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利益分化视野下人大利益表达功能的强化

利益表达是政治过程的起点.利益表达是人民代表大会的重要功能.利益分化的加剧,要求完善人大选举制度,实行代表专职化,扩大直接选举范围,健全立法制度,缩减人大代表数量,以强化人大利益表达功能.     

论社会转型期的利益分化

改革开放二十多年来,中国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社会进入了一个重要的转型期,社会结构也发生了巨大的变迁:由总体性社会向分化性社会转型.大量新的利益群体出现,利益要求多样,利益分化已成为我国社会转型期出现的一个新的社会现实.     

快速转型时期的利益分化与社会矛盾

改革开放以来我国经济保持着高速的发展势头,与此同时,社会收入差距也在不断扩大,得不到有效的遏制。为什么会出现这种现象?本文认为,背后的根本原因在于从1990年代中期开始,我国已收入分化进入利益分化阶段,形成了以利益集团和强势阶层为主导的刚性利益配置机制,纵观当前我国出现的社会矛盾和冲突在很大程度上是强势阶层和利益群体对其他阶层和群体进行利益掠夺的反应和结果。如果不从制度和法律上遏制利益群体的贪欲,制约他们的无作非为,压缩他们的利益空间,隔离他们之间的利益交换,那么就不可能遏制中国当前不断扩大的利益分化势头,更无法缩小收入差别,更不能调整利益分配格局,使社会变得更公正、更和谐,社会矛盾更少的状况中来。     

论转型期利益分化的性质:正向分化抑或负向分化

当前我国的利益分化呈现出较强的负向分化特征,主要表现为:以分工为基础的关联性利益分化尚未得到全面发展,而强势利益主体的联盟对社会整合的负面影响突出;对立性利益分化较为显著,纵向利益分化呈现出过度发展的趋势;由于利益分化累积效应的存在,在可以预计的将来,过度的利益分化仍将继续发展。为此,应从利益的发生机制、表达机制、协调机制、分配机制入手,推进正向的利益关联,控制对立性的利益分化,缓解过度的利益分化,遏制累积性的利益分化。     

当前社会利益群体分化的道德影响

在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条件下,社会利益群体分化组合是一种客观现象.从政治道德的视角看,社会利益群体的合理分化将加快中国社会结构的现代化,推动社会主义政治民主化,促进人的全面发展;而社会利益群体的过度分化则会削弱中共执政的道德基础,挫伤经济发展和社会进步的道德动力,危及中国社会的安全运行与社会和谐.     

论传媒与司法公正

本文论述了传媒对司法的介入、影响及其局限,并着重研究传媒与司法公正的内在逻辑关系.传媒与司法的关系从本质上讲是权利与权力的关系,新闻自由与司法公正都是现代民主法治国家不可或缺的基石,应当在制度和体制的设计上尽量保持两者之间合理的平衡.     

略论司法公正

司法的核心是公正。随着法治进程的推进,人们对司法公正越来越关心和渴望,司法不公现象受到广泛的批评。而实现司法公正要明确司法公正的内涵及评判标准,而司法机关及司法人员自身的问题、司法权力的地方化倾向以及对司法权的监督、制约制度不健全是司法不公产生的主要原因。因此树立司法权威、强化司法素质、完善司法的监督机制是实现司法公正的主要保障。     

当代中国社会利益分化问题的思考

市场取向的改革所必然产生的利益分化 ,突破了计划经济体制下利益分配和利益实现方式的局限性 ,产生了巨大的利益驱动作用 ,激发了人们追求利益的积极性 ,使社会和主体利益快速增长。但是利益分化也形成了供需性、地域性、阶层性等利益矛盾 ,对这些复杂的矛盾关系处理不当 ,将导致社会不稳定因素的增加。为此 ,要根据利益分化及利益矛盾的性质、特点采取相应的方法进行有效的利益协调。     

市场能力与职工住房利益分化

住房改革推进了中国城市单位职工的“市场能力”与其住房利益分化之间的关系 :“市场能力”强的职工在单位住房改革中获得了更多的住房利益。但是 ,构成职工“市场能力”的各要素并不均衡地影响职工住房利益获得。其中 ,职工家庭收入的影响力最大 ,其次是职工在岗与否 ,再次是职工的年龄 ,影响较弱的是职工的学历 ,最弱的是职工的职称。住房改革已经使单位住房分配原则由“结果公平”过渡到了“资本参与”。     

论传媒与司法公正

本文论述了传媒对司法的介入、影响及其局限,并着重研究传媒与司法公正的内在逻辑关系。传媒与司法的关系从本质上讲是权利与权力的关系,新闻自由与司法公正都是现代民主法治国家不可或缺的基石,应当在制度和体制的设计上尽量保持两者之间合理的平衡。     

论司法审判中的利益衡量

利益衡量方法是法官审判实践中的重要方法,无论法律制度多么完备,都有利益衡量的空间。从法治的沟架看,法官的自由裁量必须在法律的框架内,必须符合公平原则。但在个案中,利益衡量是不可能有具体的标准和具有操作性的方法的,它取决于法官的个人背景和现实情况。因此,在具体的实践中,法官的利益衡量,很容易带上不公正的痕迹。     

司法公正与社会稳定问题研究

司法公正与维护社会稳定一直是最为普遍关注的一项课题,专家学者都从不同角度进行广泛、深入的探讨和研究。司法公正本身具有两个方面的含义,具体地说一是指司法机关对诉讼当事人作出的裁决或处理结果是公正的,二是指诉讼活动的过程对有关人员来说是公正的,或者说诉讼参与人在诉讼过程所受到的对待是公正的。从司法公正的含义、司法公正与社会稳定的关系以及如何实现司法公正等方面切入,以司法公正作为执政的一个重要环节和基础,作为社会发展的前题和途径,作为维护社会稳定的重要手段和最后的"关卡"为视角,对如何通过司法公正促进社会稳定进行了深入的探究。     

论国际刑事法院的司法正义结构

国际刑事法院的建立及其基本文件《罗马规约》的通过,标志着对于国际性刑事犯罪的管辖和处理进入了一个全新的发展阶段,这个证实正义理论的尝试性突破在国际司法正义实现的进程中起到积极作用。由正义与司法正义两者之间的联系凸显司法正义在实现正义过程的重要地位,而承载着实现国际司法正义重要使命的国际刑事法院及《罗马规约》其成立目的、机构运行的司法独立性质、法学理论视角下矫正正义与程序正义的充分结合使其在体现司法正义方面更优于以往国际刑事审判机构。     

未成年人恢复性司法理念的中国实践

未成年人恢复性司法是对传统未成年人刑事司法的反思与超越,实现了司法目的从惩罚到保护的回归。我国也开始进行恢复性司法本土化尝试,基层司法机关运用刑事和解、暂缓起诉、前科消灭等制度处理未成年人犯罪案件,取得了良好的社会效果。在我国试行恢复性司法还需注意观念更新、具体适用制度和配套制度的完善,以期更广泛地发挥该制度的作用。运用“恢复性司法”处理未成年人犯罪案件,既有赖于立法的支撑,更有赖于司法的践行。     

司法正义理念的溯源及证成

追溯西方法政思想史,司法正义、法律正义、社会正义三者之间存在着内在的勾联。权力分立与制衡的观念构成司法正义的前提,古典的自然正义思想赋予了司法的正义属性,正当程序从程序正义上保障了司法正义的现实性。司法正义理念的有效整合需要反思实体正义与程序正义的二元对立,发挥报复性正义与恢复性正义的互补机制,实现立法正义、执法正义与司法正义的合理衔接。     

司法认知的法理之维——在公正和效率之间

任何一项证据制度的确立,其背后必然具有一定的理论来支撑。司法认知作为一项证据制度,其设立和运作同样有一定的理论支撑点。建立司法认知的法理之维就是为了实现诉讼公平,消除不合理的费用和拖延,提高诉讼效率。     

社会阶层分化对和谐社会构建的影响

和谐的社会阶层关系,是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的价值追求,良性的社会阶层分化对和谐社会构建有积极意义;当今中国阶层分化中出现的阶层分化不平衡、贫富悬殊等现象,使得阶层之间的矛盾和冲突增加,它们对和谐社会构建构成潜在威胁。消解这些不和谐因素,必须在社会整合机制、流动机制、利益统筹和表达机制、文化建设等方面做出制度安排和政策措施。     

城市化背景下居住空间分异现象研究

城市居住空间分异是现代社会发展的必然结果,也是城市居民阶层分化的重要表现。我国目前正处于城市化建设快速发展时期,城市居住空间分异成为不可避免的社会现象,体现了各阶层居民社会经济地位的变化,其形成过程中社会结构和社会文化价值发挥了重要作用。突破人际互动的空间障碍,促进社会资源合理有序流动,实现城市空间的混合居住,是一项任重而道远的任务。     

分配正义、权利正义与权力的正当性——从司法审查的视角看罗尔斯与诺齐克的正义之争

司法审查的真正目的,并不在于审查公共权力是否应当为了改善经济处境最差者的境遇,而对社会资源进行重新分配,而是审查在实行分配正义的过程中,公共权力与政府行为本身的正当性。通过对权力正当性的司法审查,可以调和经济领域中的自由与平等的关系。我们需要的是一种自由基础上的公平正义观,并致力于在意识形态、制度与公共政策三个向度上,实现自由基础上的公平正义。     

司法建议法律效力初探

司法建议作为人民法院审判职能的延伸,近年来在化解社会矛盾纠纷、提高社会管理水平方面日益发挥着重要的影响力,已成为一项具有中国特色的司法制度。本文通过对司法建议概念、特征的分析以及与相似制度的比较研究,认为司法建议在性质上虽然仍属建议类型,其法律效力相较于司法裁决应该是相对柔性的,不应对实践中存在的全部司法建议一体赋予法律效力;但在创新社会管理、倡导能动司法的时代背景下,对于预见防范型、改错纠正型的司法建议应赋予对被建议单位的法律约束力,并通过统一立法对司法建议的法律效力和运行机制予以规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