洞穴比喻的三种解释方案及其一般方法论原理——以海德格尔的解释为重心

对于柏拉图《国家篇》中"洞穴比喻"这同一经典文本,哲学界的三种典型解释方案,即教育哲学、政治哲学和形而上学哲学的解读方案,分别提供了不同形态的解释结果。支配着这一解释格局的力量主要在于三种不同的一般方法论原理,即文本重述与分析的、语境论的和创造性诠释的。这三种方法论各有特色,而对于经典文本展开真正具有吸引力和竞争力的哲学解释,在传承和运用某种主导性的方法论时,须更加自觉意识到其他解释方法原理的某种合理性与可适用性。     

再论律师法与刑诉法的冲突及全国人大常委会的裁决

重述发生于十年前的律师法与刑诉法冲突具有方法论意义.全国人大法工委的提案答复存在合法性质疑.传统的"上位法-下位法"、"特别法-一般法"、"新法-旧法"等冲突解决框架无法解决所有冲突.全国人大与全国人大常委会并非同一机关,基本法律与非基本法律不能作为划分法律效力位阶的标准.法律冲突的本质是法律适用的冲突,归根到底要在个案中进行价值权衡.在形式层面,通过对立法法第94条进行体系解释使得全国人大常委会获得了对包括律师法与刑诉法冲突在内的法律冲突的裁决权,并依照宪法第62条第11项规定接受全国人大监督.实质层面,通过历史解释和目的解释排除律师法的规定,从而适用刑诉法.     

法治理念下"服从"与"创造"的司法定位——对法律解释方法论的反思与重构

司法者在司法过程中的任务就是要把抽象概括的法律运用到具体特定的个案中,然而无论法律制定的多么周祥,它与纷繁复杂的现实生活也不可能天然吻合,在立法过程中被立法者浑然不觉的法律自身的漏洞、歧义、冲突、矛盾,无论其潜伏期有多长,迟早会在司法过程中暴露出来,司法者必须借助于某种技术来弥合它们,这就是法律解释.[1] 一、法律解释的必然性分析——问题的提出 从整个国家权力制度结构的原初设计上来看,法律解释并没有受到高度的重视.马克瓦德就曾经问道:"解释学是一门艺术,即从文本中得出其中没有的东西.问题在于:既然有了文本,还要法律解释干什么?"[2]但是.司法实践的发展却使得法律解释的重要性与必要性不断被人们发现.     

论法律话语理论从德沃金到哈贝马斯的演化

为了超越实证主义和客观主义的法律解释,德沃金坚持认为,必须把基本的权利原则作为具体的法律实践的引导,只有这样,我们才有可能正确和适当地制定和应用一种法律.为此,德沃金要求建立一种基于"整体性原则"之上的法律话语理论.但由于坚持了一种"真理符合论"的立场,他并没能对法律话语理论的本质做出正确的解释.为了走出法律话语理论的误区,哈贝马斯提出了一种建立在"真理合意论"之上的法律话语理论.     

法治经济的理论表达:规范视域的经济法学体系

经济法成熟的标志是已建立一套具有稳定性和适应性的法律规范体系。问题导向的经济法研究范式揭示了经济发展的制度需求,对经济政策进行了制度性解释,取得了显著成就,但也造成经济法学体系的"法律空洞"。在法治经济要求下,必须建立引领和规范经济运行的经济法规范体系。以规范为基础的经济法学必须对已有理论进行系统化的规范性解释,为经济法规范体系的建立奠定理论基础。为此,必须言说经济法学总体论、结构论、功能论的解释体系,对经济法的制度背景、制度构成、制度实施进行体系解释。     

从《论语》中的“己”看孔子的主体性思想

在<论语>思想体系当中,"己"是"仁"的逻辑起点,"敬"、"信"等构成了逻辑过渡性的范畴.目前存在的对<论语>当中的"己"的解释,带有主客体思维和对象思维的倾向,"己"进一步被分裂为"公心"和"私心",并成为一个需要加以限制或否定的对象.这一对<论语>中"己"的解释具有一定的创造性,补充了<论语>未曾明确说明的哲学内容,揭示了"己"包含的深层的哲学义理.但在另一个方面也忽视了"己"所包含的超越他人和自我二元对立性的规定性.孔子追求一种超越主体问矛盾的主体性道路.     

美国法律解释中的新文本主义

美国新文本主义解释是在反对法意解释的基础上诞生的.它强调法律文本的自治含义,并辅之以结构解释理论,促进了美国法律解释方法论的复兴.但是,只有将该理论和其他解释方法结合,才能达致解释的真谛.     

"后现代主义"与中国先锋作家的技术操作

20世纪80年代中后期,马原、苏童、余华等青年作家创作了一大批显示后现代主义特征的先锋(又称"后新潮")小说.他们醉心于文本技术操作实验,用形式构成论置换内容本体论,从而颠覆了传统小说规范,并以此表明其对世界的理解和表达方式.其形式革命对以后创作的影响是深远的.     

唯物史艰原生形态结构新探——《德意志意识形态》第一卷第一章《费尔巴哈》新解读

关于马克思唯物史观基本结构,学界曾流行的三种观点是:以<政治经济学批判>序言为依据的苏联社会基本矛盾解释论;以<共产党宣言>为依据的我国过去倡导的阶级斗争模型、暴力革命论;俄国普列汉诺夫的社会结构"五项因素公式"论.而我们认为:<德意志意识形态>的<费尔巴哈>章是探索唯物史观最初内在结构的比较全面的文本,它的四个大束手稿的主题揭示了唯物史观原生形态四个层面,即研究起点论、历史发展论、矛盾动力论和社会结构论,且各大小束手稿之间内容有相互重叠、相互补充.     

立法行为合法性的法哲学分析

理念论、实证论、语用论三种哲学观奠定了自然法、法律实证主义、法律商谈论三种立法主张.自然法关注的是法律的内容,合法性的法律必须和道德相符合；法律实证主义关注法律的形式,合法性的法律必须通过“承认规则”的检验标准；法律商谈论关注法律的程序,合法性的法律必须是全体公民通过商谈参与制定的.形式、内容和程序都只是法律合法性的必要条件而非充分条件,形式、内容和程序三者的统一才构成完整的合法性法律.     

刑法司法解释方法论——寻求刑法司法解释的客观性

刑法解释方法一直是刑法解释学中的核心课题。在刑法解释方法中,文义解释方法作为传统的解释方法之一,其承诺法律自身中存在客观性,只有严格按照语义进行解释才能保证刑法解释的客观性。目的论解释方法主张对刑法条文的解释应遵循一定的目的,未必要机械地按照语义来进行解释,其关注的是在个案中法官如何理解、解释和应用刑法条文才能实现刑法的目的。因此,在目的论解释方法中,刑法解释的客观性是指“合法性”与“正当性”。     

和谐社会建构中的少数民族习惯法与国家法

各民族经济发展水平和传统的差异决定了少数民族习惯法存在并实际地发挥秩序维持功能的必然性。少数民族习惯法在弥补国家法有限性的同时,又和国家法发生冲突。在国家法制统一的要求下,少数民族习惯法应受到国家法的检视和制约,其中不符合法律和行政法规基本原则的部分应受到否定。市场力量的作用以及国家法制统一的要求,决定了少数民族习惯法逐渐被国家法取代是不以任何人的意志为转移的。     

实现新闻舆论监督法治化 推进社会主义法治建设

“依法治国，建设社会主义法治国家”是党和国家的治国方略和奋斗目标，其实质就是以法治取代人治，切实做到有法可依，有法必依，执法必严，违法必究。这需要执法机关与监督部门以及广大民众共同努力方可实现。在时下的中国社会，“焦点访谈现象”表明新闻舆论监督与司法机关尚未形成良性互动，与社会主义法治建设的要求有一定差距。只有实现新闻舆论监督法治化，把自由和自律（守法）结合起来，以程序化为基础并完备新闻法体系，才能更好地推进社会主义法治建设。     

刑事政策在刑事裁判中的法源性探析

刑事政策的法源范围广阔,整体可以分为制定法源和非制定法源,刑事政策则是非制定法源中的重要一部分.基于将刑事政策作为刑法裁判规范之非制定法源这一研究视角的需要,可以将刑事政策分为作为公共政策范畴的"刑事政策"、作为特定领域政策的"刑事政策"和作为刑事法律规范的"刑事政策".在法治社会中,刑事政策通过其刑法化对刑事案件的裁决过程产生影响.其路径只有两条:转化为法律或者在法律内运作.刑事政策转化为法律,可以通过主动地刑法创制的立法过程完成;刑事政策在法律内运作只能通过被动"刑法化"的司法过程实现.     

依法治国的宪法性思考--兼论江泽民同志十六大报告的法治精神

崇尚法治是现代社会政治文明的重要标志。十六大报告提出的依法治国思想的核心和灵魂是依宪治国。法治、宪政与政治文明三者有内在的密不可分的关系。从宪法角度讲,有中国特色的法治制度构建包括建立与国际接轨的法律规范体系、积极实现无限政府向有限政府的过渡、建立科学合理的宪法性审查制度、确立全面司法审查原则的宪法地位等方面。     

宋代法律制定、公布的信息渠道

宋代从中央到地方,构筑起比较完备的法律发布、接收和告示的信息渠道,以保证立法活动正常进行,并将法律适时公布于众,使民众知晓,充分发挥法律治理国家的职能。在法律制定方面,宋政府广泛征集意见,集思广益,注意收集法律反馈信息,减少立法失误,提高立法效率。宋法律制定后,统一由进奏院递送传达,采取榜示公告的形式公布于众。宋在大赦诏书的颁布、大赦仪式,法律的接收登录和编集保管等方面制定了较为完备的制度,使法律信息畅通无阻。这对于完善宋代法制,强化专制主义统治,无疑有着积极意义。     

可持续发展与刑法的“绿色”变革

可持续发展不仅仅是一种价值理念,而且业已成为各国政府的行动纲领。可持续发展必须法治化,必须以可持续发展的观念重新评价和检讨现有法律法规及政策方针,改正那些不适合可持续发展的观念原刚与制度。因此,以可持续发展为背景,对我国刑法的观念、罪名及刑罚进行全面检讨意义重大,它呼唤刑法的绿色变革。     

论国际合同法体系

国际合同是与两个或两个以上的国家存在着实质性联系的合同。国际合同的法律适用经历了从罗马万民法到中世纪商人法再到冲突法及至统一私法的沿革,其实质是在寻找调整国际合同关系的“适当法”;“适当论”是对以往关于国际合同的法律适用理论的扬弃,更是对国际合同法律适用的历史和现状的抽象和解释;以“适当论”为根据,可以认为,在现阶段,国际合同法是一个冲突法与统一私法、国内法与国际法不可或缺、相互倚重的有机体系。     

论教育规律下的高职开放教学

教育规律在本质上就是开放结构中的自在状态,高职院校开放性教学具有要素的开放性、过程的开放性、方法的开放性以及评价的开放性。开放教学是高职院校在遵循教育规律的前提下的一种必然趋势与选择。开放教学在属性特点上与教育规律的属性特点具有一定的相似性。教育规律要求高职教学必须与外界保持一种适度的张力,开放教学目的和基本做法符合教育规律的根本要求。积极践行高职开放教学,就是如何让高职教学更加符合教育规律的要求。吃透教育规律,进行开放教学设计;全方位推进开放教学,各要素协调发展;把握开放教学的实质,克服形式主义;以借助开放的教,推进开放的学都是为了遵循教育规律推进开放教学可以采取的策略。     

论澳门特别行政区立法法的几个问题——与内地立法法的比较分析

由于内地与澳门的政治体制不同,决定了立法制度的差异.对行政法规的立法依据究竟是否可以宪法作为立法依据,还是必须以法律为立法依据,在内地的立法法中尚有争论,但在澳门立法法中清楚地规定既可依基本法,也可依法律制定行政法规.对行政法规规范的范围,在内地的立法法中行政法规并没有保留的事项,在澳门立法法中行政法规有保留的事项.对行政法规的地位,在内地立法法中法律优先原则是绝对的;在澳门是相对的,需要先服从基本法的优先原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