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愤怒的写作到虚伪的活着--余华创作的后现代叙事策略

余华1980年代的创作以“愤怒”的写作显示了先锋文学的挑战性姿态,其1990年代的创作以幸存者的言说表达了虚伪的“活着”的人生关怀;从“愤怒”的写作到虚伪的“活着”构成了余华创作的后现代叙事策略。     

“U”型结构——论《文城》的叙事结构兼及余华的创作历程

余华的《文城》由两个故事组成,其各自形成心理层面上不同的“U”型结构。两个叙事结构因相似对称而成的“U”型图式又反映了余华创作的走向：从“残忍”和“温情”的身份书写获得社会认同到《兄弟》的“争议”和《第七天》的“滑铁卢”,形成余华的创作与被评价的“共振”历程。这个“共振”的“U”型结构中可以看到余华的写作历程和构成“创作共振”的因素,一定程度上可以管窥余华在未来文学写作情感上的转向。     

暴力与温情——试论余华的先锋小说

余华是先锋小说的代表作家,他在20世纪90年代创作的小说依然是读者和文学批评家所津津乐道的对象。基于后现代话语支配下余华写作思路的起承转合,从消解人物和暴力叙述两个角度回顾了他在先锋小说创作时期对文本结构和内容的突破,并从暴力与温情的张力中彰显余华小说写作的当代魅力。     

论余华小说中的兄弟关系

余华小说中罪恶、血腥、暴力等等成分为大多论者高度关注。然而,其小说中的兄弟间关系的表现方式与成因如何,它们又是如何随着余华小说创作不断发展成熟?它与余华的创作思维和人生观有何关系?一直被人忽略,故值得深入探究。     

试论余华作品的文革叙述

一个人的童年记忆很大程度上决定了他成年后的写作方式,甚至影响到他的写作方向。出生于1960年的余华,童年和少年时期是在文革中度过的,文革的潜在记忆对他的创作产生了很大的影响。本文通过对余华作品的解读,探讨余华作品中潜在的文革记忆,即叙述的方式是回忆与想象,叙述的主题是暴力死亡与温情苦难,叙述的风格是冷峻与狂欢。     

余华“文革”言说的三重视界

“文革”对60年代出生的余华的创作产生了重大的影响,甚至决定了他今后的写作方向。在余华不同时期的作品中我们都能或多或少地感受到“文革”的阴影。余华对于“文革”的言说,因其创作理念及叙述姿态的变化而呈现出先锋——民间——大众等不同的视界。     

论余华创作主题的演变及其原因

余华创作主题的演变经历了三个时期:表现爱与美时期,表现仇恨与残酷时期,展示希望与苦难并置时期.其转换的原因首先是余华受到西方文艺潮流的影响,引导余华创作的作家在不断变化;其次是随着对真实性追求的不断深入,他对真实的判断标准发生了变化;第三是市场经济对文学创作的影响.     

论余华成功的三个因素

余华之所以能够在文学创作上获得成功,有多方面的因素。其一,余华对文学非常热爱,有着很好的文学天赋,表现出超乎常人的自学及感悟能力,其作为“优秀的读者”的品质在对外国文学作品的阅读过程中体现得淋漓尽致,能从阅读中得出独特感受,并与自己的创作结合,为己所用,这是余华能够在较短时间内有所突破的关键所在。其二,余华在创作之初就表现出坚定的创作自信,他坚信自己可以通过努力在创作上有所作为,并克服重重困难,为之不懈探索。其三,余华的成功还与其生活的社会时代及个人经历密不可分,其创作生涯中的几次“幸运”经历在其成名过程中也发挥着重要作用。     

余华的文学真实观与其创作转型

先锋派代表作家余华的创作生涯经历了两次明显的转变,第一次是上世纪90年代从先锋创作向传统现实主义的回归,第二次则是进入新世纪后,即《兄弟》《第七天》创作时期,由现实主义向现代写实主义的逐渐过渡.余华在不同的创作阶段显示出了不同的写作风格,在他"迂回式"的创作之路中,有一条主线将他各时期所做的不同尝试一以贯之,这条主线即"接近真实"的创作原则,余华的转变、坚守和突围都是为了更加自由地接近真实.     

富有创新精神的叙事——论余华小说叙事内容的转变

当代作家余华用他的生命历程进行着创作,以冷静的思考成熟于自己写作当中,以他最具有原创性、不可替代的余华叙事给文坛带来了一片刺人眼目的风景,引起了人们的关注.余华80年代早期作品多以暴力和冷酷为显在内容,以独有的感觉方式和叙事来探索和提示人类生存中的某种真实,用不动声色的笔调展现一幅幅残酷阴郁的世界,饱含着对人性恶的愤怒和焦虑.而到了90年代以后余华却以迥异的叙事内容继续书写着他对生存命题的深层思考,表现着他与众不同的创新精神.     

论我国高校的管理特色及其法治化建构

我国高等学校经过60多年的发展,在管理体制上形成了自己的特色,这种管理特色在促进我国高等教育发展方面发挥了重要的作用。但由于我国政治、经济、历史和传统文化的影响,高校的这种特色管理还存在诸多问题,制约着我国高等教育跨越式发展。必须在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理论体系的指导下,着力提升高校党委的法治能力,积极推进高校章程建设,努力培育现代大学法治文化,以建构具有中国特色的高校法治制度。     

试论法律移植的主体

本文在明确法律移植主体问题既是我国法制建设和社会发展的需要 ,也是法律移植秩序化和我国法律体系完整性要求的基础上 ,从狭义的法律移植角度和宽泛的法律移植角度对法律移植主体构成进行阐述 ,认为法律移植主体应依法拥有法律移植权 ,而法律移植权属于立法权的范畴 ,故法律移植主体应具有专属性。就我国法律移植的现状而言 ,我国应尽快在法律中明确法律移植权的归属 ,使法律移植主体合法化、规范化     

信息定义之我见

科学界定信息范畴,必须着眼于本体论,着手于认识论,并使二者相辅相成。从认识论视角看,信息是物质在相互作用过程中表达出来的内在逻辑的时空序,表现为实体态信息、运动态信息、基因态信息、反应态信息和思维态信息等五个层次。从本体论视角看,信息是标志物质间接存在的哲学范畴。信息与物质具有对等性,信息是全面的、浓缩的,是潜信息与显信息的统一。     

民事诉讼证明责任分配规则实证分析

由于我国当事人取证能力的薄弱,法官倾向于将客观证明责任转化为主观证明责任来加以使用,笔者得出客观证明责任的重要性更多地体现在对当事人在诉讼过程中取证方向的指引。而由于我国证明责任分配规则在法律中规定的极为不明确,导致二审改判率的上升,因此笔者主张在实体法的制定过程中,要注意将证明责任的分配规则规定得更为明确,给法官以明确的指引。     

论基于教育服务观的教师教育质量评价

学校教育质量管理活动的最关键环节是学校教学质量评价,只有通过质量评价才能促进学校教学质量的提高,从而持续保证学生全面、和谐的发展,这种评价不同于诸如高考之类的选拔性评价。因此,根据"教育服务观"和现代学校教师职业的本质特点,我国学校教学质量评价必须实现两个根本性的转变:一是在评价对象上的转变,即以学生为主要评价对象转变为以教师为主要评价对象;二是在评价方式上的转变,即侧重评价"结果"转变为侧重评价"过程"。     

试谈人类学理论中的实践理论——以布迪厄《实践理论大纲》和萨林斯《历史之岛》为例

客观主义与主观主义似乎一直是社会科学领域无法调和的两个极端,在人类学理论中,这二者就表现为“结构”与“能动性”的对立,由此引发了许多学术争论。为了寻找这二者的契合点,以便在它们之间建立起辩证关系,布迪厄著《实践理论大纲》一书,使用并发展了“惯习”“场域”“实践”和“能动者”等术语,建立起了一套实践理论。萨林斯也是实践理论的代表人物,他著《历史之岛》提出了实践的变化会以一个不同的方式带来系统变迁的模式,从而把二者还原成认知问题、既有的认知图式和偶然发生的事件之间的结构关系问题.提出了“并接结构’’等概念进行阐述。     

论2014年《蒙特利尔议定书》对1963年《东京公约》的修订

鉴于对航空器安全及机上人员财产安全的关切和对遏止机上非循规与扰乱行为的关注,经数年努力,修订1963年《东京公约》(即《关于在航空器上犯罪和犯有某些其他行为的公约》)的《蒙特利尔议定书》于2014年4月在国际民航组织主持召开的国际航空法外交会议上审议通过。该议定书在适用范围规则、刑事管辖权规则与飞行安保员规则等三方面对《东京公约》作出重要变更,其努力值得肯定。然而,对议定书与《东京公约》的对比分析和对议定书约文本身的详细考察均显示,议定书对《东京公约》的几项主要修订尚欠成熟,且存在不容忽视的问题与缺陷,势必影响其目的的实现。《蒙特利尔议定书》对《东京公约》的修订并未取得令人满意的效果,其生效前景也不容乐观。     

科学自主性与科学素质传播

科学的自主性是科学发展规律最重要、最突出的表现,是科学赖以生存和发展的根本。对于科学的自主性,只能因势利导,合理利用,不能弃置不顾甚至恣意妄为。漠视乃至违反科学的自主性无异于摧残科学。科学自主性思想缺位的科学素质传播是不全面、不深入的科学素质传播。然而,多年来在历史唯物主义的框架下,物质生产对科学的动力作用得到强调,科学的自主性受到了一定程度的遮蔽。进而造成了在科学发展的实践中,轻视和违反科学自主性的现象时有发生。因此,应当引导公众逐步树立科学具有相当自主性的意识,当前在我国,科学自主性思想的传播工作十分重要和紧迫。     

论法治实效

法治必须追求实效,法治建设如何取得实效是理论和实践界面临的重大课题. 目前相关研究已经实现了从法律实效向法治实效的跨越,已经从定性走向量化研究阶段. 皮尔斯的实效主义思想可以为法治实效理论及实践提供借鉴,实践、实验、检验是法治实效得以实现的三个重要方面. 中国法治建设客观上成效不佳,法治实效研究尚需深入推进. 法治评估既是检验法治实效的方法,也是提高法治实效的一条重要路径. 法治评估应贯穿法治建设全过程. 在法治评估的研究和应用中,要特别强调切合实践、运用实验方法,并保证公众参与.     

法官阐明界限的理论与实证分析

法官阐明的目的决定阐明适用的范围。以发现真实为目的,法官阐明可以仅适用于辩论主义和处分权主义的领域;以防止诉讼突袭为目的,则将法官阐明扩张至职权探知领域。在兼顾两个目的的前提下,法官的阐明可以分解为辩论主义领域的阐明、处分权领域的阐明、职权探知领域的阐明和法律观点的阐明。法官阐明的界限不可能由立法作出明确的规定,只能倚重判例的不断累积呈现出一个依稀可见的大致轮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