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法战争中清政府的对法政策

中法战争历来被认为是中国在近代史上一场“不败而败”的战争,清政府在中国军队取得一定胜利的情况下急于求和,屈辱地接受了有利于法国的议和条件。研究者一般认为,清政府的腐败和“投降卖国”政策是造成这次外交失败的原因。对此,笔者提出一点新的看法。中法战争后期中国取得一定的军事胜利,主要是指1885年3月24日的镇南关大捷和29日的谅山大捷。这两次大捷也就是茹费理内阁在3月30日垮台的直接原因。旧论认     

中法战争中清政府“乘胜而收”原因新探

历来,人们把清政府在清军取得镇南关大捷后“乘胜而收”,与法国签订了《中法新约》,使得中国“不败而败”的原因归于它一贯坚持的投降卖国方针的恶果。但是笔者在着眼于中法越南战争的同时,着重通过对中国当时所面临的国内、国际形势的考察之后,认为:清政府采取乘胜而收”的对策,是经过努力抗争,并鉴于当时国内、国防各方面不利形势而做出的最好选     

朱熹的宇宙论和天文观

古人对天地奥秘的探讨,按现代科学来分,有的属于宇宙论、天文学,有的则属于气象学、地理学,地质学。朱熹对这些问题的探讨,没有写成专著。我们将他的这些方面的零散议论,抽出几个问题来加以述评。这几个问题就是宇宙演化论、天地结构论、日月左旋说、日月面面观等四个问题。一、宇宙演进强化论从先秦道家提出“道出一,一生二,二生三,三生万物”的道一元论的宇宙演化论后,宇宙演化论就成了古代一些思想家关注的问题。《淮南子》对道家的道一元论进行改造,把道生万物的中间环节“一”、“二”、“三”改为“虚霩”、“字宙”、“气”、“天地”。东汉张衡则把道演化成万物的中间环节称为“溟津”、“庞鸿”、“元气”、“天地”。而     

“理解”:认识的深层本质

哲学界近年来对认识的本质进行了一些有价值的探索。对认识的本质,有的认为是“反映”,有的认为是“选择”,有的认为是“建构”或“重构”,有的认为是“创造”,等等。我们认为仅用“反映”来概括认识的本质或完全否认“反映论”,以选择论重构论建构论等取之代之都是片面的。我们认为,“反映”仅仅是界定了认识的“初级本质”,而认识的更深层次的本质则是“理解”。     

清末时期"奢俭"观的学理透视

清末时论主要从肯定论、否定论、综合论三方面诠释传统“黜奢崇俭”的“奢俭”观。肯定论着眼于严峻的社会现实,力图从中抽绎出积极价值,引导社会舆论潮流,围绕国本、官德、风俗等三方面展开,以消弭尚“奢”给社会国家带来的消极作用。比较而言,否定论则立足于中国社会发展趋势,指斥其具有妨碍思想进步、落后于时代、阻遏经济发展等负面影响。而综合论则认识到中西均有“奢俭”观;“奢”“俭”为一对相对的概念,相比较而存在;强调理性对待“俭”“奢”,倾向于“奢俭”并重,因时而异,以利政治、社会、经济、思想等发展。     

论项羽之死——文化的视角

项羽兵败身死,除学界已多有探讨的社会背景、决策得失、谋略高下及其性格气质等表层原因外,深层次原因是“潜伏”于其内心深处的文化观念,主要包括“仁义礼信”观念与“无颜见江东父老”意识、乡土意识与衣锦还乡观念和极端的复仇意识等。正因如此,才在中国历史上引起了一场旷日持久的广泛讨论,从而造成一种独特的文化现象——有关项羽兵败身死原因的论争,并最终使其兵败身死有了非同一般的文化意义。     

试论观照腐败的视角

观照腐败的视角是制定治理腐败方略的前提与基础。从理论与实践方面对“腐败”的定义进行归纳与分析,探讨腐败滋生的原因,从而科学地理解与把握道德论、现代化论、权力关系论、社会文化论、体制.制度论、政治经济学等各种观照腐败的不同视角,并对这些观照视角进行类型化的分析,可以探究出腐败的本质属性及其滋生蔓延的规律,为制定行之有效的治理腐败方略提供依据。     

“神不灭”论与魏晋南北朝文艺美学中的重“神”思想

关于“形神”关系的不同辩难 ,与关于“神灭”论同”神不灭”论的论争 ,是从汉代到魏晋南北朝思想界的一个焦点。从哲学基本问题的认识看 ,“神灭”论属于唯物主义的范畴 ,而“神不灭”论则是唯心主义的观点 ,这是不容置疑的 ;而从美学的意义上看 ,这场论争则大大提高了当时的思辨水准 ,深化了人们对精神现象的超越性、丰富性和广延性的认识 ,并直接强化了魏晋南北朝时期文艺美学中的重“神”倾向。深入分析慧远、宗炳等人的“神不灭”论思想 ,可揭示出其与顾恺之、宗炳和刘勰等人在文艺领域里对“神”的重视与“神不灭”思想的内在关系。     

试论清末五大臣出洋

1905年至1906年清王朝末年五大臣出洋考察各国宪政,是二十世纪初年清政府从“变法新政”到“预备立宪”的一个中间环节。它在清王朝被迫面向世界的应变活动中,具有承上启下的意义。长期来我国史学界对此没有作过专文探讨;在众多的近代通史著作中,不仅语焉不详,评价亦欠公正。本文谨就其为何有五大臣出洋之举的原因、经过及其对清政府在决定立宪过程中所起的作用,略作议析,以求教于史学界。     

试论江泽民新闻“导向论”

“导向论”是江泽民对马克思主义新闻观的创新与发展。本文运用文献研究、理论分析等方法,从“导向论”的提出、“导向论”的创新以及正确导向与改革创新等三个方面系统阐述了上述观点。     

完全隐喻与中国哲学中的本体论陈述

语言分析是研究中国哲学的新方法.本文在对中国哲学中的本体论陈述进行语言分析的基础上,提出以完全隐喻的方式建构中国哲学中的本体论陈述.一、中国哲学的重建与中国哲学中本体论陈述的理解本体论是英文ontology一词的译名,或译为“存在论”或“存有论”.此词十七世纪中叶开始通行于西方学界,是由希腊文on(存在)和logos(智慧)二字凑合而成,意思是探讨存在的学问.从词源学上看似乎译为“存在论”或“存有论”更合适,因为“本体”与“现象”相对立,本体论似乎只是研究本体的学问,而存在或存有则包括了二者.这里由于约定俗成的原因,仍然沿用旧译.     

马克思的“五形态论”与“三形态论”

马克思的社会发展理论是一个具有内在结构的科学体系,而“五形态论”与“三形态论”以及它们之间的内在逻辑联系则构成这一科学体系的“主构架”、目前学术界有不少人之所以对“三形态论”、特别是“五形态论”以及科学地分划历史发展阶段与全面、正确地把握杜会形态演变规律之间的关系产生种种误解,在很大的程度上是由于忽略了对“五形态论”与“三形态论”之间的内在逻辑联系的研究所致。本文试图从历史、理论、现实相统一的角度对这个问题作一初步探讨。     

中英《马凯条约》的谈判与签订

1840年,英国殖民主义的枪炮轰开清政府的封闭大门,中外之间从此开始了与以往截然不同的、条约制度规定之下的商务交往。腐败无能的清政府被迫签订一个又一个有损于国家主权和经济的不平等条约、章程和合同,其中商务条款则占据了相当大的比重。1900年8月16日,八国联军占领北京,清政府无力抵抗,唯有乞和。1901年9月7日,十一国公使与清政府代表签订了《辛丑和约》,第十一款订明:“大清国国家允定,将通商行船各条约内,诸国视为应行商改之处,及有关通商其他事宜,均行议商,以期妥善简易”。由于此项规定,故从1902年开始到1907年止,清政府与各有约国进行修订商约的谈判,实际上参加谈判的有英、美、日、葡、德、意等六个国家,其中英、美、日、葡等四个国家则分别与清政府签订了续议通商行船条约。这一系列条约是《辛丑和约》第十一款的具体化,补充和扩大了该和约的内容。本文拟对其中最为重要的中英《马凯条约》的谈判及签订作些叙述和分析。     

试论鸦片战争时期的信息传递和处理

鸦片战争的失败,其根本原因在于清政府的腐败、落后,这是毫无疑问的定论.本文仅从信息论决策论的角度,来论证清政府战败的另一方面的原因.一、中英双方信息传递功能之优劣所谓信息传递功能系指上情下达或下情     

试论日俄战争对清末政治的影响

就中国而言，日俄战争决不是一场局外战争。它的引发、战场及其最终解决，都与中国满洲休戚相关。日俄战争对清未政治产生深远的影响。首先，日俄议和“将满洲交还中国”，清政府趁机废将军，建行省，加强了对满洲的行政控制。其次，日胜俄败的结局，使“专制不如立宪”成为朝野上下的共识，清政府开始了“预备立宪”，意味着中国政治制度向民主化迈出了新的一步。再次，为避免战后日俄垄断控制东北，清政府在外交上开始引欧美势力入东北，以遏制日俄     

王夫之论“诚”

<正> “诚”是王夫之哲学的重要范畴,目前学术界理解也不尽相同.本文据王夫之的具体论述.粗略地区分其对“诚”的不同哲学规定,探讨其“诚”论的逻辑结构。以就教于学术界的老师和同志们.在中国哲学史上,《中庸》最早从天、人、物三个方面对“诚”作出哲学和伦理学的规定.《中庸》而后,许多思想家都谈到“诚”,特别是在宋明哲学中,“诚”作为一个重要的哲学范畴被多方面地加以规定和论述.王夫之的“诚”论总结了前此“诚”论的发展而直接继承了张载。张载把“诚”规定为“实”,又释之为“有”,王夫之则把“实”和“有”结合起来规定“诚”。“实有”是对     

论司马承祯的道教心性之学

作者从道与心、工夫论、道与形3个方面探讨了司马承祯的道教心性之学，指出其坐忘主静说将重玄的心性论具体化为道教的修行实践，主张“虚无之道，力有浅深，深则兼被于形，浅则唯及于心”的形神合一论，对后世道教内丹和宋明理学都有一定的影响。     

评马尔库塞的“美学转化”论

“法兰克福学派”美学家马尔库塞对社会的批判和重建 ,不只是站在社会—文化层面 ,更多的是站在艺术—审美层面。而艺术—审美层面得以确立的一个重要问题就是实现“美学转化”。本文试从美学转化的原则、关键和完成等方面 ,对马尔库塞的“美学转化”论作出简要评述 ,并分析了这一理论探讨的重要意义     

朱陆异同论的空间维度：一种批判地理学的视角

“朱陆异同”是中国儒学史上一个经久不息的话题。从批判地理学的视野来看,一方面,朱陆异同论是朱陆学术思想在自然地理空间中通过跨越地理距离进行横向接触的结果,它有一个由鹅湖寺向江西及至全国以及东亚、全球扩散的地理过程;另一方面,朱陆异同论是朱陆求道精神在人文空间中通过超越地理距离进行垂直交感的结果,它使朱陆异同论在鹅湖书院、白鹿洞书院等教育祭祀场域形成了特别的纪念形态。从朱陆思想所蕴含的空间旨趣出发,朱陆异同论的地理过程体现了“道问学”的状态,而其纪念形态则显现出“尊德性”的状态。这项研究可以拓展思想史研究的空间议题。     

甲申政变述论

这里所说的“甲申政变”是指1884年(光绪十年)4月8日清政府内的“军机大换班”事件,而不是指同年12月日本侵略分子在朝鲜策动“开化党”人进行夺权阴谋的事件。本文拟对甲申政变的原因和影响等方面略作探讨。一、1861年(咸丰十一年)清政府内发生“辛酉政变”,造成太后垂帘、皇叔议政的局面,乃是慈禧太后与恭亲王奕訢合谋的结果。慈禧与奕訢虽然在反对肃顺一派当权这一共同点上开始合作,并夺取了政权,但二人对政变后权力如何分配的问题却是同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