经学形成并定型于汉代,先秦无经学.汉代经学分为古文经学、今文经学和谶纬之学.古文经学和今文经学的根本区别是历史观、价值观和经学方法论,而非书写方式.汉代经学促成了独具特色的文化守成主义的形成,重视守成、尊重传统、在守成中开新的文化传统,是随汉代经学的形成而形成的.汉代经学的形成,与政治家和思想家的合作传统的形成过程相一致;促成了孔子地位的帝王化、符号化;大大提升了儒学和儒生的地位.     

李商隐的经学背景考论

李商隐创作的一翼深深植根于经学的土壤之中。其家庭的经学教育传统、青少年时代的经学教育和仕进道路上的经学考试,都显示出他具有良好的经学背景。     

唐代啖赵陆的《春秋》学

中唐啖助、赵匡和陆淳的《春秋》学的主要思想和特点体现在尊经贬传思想、对尊王思想和义理的阐发、疑传和疑经、会通三传与直寻解经四个方面。这四个方面相辅相成、互相统一 ,构成了他们一致的经学思想 ,体现了与前人不同的治经趋向 ,具有经学转向的意义 ,对后世产生了深远的影响。     

宋代理学与《春秋》学

宋代许多注经著作中已经渗透了理学思想,而理学家所阐发的内容也大多离不开经学。理学是经学演变的合逻辑产物,理学以经学为根柢,同时,理学又指导并服务于经典解释。具体到理学与《春秋》学的关系,则是包括《春秋》学在内的经学变古之风促进了理学的产生;理学在建立后,则又依傍《春秋》阐发义理,进而对宋儒关于《春秋》性质的认识、解经方式、内容诸多方面以深刻的影响,宋代《春秋》学最终完成了理学化的过程。     

经学的神学向度与博士经典性格的消解

在政治和权力的驱动下,汉代经学逐渐释放出影响政治的学术能量.被汉代政治所役使的汉代经学博士,在自我润色的经学传播过程中,不自觉地趋向繁琐的经学阐释.纬书和图谶伺机侵入经学的道统之中,为倾听神意的统治者所利用.特别是白虎观会议,踊跃于神学救赎的汉代博士将谶纬置于"国宪"之中,确立了经学的神学地位,为东汉政治涂抹上了神秘主义的色彩,汉代博士的经典学术人格被消解,呈现了神学依赖的倾向.     

试论隋唐时期《论语》学衰落的原因

隋唐时期,《论语》研究无论是在数量上,还是在质量上较前代都有所下降。主要原因在于,在统一经学的旗帜下,统治者垄断了经典话语的解释权;鼓励诵读的科举制度以及以古为上的学术观念,限制了经学的发展空间;崇道尊佛政策的实行,也在一定程度上冲击了儒家经学的地位。如此的学术观念,如此的考试制度,如此的宗教政策,奢望儒家学术有大的创新与发展是不可能的。因此,经学衰落了,《论语》学也衰落了。     

三国·蜀经学发展考论

三国是一个经学式微的时代。与魏国和吴国相比,蜀国经学更见衰落。然而,经学作为一种理论形态在蜀依然存在,并且缓慢地向前发展。通过钩稽现存史料,蜀国经学学者十二人,经学著作十五种;学术渊源既有师承今文经学,也有师承古文经学,还有师承融合今古文之经学;经学特点以今文为主,多元并存;经学发展由鼎盛走向衰微,由一元走向多元。     

东汉熹平石经平议

东汉政治衰败,使太学与经学的地位降迁,造成今文经空挂官学之名的形式化命运。桓、灵之际宦官掌权,朝政污浊,士人进路堵塞。党锢之祸更使士人集团丧尽元气,兔子杀戮、禁锢者群龙无首,于日暮穷途只能重又折回已经形式化的太学。这些分别是熹平石经刻立的远因和近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