双向FDI对劳动力成本的影响——基于跨国面板数据的分析

劳动力成本的上涨是吞噬一国竞争优势的重要原因,而科学评判国际投资对劳动力成本的影响则成为世界各国政府衡量外资绩效与调节收入分配的关键。利用2000—2018年中国以及经济合作与发展组织（OECD） 37个国家和地区的数据来检验双向FDI如何影响劳动力成本,研究发现,外商直接投资（IFDI）、对外直接投资（OFDI）与劳动力成本之间存在明显的倒“U”型关系,伴随着双向FDI规模的扩大,劳动力成本表现出先提高后下降的趋势,这一影响在金融危机冲击后更为显著。一国经济发展水平显著影响双向FDI与劳动力成本之间的关系,对于高收入国家而言,双向FDI与劳动力成本之间更多表现为倒“U”型关系,但是对于中低收入国家而言,双向FDI则显著推动了国内工资水平的上涨,进而影响本国在国际竞争中的比较优势。双向FDI的扩张无疑加剧了我国劳动力成本的上涨压力,应坚定不移地走创新发展、高质量发展之路,调整优化引资规模与结构,鼓励增加高质量的对外投资。     

G-3汇率波动对我国FDI流入影响的实证分析

在分析影响FDI因素的基础上,应该区分两种不同外商投资目的企业类型,对汇率波动影响FDI的流入情况进行分析;并进一步选取对我国FDI数量较大的13个国家和地区作为样本,对G-3汇率波动对我国FDI流入的影响进行实证分析.经理论推导和检验,发现流入我国的FDI与G-3汇率波动之间的关系是负相关的,美元汇率波动、日元汇率波动与我国的外商直接投资存在比较明显的负相关关系,而欧元汇率波动对我国外商直接投资的影响并不显著.要注意研究流入我国的FDI与G-3汇率波动之间的关系是负相关的原因.     

人民币实际汇率变动对中国在哈萨克斯坦FDI影响的实证分析

汇率水平及汇率波动率是影响对外直接投资的重要因素。文章利用汇率和汇率波动率与FDI关系的理论,通过建立相关模型,对1995~2012年人民币与坚戈实际汇率水平、汇率波动率,中国实际GDP增长率以及中国对哈萨克斯坦的开放程度等数据资料进行实证分析,得出中国对哈萨克斯坦FDI与人民币实际汇率变动呈正相关,与人民币实际汇率波动率呈负相关的结论。     

过剩资本能否解决过剩劳动力——来自深圳特区的启示

资本与劳动力双重过剩是经济面临的"危",正确使用过剩资本以解决过剩劳动力却是化解经济困局的"机"。经济特区是资本流动的通道,是获取国际市场有效需求的窗口,资本与劳动双重过剩的现状使其资本流通功能调整为"引进来"与"走出去"并重。使用MyintSmith理论分析我国资本与劳动力双重过剩现状,结果表明,有效需求是创造就业的源泉,双向直接投资能促进有效需求增长。实证分析表明IFDI和OFDI分别是就业量的格兰杰因,反之就业量未必促进OFDI与IFDI增长。脉冲响应结果显示,双向直接投资增长冲击能引起就业增长持久的正向响应。稳健性检验基于省际面板数据与空间计量回归方法,双向直接投资、固定资产投资、进出口、教育水平、医疗水平及其空间滞后项等变量对就业增长存在显著正向促进效应。     

我国逆向型对外直接投资对母国技术进步影响的动态调整检验——基于脉冲响应函数法的实证分析

文章利用1989—2010年的中国外商直接投资的统计数据,运用协整分析和格兰杰因果分析法揭示了我国OFDI与母国技术进步之间的关系,并使用广义脉冲响应函数和方差分解法进一步证明了二者之间的动态调整效应。分析表明,OFDI与技术进步之间存在长期均衡关系,其中OFDI是技术进步的格兰杰原因。从动态角度理解,对外直接投资增长率对全要素生产率增长率的冲击响应相对较小,并且呈负向挤出效应,即从中短期看,技术寻求不是我国OFDI的主要原因,相反,全要素生产率增长率对外直接投资增长率的冲击响应相对更为明显,说明OFDI的确提升了母国的技术水平能力,但存在一定的滞后性。     

国有企业OFDI的业绩、地位与政策启示——从中国OFDI动因的角度考察

世界各国经济发展表明,对外直接投资(OFDI)是一国经济成熟的一个标志,它体现了一国的现代经济素质。我国走出去战略正式提出10年来,OFDI连续多年保持增长势头,年均增长速度超过50%。我国OFDI的发展战略与发达国家和其他发展中国家不同,国有企业在我国OFDI中扮演着极其重要的角色,大量的OFDI都是由主要背负国家投资战略的大型国有企业来实施的。因此,客观评价国有企业OFDI的绩效,正确理解国有企业在我国OFDI的地位,对我国OFDI战略的优化与OFDI模式的创新有着重要的意义。     

中国石油行业对外直接投资影响因素研究

选取相关的可量化因素作为中国石油行业对外直接投资的变量,采用1995—2017年间23年的人均GDP、国内发明专利申请授权量、汇率水平、石油进口贸易量和石油价格5个数据,对石油行业对外直接投资进行实证分析。研究发现,人均GDP、国际石油价格与石油行业对外直接投资之间分别呈现显著的正相关关系,而汇率水平与对外直接投资之间呈现显著的负相关关系。     

外商直接投资、对外贸易与经济增长——基于北京市数据的分析和检验

文章根据协整理论和Granger因果检验理论,利用1987—2008年的年度经济数据,对北京市的外商直接投资、对外贸易和经济增长之间的关系进行了实证检验。研究结果表明：在长期,北京市的经济增长与外商直接投资和对外贸易存在着一种长期、均衡关系和Granger因果关系;在短期,对外贸易与经济增长不存在显著因果关系,但短期内FDI与经济增长之间存在着双向因果关系,对外贸易与FDI之间存在着单向因果关系。     

中国对外直接投资决定因素的理论分析与实证检验

伴随着中国经济国际竞争力的不断增强和“走出去”战略的逐步实施,中国对外直接投资发展迅速.文章考察了2003～2009年问中国25个省市的面板数据,运用变截距模型、Hausman检验、广义最小二乘等方法对影响中国各地区对外直接投资的因素进行实证研究,结果表明:人均国内生产总值、对外出口与中国对外直接投资存在显著的正相关关系,技术能力对中国对外直接投资的影响并不十分显著,但中国已经具备了对外直接投资的垄断优势,同时,中国各地区对外直接投资发展不平衡.     

外汇储备充裕下对外直接投资与中国经济增长的关系研究

选取我国1982—2013年相关数据,对中国对外直接投资与经济增长的关系进行实证分析。经过单位根检验、协整检验可知,两者之间存在长期稳定的协整关系,通过格兰杰因果关系检验,可知经济增长是对外直接投资的格兰杰原因,而对外直接投资不是经济增长的格兰杰原因。基于此,在当前外汇储备充裕的情况下,应继续加大鼓励外商投资的力度。     

FDI与高技术产业发展的实证分析

受经济全球化的影响,发达国家纷纷进行了产业升级和转移,将对外投资的重心放在了高技术产业,如将高技术产业中的加工、组装、研发等部门向我国转移。在知识经济时代,高技术产业的发展水平关系到一国综合国力和国际竞争力强弱。这意味着外商直接投资为我国发展高技术产业和经济实力的增强提供了良好的机遇,但高技术产业在引资过程中也存在很多问题,特别是内外资企业的技术差距对我国高技术产业的未来发展造成了障碍。为此,通过从3个方面对FDI技术外溢与高技术产业发展进行实证分析,提出引进FDI推动该产业优化的政策建议。     

人民币兑美元实际汇率与中美贸易收支关系的实证研究：基于人民币汇率改革以来的月度数据

在全球经济复苏的背景下,一些国家的贸易保护主义又开始抬头,关于中国对外贸易的问题又成为众人关注的焦点。文章基于人民币汇率改革以来的月度数据,通过构建VAR模型,运用单位根检验、Johansen协整检验以及误差修正模型等方法,对人民币实际汇率如何影响中国对美国的净出口作了实证分析。通过分析发现,人民币升值对改善中美贸易收支平衡状况存在显著影响,而从长期来看,改善中国贸易收支的关键在于中国经济的持续增长。     

人民币升值对外商在华直接投资的“三维效应”分析——基于引力模型的实证研究

文章通过建立引力模型,以1982—2011年的面板数据为基础,从三个不同维度研究了人民币对外商直接投资与GDP之间的动态关系。实证结果表明:从总体效应来看,人民币升值不利于吸收外商直接投资,人民币实际有效汇率每升值1%,外商直接投资减少1.63%;从地区效应来看,人民币升值对不同地区影响的方向和大小是不同的;从行业效应来看,人民币升值也会导致外资的减少。所以保持人民币汇率在合理均衡水平上的基本稳定,注重优惠政策对不同地区的结构性差异影响是应对人民币汇率变动对外商直接投资所造成不利影响的关键所在。     

生产分割、出口绩效与汇率调整的有效性——基于VECM模型的实证研究

本文探讨了在生产分割条件下,汇率对出口绩效的影响。发现出口绩效、汇率、外商直接投资和世界需求之间存在长期稳定均衡关系。国际生产分割导致中国大量进口中间产品并出口同类产品的制成品,这明显削弱了汇率对出口绩效的影响。在生产分割条件下,通过调整汇率来实现抑制出口并不有效。这解释了人民币持续升值的情况下,中国的出口不是减少而是不断增长这个似乎矛盾的现象。     

我国吸收外商直接投资影响因素的协整分析

改革开放的20多年来,我国的外商直接投资逐年增加,对我国经济的快速发展发挥重要的作用,而影响外商直接投资的因素有很多。在对吸收外来直接投资理论研究的基础上,结合我国的实际情况,利用协整分析方法和格兰杰检验方法,定量分析影响我国外商直接投资的因素,认为我国稳定的发展态势及前景是主因。     

"污染避难所"假说及其在中国的检验

"污染避难所"假说的理论依据是纳入环境要素的H-O理论,认为由于发达国家的环境标准普遍高于发展中国家,故高污染产业必将向发展中国家转移.我国是吸收外资最多的发展中国家,是否已成为"污染避难所"?文中分析了我国影响外商直接投资的主要因素;在此基础上建立外商直接投资区位选择模型并采用我国1999-2002年的相关数据对该假说进行实证检验.分析结果表明我国环境政策强度对外商FDI的流向影响很小,外商对华直接投资并未出现明显的污染产业转移倾向.     

我国农村金融效率实证研究

研究表明,1980—2009年期间我国农村金融整体发展水平较低,微观金融效率受经济金融形势影响波动幅度较大,宏观金融效率从1990起整体呈下降趋势。协整检验表明,农村微观金融效率与农村经济发展水平和农村金融结构正相关,与农村金融发展水平和农村经济结构负相关,宏观金融效率与之相反。格兰杰因果检验表明,农村微观金融效率是农村经济增长的单向格兰杰原因,与其他因素之间不存在任何方向的格兰杰因果关系;农村金融结构是农村宏观金融效率的单向格兰杰原因;农村金融发展水平与其他变量之间不存在任何方向上的格兰杰因果关系。     

经济增长、FDI来源与中国环境污染——基于省级面板数据的实证研究

以经济增长和环境污染的关系为基础,考察对外开放对环境污染以及二者关系的影响,分解不同FDI(Foreign Direct Investment)来源对环境污染的边际影响。利用1998—2003年中国30个省(市、自治区)的面板数据,以四种工业污染物排放量两类环境质量衡量指标为因变量,对影响环境污染的各因素进行实证检验,结果发现:所考察的各工业污染物的排放均符合环境库兹涅茨曲线假说,环境库兹涅茨曲线的形状以及污染拐点的位置与污染物的选择和环境质量衡量指标的选择有关,根据污染排放量指标计算的污染拐点远大于根据污染排放强度指标计算的污染拐点;对大部分污染排放物不同的环境质量衡量指标而言,对外开放对环境污染虽然很小,但统计上还是有显著的影响,这在一定程度上支持了污染避难所假说在中国的成立;不同的FDI来源对中国环境污染具有不同的影响,对大多数污染物而言,来自港澳台的FDI对环境质量具有显著的负面影响,而来自其他国家的FDI则对中国的环境污染没有明显的影响。     

对当前经济金融形势的思考

根据近几年的经济金融形势来看,在我国的房地产、股市、车市的带动下,经过几次有效的调控,区域暂时稳定。但是随着城市人口的加剧,物价飞速上涨,导致更多的人要求工资继续上调、楼价继续下降。在进行与国际接轨的同时,人民币汇率也是节节攀升,但是人民汇率的上涨,同样也带来了巨大的经济挑战,使我国在经济发展过程中,将会遇到更多的困难,如何解决这些困难,使我们更好地进行有效的经济发展事项的研究,本文将做出简单的探讨,以供参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