回族婚姻习惯法与国家婚姻法的冲突与调适

回族婚姻习惯法是伊斯兰宗教法关于婚姻问题的规制积淀、融化在穆斯林民众的心理后在具体婚姻生活中的一种客观表现。长期以来,回族婚姻习惯法已经被回族民众普遍接受并成为其生活准则的重要组成部分。随着社会的变革和时代的变迁,回族婚姻习惯法与国家制定法之间存在着种种差异。正确看待和不断消除这些差异,有利于促进国家法在民族地区的顺利实施。     

订婚习惯法与国家制定法冲突的实证研究——我国西北农村地区订婚习惯法透视

订婚习惯法在我国有着悠久的历史,经历了一个从习惯法到制定法再到习惯法的发展历程,虽然我国现行法律没有规定订婚,但在实际生活中,特别是在农村订婚普遍存在,因订婚引起的彩礼纠纷日渐突出.新时期的订婚习惯法与过去相比发生了很大变化,分析对比这些变化,指出订婚习惯法与国家制定法之间的矛盾冲突,对于我国制定法正确引导订婚习惯法的发展,解决社会现实问题有着重要意义.     

一百步与五十步:法条主义与其批评者的差别

自理性主义时代以来,法条主义一直是主流司法决策理论:它虽曾面临现实主义或其他学派的激烈批评,却几乎总能化险为夷、历久弥新,有时甚至让它的批评者在不知不觉间拜服。造成这种局面的原因可能在于法条主义既符合人们关于法治、司法实践的某种道德预期,更在于它在面对司法实践时看上去确实具有强大的解释力。然而,进一步分析就会发现,它具有的不过是一种或然性解释力,这使得法条主义注定只能是一个关于司法决策的迷思,尽管在某种程度上可能是个有益的迷思。     

从习惯、习俗到习惯法——兼论习惯法与民间法、国家法的关系

从习惯、习俗、惯例到法律制度,构成了韦伯式的规则生成道路,但这种西方语境下的话语无法遮蔽中国问题的特殊性,历史与现实证明,在规则与秩序的发展中,没有普适化的标准,站在社会发展的视角审视国家法与习惯法、民间法之间的关系,无疑更加深了我们对此问题复杂性的认识和思考。     

法律冲突与理性选择——“死给”现象中民族习惯法与国家法的冲突与互动

"死给"是凉山彝族地区在特殊环境中产生的特殊法律现象,"死给"的发生非但没有解决矛盾冲突,恰恰相反,"死给"使矛盾冲突升级从而使被动一方变为主动。从国家法的角度来看,"死给"作为一种自杀行为,与"被死给者"没有关系,但当地的习惯法却将这种自杀行为归因于"被死给者",而且"被死给者"也确实因此而承担了相应的责任,包括赔命价、道歉等。从"死给"案的发生以及解决路径上看,国家法与民族习惯法在这一过程中产生了一系列冲突,而在冲突过程中,两者相互影响,相互作用,矛盾冲突的解决正是当地居民在国家法与民族习惯法之间妥协让步进而作出理性选择的结果。     

国家法律与民间规范的冲突和互动

中国社会一直被认为是一个人治社会。从大传统上讲是礼治社会，从小传统上讲是“权治”社会，约束人们日常行为的主要是民间规范。改革开放以来，我国政府大力推行法治化，大量蕴涵西方传统的国家法律势必与中国的民间规范在互动中产生冲突。从小传统看，我国法治化的目的是实现从政府权威向法律权威的转换，从大传统看是实现从民间规范到国家法律的转换。在国家法律与民间规范密切互动的背景下，本文通过在北京进行的法律与社会问卷调查的实证数据，提出了在社会转型过程中社会越轨的三种类型，分析了人们在国家法律与民间规范的不同关系下违法的原因，指出了我国法治化的道路实质上是国家法律与民间规范冲突、协调与妥协的过程。     

国家与社会:国家法与民间法的分化与调适

本文运用国家与社会的互动范式 ,分析国家法与民间法在乡土社会的调适 ,着力揭示在强国家、弱社会的情形下 ,政府推进型法治的必要性和局限性 ,探讨在转型期社会分化与重组的条件下 ,如何看待民间法的地位及与国家法的关系     

法律多元主义视角下的全球法:特征、界分及应对

全球治理视野下现代民间商人法、全球体育法、跨政府组织网络以及国际标准、跨国公司生产守则等规范均对全球治理发挥着重要作用。其不是国家法,也不是国际法,只能突破实证主义国际法的藩篱运用全球法律多元主义进行解释。全球法律多元主义视角下这些规范为全球法。全球法具有多元的法律功能,在全球治理中发挥着独有的作用。但是正如全球化不是去国家化一样,完全"没有国家的全球法"不现实也不可能,全球法强调的是重视非国家行为体制定的跨国软法的作用,其主要从社会外缘发展起来并且日益重要,但其不能撼动国际法的中心地位。全球法与国际法、国家法有很强的互动性。     

制定《反分裂国家法》的背景和依据

今年3月14日，十届全国人大三次会议通过了《反分裂国家法》。同日，中华人民共和国主席胡锦涛以34号主席令将该法公布，并自即日起予以施行。这部法律的制定并非偶然，它凝聚了包括台湾同胞在内的全体中国人民和海外侨胞反独促统的殷切期待，它是为遏制“台独”分裂活动、发展两岸关系和促进中国统一而制定的，它是中国民主法制进程中的重要一步，     

论民法上的公共政策——兼论民法规范配置的政策导向

公共政策是为了实现某一特定时期的政治或社会目标而采取紧急措施的准则,是一个开放的不确定性概念。公共政策与公序良俗的核心内容是基本一致的,但公共政策的外延要比公序良俗广。为了限制法官的自由裁量权,对公共政策类型化研究极为必要。为了贯彻和体现民法中不同类型的公共政策,民法设置了不同的规范类型。公共政策的关键要点在于,绝大多数的公共政策都是"有旨向的"。     

限制契约自由视角下强制性规范与公序良俗条款的适用研究

《民法典》第153条规定了强制性规范与公序良俗条款的适用规则,此为结合限制契约自由的事前模式与事后模式适用之典型,应作体系化解读。协调两种模式在合同效力判定中的适用,合理划定以强制性规范为核心的事前模式适用范围,明晰强制性规范的适用边界。对于未被立法者明示性质的规范,应以任意性规范推定原则的适用为基础,在尊重当事人的意思自治前提下,由法院根据公序良俗原则发挥事后模式的补足作用,以期对合同效力作出清晰认定。     

“尊君”、“重法”与《管子》的法律思想

尊君是法家的最高政治目标,而重法则是达到这一目标的唯一有效手段.从“尊君”与“重法”这一标准来看,《管子》体现出鲜明的法家色彩,又融合了儒家等学派的学说：坚持尊君,但对民的价值和利益也有所关注;坚持法治,但并没有否定道德教化的作用.而在君与法的关系上,《管子》表现出与商、韩法家诸子不同的精神特质.     

和谐社会建构中的少数民族习惯法与国家法

各民族经济发展水平和传统的差异决定了少数民族习惯法存在并实际地发挥秩序维持功能的必然性。少数民族习惯法在弥补国家法有限性的同时,又和国家法发生冲突。在国家法制统一的要求下,少数民族习惯法应受到国家法的检视和制约,其中不符合法律和行政法规基本原则的部分应受到否定。市场力量的作用以及国家法制统一的要求,决定了少数民族习惯法逐渐被国家法取代是不以任何人的意志为转移的。     

中国乡村都市化中的民间法与国家法冲突

本文根据法律多元论揭示了我国社会客观存在的国家法与民间法多元法律格局。文章运用乡村都市化理论分析了我国乡村都市化的实质,指出乡村都市化侧重于村民生活方式和价值观念的变化,国家法制度和观念由此大幅度进入都市化的乡村;考察了乡村都市化背景下发生的典型纠纷及其解决方式;分析了民间法与国家法的文化背景,从而解释了这些纠纷及其解决方式实质上是民间法与国家法之间的文化冲突;最后提出对策建议,在法的制定和法的实施上通过文化整合来处理冲突,建设和谐社会。     

上控视野下的法、社会与国家——兼评日、美学者之间的一场论争

“上控”不同于我们今天所说的“上诉”。“上诉”是诞生于西方语境之中的概念与制度 ,它与民族 -国家、公民、权利等等一系列概念装置紧密地联系在一起。而清代的纠纷解决、决讼断狱主要诉诸于“冤抑”、“伸冤”之类的话语表达。在这样以“家 -国 -天下”为背景的等级差序结构里 ,解决纠纷或审案的过程从本质上讲就是一种关系的调整 ,是两造在第三方——德性、智慧或统治的权威的带领下对自己原本的位置和自己应该在的位置不断展开思考和达成共识的过程。     

乡村干部违纪违法心理成因分析

乡村干部的违纪违法现象败坏了党在群众中的形象。要遏制这种现象,就要分析它的心理成因,以便对症下药,寻找有效的途径。     

从佛道之争看元代宗教的宽容政策

元代是蒙古族建立的统一大帝国,其统治阶层是由蒙古族为首的多民族贵族的联合体组成.其治下各民族皆有自己传统的宗教信仰.当时佛教的禅宗和吐蕃佛教与道教中全真教派曾获得统治阶层的支持提倡而先后风行一时,它们之间又曾发生剧烈的矛盾和冲突,并由蒙古统治者出面主持了两教的大辩论,尽管道教辩论失败,但是道教在元代仍得到宽容,自然流行.对宗教信仰采取宽容政策是元代文化一个鲜明的特点.     

追求义利之间的和谐--"和谐"语境下义利关系在传统法中的价值体现

义利之辩自先秦至封建社会结束一直争论不休,虽然各个历史时期的义利观及其法律实践特点不同,但贯穿于其中的主线都是对和谐理念的弘扬。深入分析传统义利观的演变及对法律的影响,为构建当代新型义利观及与之相适应的法律制度所必需。     

唃厮啰政权的“立文法”与宋朝藏汉关系立法

唃厮啰政权是吐蕃王朝分裂后在青海地区建立的藏族地方性政权,政权下辖各部落的关系主要以"立文法"的形式体现.另外唃厮啰面临着与宋朝之间的民族关系调整问题.同时,宋廷对处理藏族(当时称蕃部)关系注重法律手段的运用,一些较为灵活的法律措施在调整蕃汉民族的关系中起到了很好的作用.本文主要根据<续资治通鉴长编>和<续资治通鉴长编拾补>中的资料,结合<宋史>中的内容,对这一前人尚未展开研究的问题进行梳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