唐代藏彝走廊西部边缘民族分布格局与文化变迁研究

学界一般认为,所谓“藏彝走廊”为氐羌系统民族由西北向西南迁徙,并在迁徙途中同源异流分化出众多民族之通道。而在唐代藏彝走廊西部边缘特殊的空间和时间范围内,则是由洱海东部、北部诸部族向北、向南和向西迁徙,并呈现出乌蛮“正种”与乌蛮“别种”之间的文化普同性与差异性并存、“汉裳蛮”的“夷化”以及乌蛮与白蛮的“汉化”并存等动态性的文化变迁特点。     

也淡"乌蛮"研究

"鸟蛮"研究从20世纪初期至今一直为民族史学者所关注."乌蛮"问题主要从民族发展的历史、族源、族称、地理分布、文化等方面进行研究,本文从"正反"双方的焦点切入,试图反映"乌蛮"研究的基本风貌以及"乌蛮"研究长期争鸣的成因,提出了跨学科的研究新思路.     

论郑回的文教政策对南诏国及其后世的影响

郑回利用王室子弟教师和南诏清平官的政治身份,在南诏广泛推行“三教并立,儒学为先”的文教政策,促进了南诏“乌蛮”王室的“白蛮化”,有利于南诏文化教育的发展;促使南诏重新归附于唐王朝,有利于云南融入中华民族的文化圈中;对南诏实施以儒学为核心的文教管理政策,有利于南诏的和谐与发展.     

读僧义净的两本书

读僧义净《大唐西域求法高僧传》和《南海寄归内法传》,对了解古代中西交通和中外人民友好交往很有参考价值。古代中西交通中的吐蕃路吐蕃人即今藏族同胞,其主要居地,即今西藏。“吐蕃”应该读为“吐播”,西方各国称藏族为Tibet,中国古代文籍中亦作“图伯特”,大概是原来的译音。《新唐书·吐蕃传》说:“吐蕃本西羌属”。《旧唐书·吐蕃传》微异,说“吐蕃在长安西八千里,本汉西羌之地”。羌在中国古代文献中,每与氐并提,称为氐羌。氐羌和匈奴都是古代中国境内强大的少数民族,氐可能就是Tibet的缩音。     

唐、宋时期的“乌蛮”(彝族)

本文认为,唐、宋时期西南的“乌蛮”是由汉、晋时期的“昆明”和“叟”分化组合而成的。“乌蛮”分布在不同地区,互相间的经济文化发展不尽平衡,大致可以分为西部“乌蛮”、北部“乌蛮”、东部“乌蛮”三大片。南诏时期,滇西“乌蛮”中的奴隶制度得到了比较充分的发展。大理国建立后,白族中的封建领主制逐渐确立和巩固,与白族共同杂居于滇西的“乌蛮”,也就随之跨入了封建社会。而北部和东部的“乌蛮”,其内部的奴隶制未曾得到充分发展,直到大理国时期依然保留未变。     

上古族群称谓与先秦民族史重构

上古族群称谓,颇为复杂。从语言学角度而论,夷、蛮的原始语义分别相当于用作泛称的"人""民"。和用作泛称的"夷""蛮"略有不同,戎、狄、濮、氐则分别为山岳地带城居的部族、居住在森林中的部族、滨水而居的低地族类、居于水滨或低地平原的族类。戎、狄、濮、氐等族群的区别在于所处环境不同并由此导致生活方式和文化上的若干差异所致。华夏族的形成、发展和壮大的历史构成先秦民族史的主线。在华夏族的形成过程中,各族群之间迁徙混融从未停止过,先秦时期并未形成严格固定的东夷、西戎、南蛮、北狄族群概念和夷夏五方格局和夷夏之防的文化观念,将华夏与古代文献和甲骨文、金文中所见夷、蛮、戎、狄、氐、闽、貉、氐、羌、濮、越、僚、胡等族群强为区分,不仅不符合先秦时期的历史实际,而且与经典作家所表述的"具有学术性、科学性和普遍性"的民族概念,相去甚远。随着历史学、考古学、民族学等研究的持续深入,科学的先秦民族史理论体系的重建和先秦民族史重构,必将成为先秦史和民族史学界无法回避的全新学术命题。     

论古代滇文化的民族属性

古代滇人留下的光辉灿烂、独具风格的青铜文化并非部分学者认为的那样,是越人或氐羌民族先民创造的,而是以云南古代濮人(即莫-孟人)为主,并有较多氐羌和部分百越族系参与形成的。     

唐至清代傈僳族、怒族流变历史研究

聚居于怒江、澜沧江上游地区的傈僳族、怒族为远古氐羌系统民族,由中国西北向西南迁移后演变而来的,这已在学术界达成共识。但自唐以后如何沿滇西北民族迁徙走廊迁移到怒江地区并演变为两个民族共同体,其分化融合的历史过程如何,则引起学术界长期的争论。在前人研究的基础上,作者从文献史料入手,结合民族学和语言学的材料和研究方法,首次考证了两个民族同源而异流的原因,并梳理了其流变的线索。     

以濮人、孟高棉民族为中心的云南古代族际关系考释——结合少数民族遗传基因的多学科研究

濮与孟高棉虽为异源,但这两大族群在历史的发展中形成了复杂的族际关系,濮与孟高棉相融合形成闽濮,同时濮和孟高棉分别与氐羌、百越族群相交融,但两者在融合的程度上有明显差异,孟高棉语民族与百越族群的交融具有直接性特点,与氐羌族群的交融具有间接性和有限性的特点。     

云南原始文化族系试探

本文通过对云南不同类型新石器文化的系统研究,提出滇西北地区的新石器文化系氐羌先民创造的原始文化;洱海地区和金沙江中游地区的新石器文化是氐羌文化和百越文化结合的产物,其中氐羌文化因素占主导地位;滇池地区、滇东北、滇东南及西双版纳地区新石器文化的主人主要是百越族系的先民。同时,在新石器时代,滇池、滇东北地区也有氐羌先民居住;澜沧江中游地区新石器文化的主人是百濮先民。     

从吴文化记载看《史记》的文化综合特点

《史记》中的《吴太伯世家》等篇章，对吴国的历史文化有较详细的记载。通过这个记载，我们可以看出先秦西汉时期吴人尚武好勇、善于吸收外来文化等特点。吴文化作为一种独特的地区文化载入史册，体现了《史记》的文化综合特点。这种综合是一个复杂而艰巨的过程，它既是时代的需要，又是创造新文化的必由之路。     

论楚辞校勘学产生与发展的几个历史阶段

探析西汉至晚清历代学人校勘《楚辞》的起始与发展轨迹 ,比较楚辞学史与中国图书史可知 ,楚辞校勘学产生与发展应分为 :两汉初兴期、魏晋南北朝隋唐五代发展期、宋元明兴盛期、清代大盛期这四个历史阶段。     

元代诗人宋无诗初论

这反而从另一侧面说明了宋无诗“史”的特点。元代诗人宋无诗初论@李军$北京师范大学古籍研究所!北京100875~~~~[1]杨镰.元诗史[M].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2003. [2]元人十种诗[Z].北京:中国书店,1990 [3]袁世硕,阿布晋一郎.解识龚开[J].文学遗产,2003,(5):8496.     

试析李大钊对马克思主义历史科学的贡献

李大钊是中国马克思主义史学的最早奠基者,他对历史学理论进行了研究和探讨,比较系统地介绍了马克思主义唯物史观的基本原理,并运用唯物史观的原理对中国历史上的某些问题进行了初步探讨,为中国马克思主义史学发展指出了正确方向,奠定了马克思主义历史科学发展的基础.     

黄金台考

战国时期,燕昭王筑黄金台招贤纳士、复国中兴,被传为千古美谈。可是,黄金台只见于文学作品和民间传说,却不见于早期史书。而在传说中,黄金台又有多处。到底燕昭王当初是否筑了黄金台,其位置又在哪里?为什么会产生蔚为大观的黄金台现象?历来缺乏系统的考证。本文从黄金台名称的由来,黄金台的位置,黄金台现象产生的历史原因,及其对燕赵文化的影响等方面予以系统考证辨析,理清其源流。     

电影《武训传》的批判对郭沫若的重大影响——谈郭沫若的学术品格与学术风格的转变

郭沫若原来对武训的评价是持论公允的,兼顾了武训其人,把握了历史但又没有全部把握历史的两个侧面。经过文艺上的批判运动,郭沫若的学术品格、学术风格发生了两种转变:由原来的知识分子传统的代表者向主流文化的代表者转变;由人民本位的陈述立场向官本位的陈述立场转变。这是"左倾"政治对文化、学术的挟持和强制性要求的极不正常的产物。因此,我们探讨《武训传》批判对郭沫若学术品格、学术风格转变的影响,不仅有利于我们研究郭沫若,而且有利于整个中国现当代文学的研究。     

《汉书》中所反映的天人谐调论

强调天人谐调构成了《汉书》的一大文化特色。这反映了秦汉以来贯通天人的学术思潮,体现了古人对天地的敬畏与自我约束;它昭示人们要效法天地,顺应自然规律,珍爱资源,保护生态。对于统治者来说,则应施仁政,躬节俭,振贫穷,恤孤独,扶助弱势群体。如此方能真正形成一个和谐有序而又充满活力的社会。     

论马克思对古典“经济人”思想的批判

马克思在《资本论》及其手稿中对古典“经济人”思想的批判,是马克思在科学唯物史观的视野中批判资产阶级政治经济学家的经济伦理思想的重要内容。马克思不仅批判了古典“经济人”思想的抽象性质,而且批判了资产阶级政治经济学家从抽象的“经济人”思想出发来“对一种他不知道历史来源的经济关系的起源作历史哲学的说明”（指资本主义生产关系）的辩护论思想,并由此出发展开了对现代资产阶级社会伦理价值观的深刻批判。     

皇侃《论语义疏》探微

皇侃《论语义疏》成书于南朝梁武帝年间,南宋乾道、淳熙以后亡佚。清乾隆年间由日本传回中国,其真实性无庸置疑。在《论语义疏叙》中,皇侃对《论语》的撰集成书、"论语"二字的意义及"论"前"语"后的原因、《论语》的不同传本等问题进行了详尽的论述。皇疏不仅经注文并疏,兼存疑说,而且采用了"义疏"体的新注解体例。该体例在文体上采用了分章段疏解和自设问答的手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