国企改制以来的工人身份认同——产业工人的身份、契约与劳动关系变迁

国有企业改制以来,劳动关系变迁的根本在于产业工人身份及其认同的转变.市场转型导致劳动关系逐渐被商品化,具体表现为国家与产业工人之间综合性社会契约向功能分化的现代契约转变.一方面,国家与产业工人的契约表现为调控性的政策和法律;另一方面,工人和企业的契约表现为市场劳动合同.契约关系建立在产业工人的身份及其认同的基础上,而契约关系的变化则基于产业工人集体主义的单位身份向个人主义公民身份的转变.     

关系理论:英美法契约理论三论

契约法律关系、契约法理论是近现代商品生产社会法律关系、私法法理论的基础。梅因在《古代法》一书中，曾把社会法律关系的发展归结为从身分到契约，对近代社会法律关系的根本特征给以历史法学理论的证明。但是，在近代法体制的确立过程中，形成了全面继承罗马法的大陆法系和以普通法为基础的英美法系。两大法系各有其独自的历史发展和法文化渊源，关于契约关系的法理论更有很大差异。关于英美法的契约关系理论，我国的法学者涉足尚不很多，笔者仅就英美法契约关系理论的形成、大陆法契约法理论的影响和契约关系理论的回归，为读者提供关于…     

论乡村社会权力结构合法性分析范式--对杜赞奇"权力文化网络"的批判性重构

中国乡村社会自改革开放以来形成的不同于旧中国的社会控制多元化的现实景况,使得杜赞奇的"权力文化网络"模型基本失去了对中国乡村社会权力结构的解释力。在对其进行建设性批判的同时,建构了"乡村社会权力合法性交往结构"这一新型范式,把乡村社会权力主体的利益斗争视为不同性质的法律规范的交往、冲突与融合的过程,以期对当下中国乡村社会的走向作出具有未来向度的分析。     

人工智能与"无用阶级"问题

人工智能有可能取代人的工作从而使人沦为"无用阶级"是目前最令人担忧的社会问题。具体考察这一进程可以发现其中存在两个阶段:一是人工智能对部分人工作的取代,二是对人类全部工作的取代。后者其实是人和智能机器的新分工,人所从事的消费娱乐性活动成为人类的新型工作,人的有用性也从这些新型的价值创造活动中生成,从而需要我们重新定义"工作"和"有用性"。而前者则是更为复杂和棘手的社会问题,需要通过制度安排、价值观转型、设计和开发新的"软工作"等社会调节手段来加以解决,而且还可以上升到社会制度的分析,即通过克服资本主义式的应用来社会的建构人工智能的光明前景。人工智能技术作为人造物和社会建构的产物,在合理的社会使用中可以避免"无用阶级"的形成及其带来的社会问题,其本体论基础在于人类作为技术的主体可以主导一种基于人类中心论的人-机和谐关系。     

法治是社会管理创新的根本保障

党的十八大报告提出了构建社会管理体制的新格局,即形成"党委领导、政府负责、社会协同、公众参与、法治保障的社会管理体制"。其中,"法治保障"已经成为社会管理体制的重要组成部分,标志着社会管理创新步入了法治的轨道。法治是社会管理创新的前提和保障。社会管理创新需要用法律开辟道路,社会管理创新的法律保障,使其具有合法性、权威性、可预期性、可操作性;社会管理创新需要用法律的形式肯定和巩固创新的成果,保证社会管理创新可持续发展。法治是调整各社会主体协同治理的稳定器,用法律界定社会主体的权力(利)边界,规范各社会主体的行为,形成多元治理的格局,依法调整社会主体的关系,保障各社会主体循法而为,依法而治。法治是社会稳定的安全阀,法治是民生建设的助推器,法治保障成为社会管理的重要元素,标志着社会管理目标更加明晰:善治社会、法治社会。     

身份,在传统刑法中

身份,作为一种社会地位,其在中国传统法律中,尤其是在刑事法律中,有时起着决定性的作用.由于身份的关系,使得在传统法律中存在着许多的不平等.无论是在定罪量刑中,其都是一种特权的象征.拟从身份的角度对其加之于法律制度的影响进行论述.并在古代所谓的"平等观"下来看身份的作用与影响.以现代法制观的角度,审视身份在法律中的地位.     

"好公民"与和谐社会的政治理念——以公民教育为视角

现代化不仅是一系列经济发展指标,更重要的是现代的政治理念、法治精神和民主意识.然而我国当前的现状却是公民身份与公民意识严重脱节.这种状况的深层根源在于我国传统观念的固着所导致的对现代文化的非理性抵抗.为此,我再次提出"好公民"概念.作为和谐社会的政治理念植入到公民意识的培养和塑造中,旨在融合现代政治法律文化对"公民"的内在要求和我国传统文化对"好人"的一贯诉求,使现代化的政治文明和法律文明因注入儒家文化的血脉而不再给我们一种完全疏离于本土文化的异己感和外在感,促使广大社会成员自觉完成法治社会"公民"的角色转换,以文化的和谐来构建社会整体的和谐.     

"情感"何以成为一种改造方式——从《丽萍的烦恼》看知识分子的思想转型

20世纪40年代初期的延安整风运动之所以成为具有典型意义的文学命题,在于其正式宣告了革命知识分子立场的大众化转向.以"情感改造"为视角、以小说《丽萍的烦恼》为契机对这一过程进行爬梳,可以发现个体改造行为在日常生活的具体实践中呈现出的复杂张力与缝隙:当疾风骤雨般的革命现实到来之际,无论是尚余留着五四情感特质的知识分子,抑或是已树立起主体身份意识的先锋的革命女性,都需要在实际语境之中通过渗透于日常的"情感改造",以转换形成一套与延安建构性指向相符的新政治情感风格.     

情事变更原则的学理阐释与证立

基于主体理性的有限性、外在环境的复杂性与不确定性等原因,契约当事人无法有效预见战争、剧烈的通货膨胀、经济政策的调整、经济危机或者金融动荡等事变.从而无法有效地将其风险在契约中予以分配.实证法层面的情事变更原则,其制度合理性的证立可从制度功能、价值层面、逻辑层面三方面入手.在长期契约或继续性契约履行完毕前,契约基础发生障碍或丧失,经济危机、国家干预等引起的重大事变使契约当事人间的利益均衡关系遭到根本性破坏或契约目的不达时,由当事人分担该一般危险产生的重大损害,这是以衡平的理念对契约严守原则严苛性的缓和与干预,以保护当事人的法律政策考量.实现契约的实质正义.     

宗教宽容与法律宽容

从宗教宽容到法律宽容的思想延伸和运用,是宽容学说的必然趋势.无论是我国古代儒家学说中的"宽猛相济"思想还是西方基督教学说中的"宗教宽容"思想,都包含有内在深刻的法律宽容要素.法律宽容或法哲学上的宽容原则虽然在我国和西方的遭遇不尽相同,但却包含有共同的社会价值,它是法治社会的基本价值之一.法律宽容体现的是一个法律从严厉到宽松的历史过程,它虽然是来自法律秩序或法律领域之外的一种价值或超法律原则.但却是现代立法和执法中不可或缺的一个调整原则.     

"十四五"时期畅通城乡经济循环的动力机制与实现路径

经济循环畅通无阻是构建新发展格局的关键,而城乡经济循环在国民经济循环中又发挥着基础性作用.从发展趋势来看,一个国家的城乡经济模式往往随着社会生产力的变化不断调整,城乡关系伴随生产力的高度发展逐步走向循环融合.新中国成立以来,我国城乡关系从分割到依存再到初步形成循环,总体上不断向着更加适应新发展阶段要求的方向在演化,但一...     

"诚信"--中国传统公法文化中的观念

"诚信",作为中国古代的一项道德原则,产生于远古的祭祀活动,发展于春秋的会盟活动。它以等级政治道德要求为核心,包括人神之信、君臣之信和君民之信,而这些内容为等级结构和法律所制约。从性质上说,"诚信"是中国传统公法文化中的重要观念;而作为普遍道德意义上的诚信和基于商品契约的诚信,并没有成为中国古代社会独立的社会道德和法律原则。     

以"三个代表"思想为指导妥善处理社会矛盾

我们党在进一步完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转型期内,由于利益格局的调整和碰撞,必然面临许多以群众为主体的社会矛盾.地级领导干部处在党中央和县乡的结合部位上,只有以"三个代表"思想为指导,深入研究妥善处理好各种社会矛盾,才能构建新型的干群关系、巩固党的执政地位,消除各种不安定因素、排除各种阻力和干扰,为确保"十五"计划如期实现和在本世纪成功地建设具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提供可靠的政治保障.     

"农民工"称谓对民工认同状况的影响

本文以"农民工"这一称谓为切入点,探讨了民工对"农民工"称谓的基本态度及"农民工"称谓对于他们社会认同所产生的影响.作者认为,政府与社会要高度重视农民工的认同问题,并要积极引导民工调整策略,化解消极的社会认同,作者还建议通过改变农民工称谓、转变农民工身份以及"设置超级目标"等途径,改善群际关系,实现社会公正.     

从独白到对话——迈向法律论证理论

法律论证理论摆脱了传统法律方法论所预设的单一法律决定主体的理论局面,而引入多元化的主体,由此使得法律论辩成为可能.法律论证理论视域中,德沃金独白式的赫拉克勒斯法官形象已经被"听众"和"解释的共同体"等复数主体的观念所取代.从独白到对话的理论演变,使法律方法从传统理论迈向法律论证理论.     

关于给农民"国民待遇"的法学思考

导致中国农民长期受歧视的制度性基础是20世纪50年代以后形成的二元社会结构.改革开放以来这种结构没有根本改变,而且又出现了农民因身份而受歧视的两个突出现象:一是因违法征地造成大批"三无"失地农民;二是在城市里农民工备受歧视.给农民"国民待遇"是中国政府应当履行的国际义务,为此必须切实采取下列两项对策:一是确保村民会议是农村土地集体所有权的决策主体;二是中国农民工的权利不应低于国际迁徙工人的权利.     

重构法律的道德内涵——霍耐特"承认理论"视野中的法律

霍耐特的承认理论,是力图在主体间性理论的基础上重构一种新的政治理论和社会学说.在这一理论视野中,霍耐特试图重新为法律奠定一个道德的基础,把法律视为承认运动的环节之一,从而超出了近代以来的自然法理论.     

私主体参与社会救助之公法原理

私主体承担社会救助,能够通过契约明确受救助者与救助提供者之间的权利义务关系,保障受救助者的人性尊严,并透过受救助者的选择来提高满意度,诱导社会救助服务更具效率和质量。私主体通过公办民营、民营公助、授权、委托等多样化形式在事业层面和决定层面参与社会救助,原有的政府职能转而由私主体来承担,行政以私法手段实现目标的措施日益增加,引起法律关系从"国家——社会"之二元对立转向"国家、市场、社会"多元合作。这种私主体参与社会救助仍需受法的统制,国家应通过行政法让市场主体更加负责,并负有担保责任和接管责任。     

关系契约理论研究述评

关系契约理论是伴随着标准契约理论对现实的解释无力而产生的,并逐渐成为法学、经济学、管理学研究的焦点问题.关系契约理论从交易的社会关系嵌入性出发,认为交易各方在长期合作中可以不追求对契约的所有细节达成一致,而仅订立一个具有灵活性和适应性的契约.与正式契约依赖法律执行不同,关系契约的执行依赖于契约方未来合作的价值和对自身声誉的关注,以及在合作中形成的信任、柔性、团结和信息交换等关系性规则.关系契约可以在社会法律制度不完善情况下代替正式契约发挥作用,在交易细节不可验证的情况下激励专有性投资,利用关系性规则实现治理并作用降低交易成本.关系契约理论也存在一些争论及问题,如对于关系契约治理与正式契约治理之间关系仍然不明确,关系契约激励中的均衡结果仍需进一步提炼,关系契约治理与关系契约激励两方面研究尚待沟通,这也为学者未来研究提供了启示.     

中国特色互助社会:历史溯源与现代建构

借鉴中西方互助文化及17、18世纪至今的300-400年的西方市民社会发展历程可以发现,中西方互助社会的根本区别在于西方基于个人主义分立制衡的二元文化及中国基于集体主义统一和有效治理的一元文化.构建党委领导、政府负责下的现代新型互助社会,符合中国国情,具有中国特色.其路径为从人的集体到物的合作,从微观个体互助行为到建立中观互助组织再到形成宏观互助共同体/福利经济体;其依靠传统互助逻辑根基,以各类互助组织为本体,通过联合社工机构/企业等多元力量,政府/社会/市场等多方资源,结合现代市场经济中的市场规则、法律契约等外生信用手段,公益、慈善、合作等理念,互联网、物联网等先进技术,将其规范化、制度化,以满足人民低成本生产、供销和生活的需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