清初诗人张笃庆及其诗歌创作

张笃庆是清初山东诗坛上的一位重要诗人 ,其诗歌创作见解精辟 ,别具特色 ,在有清一代享有较高的诗名。诗歌还有着无可替代的文献价值。他与蒲松龄交往很密切 ,从他同蒲松龄的赠答诗里 ,可以考知《聊斋志异》创作的一些罕为人知的、至为重要的情况。     

南宋遗民诗人的心理认同与诗歌创作

作为历代遗民中颇具特色的士人群体,南宋遗民诗人在共同的悲愤忧患与隐匿遁世的心理激发下,将先贤杜甫与陶渊明作为吟咏效仿与精神寄托的对象.于是,宗杜与祖陶式的诗歌创作便成为其心理认同的外化.遗民诗人的这种心理认同与诗歌创作的关系,有力诠释了“客观存在决定诗人心态、心态特征影响诗歌创作”这条基本的文学创作规律.     

论王夫之《明诗评选》对成化正德间苏州诗人的批评

在《明诗评选》中,王夫之将成化至正德间苏州诗人分为两类。他一方面将祝允明、唐寅、蔡羽标举为明诗典范,一方面大力攻击沈周、杨循吉等人。此种批评表现出黜主流而扬别派的明诗批评思路,具备一定合理意义,也存在明显的误读,折射出王夫之诗学的诸多深层问题。     

隐士·隐逸诗人·经典诗人——陶渊明形象经典化解读

经典化的陶渊明是他的读者塑造出来的。陶渊明的隐士身份和“古今隐逸诗人之宗”的定论,影响了后世读者对陶渊明的接受。唐代独特的隐逸文化使陶渊明日益显扬,而宋代特定的文化氛围、文人心态和审美趣味,使陶渊明成为经典诗人。     

清代诗人的经济生活与诗歌创作——以浙派为例

经济生活与文学创作是一个重要的研究话题.清代浙派诗人群体的诗歌创作中出现了大量与经济生活相关的细节.浙派诗人对经济话题的书写呈现出日常化的态势,他们将贫困这一主题渗透在衣、食、住、行等日常化的细节吟咏中,如对寒碜的衣着、上涨的米价、破败的住房、友人的赠物等方面的描写.直面经济的困顿时,诗人们流露出多层次的心态,包含了自怜、自嘲、自责等微妙而煎熬的情绪体认,从而在诗中出现了宣泄、谐谑、哀叹等多重的心灵抒发方式.康乾时期文祸不断的时代背景导致浙地士人噤若寒蝉,令心性孤清的浙派诗人更加趋向个人世界的自我关注.士商互动的馆客生活带来的贫富悬殊的落差,令善于自我关注的浙派诗人更加趋向于关注自身经济的贫弱.大量述贫诗的创作,是浙派诗人表达生命痛感的精神化体验.     

六朝佛教对诗人文学观的影响

六朝时,随着佛教的流行,佛教思想几乎影响到每个重要诗人的创作,并进一步影响到其文学思想的形成。这一影响过程有两个鲜明的特征:其一,佛教往往与道家思想一起影响诗人对文学的审美性进行强调和思考,并由此对抗儒家对文学的社会功能的强调与约束,从而促进了"文的自觉"时代的到来和蜕变。其二,佛教在中国化的过程中,与往往处于社会边缘化的诗人建立了良好而亲密的关系:诗人改变着佛教,使佛教由严格意义的宗教转化为文化宗教,成为中国文化重要的一部分;佛教也改变着诗人,使边缘化的诗人找到心灵平衡的支点,更加陶醉于怡情适性的文学创作,促进了文学的发展和繁荣。     

我国贬谪文学和贬谪诗人类型分析

贬谪是我国自古就存在的一种社会政治现象和文化现象。漫长的封建时期产生的贬谪文学是我国古代文学的重要组成部分。从社会政治角度分析,贬谪可以分为正向贬谪、负向贬谪和战略贬谪;从人格独立程度而言,可以分为他贬诗人、自贬诗人和吏隐诗人。对我国贬谪文学和贬谪诗人进行类型分析,可以考察贬谪文学产生时的知识士人生存的文化生态环境,从而推究古代文学魅力永存和繁荣的一个独特的历史文化生成原因。     

从春秋贵族诗人群体构成形态看诗歌创作方式的转变

西周时代的"献诗""采诗"制度是以服务于礼乐制度为目的的,而春秋时期这种制度则由服务于"辨妖祥"的宗教目的逐步转变为服务于"听于民"的政治目的。与这一转变相伴而生的就是由诗、乐、舞三因素合一逐渐向诗与乐、舞二因素脱离的转变,使诗歌完全通过自己的语言符号所代表的语义发挥其社会政治功能,诗歌创作方式随之开始由集体创作逐渐转化为个人创作。正是贵族诗人群体构成形态的多元化,促进了我国古代诗歌创作方式的重要变革。     

近代粤东客籍诗人群体及其创作

近代粤东客籍诗人群体是 19世纪末形成的一个地域性文学集团 ,它是以黄遵宪、丘逢甲为中心 ,靠共同的客家情结和彼此间的亲缘关系、师生关系、同事关系而维系 ,他们的诗歌创作风格各异 ,对岭南近代诗坛乃至近代文学都有重大影响。     

朝鲜诗人李尚迪的思想文化特征

李尚迪是朝鲜纯祖至高宗时期的一位重要诗人,他的思想文化特征可以从以下四个方面体现出来,即正统的儒家思想观,边缘化的人生取向,"问学"的文化选择,慕华思想与个人的情感空间.     

论明人的反宋诗情结

在中国诗歌发展史上,宋诗虽然没有唐诗的耀眼光芒,也算是别有天地,但是在明代,宋诗是一个被严厉批判的对象。为什么会这样呢？文章拟从四个方面对此进行了探讨：一、在明人看来,宋诗多劳心之直陈,少形容之妙;二、宋诗过于纠缠于理、道,思维方式上重思辨,违背诗的形象思维规律,创作少兴少象、少情少趣;三、宋人好用典故,好以文为诗,诗主意主理、少韵少味;四、与明人的政治、文化诉求及诗学理想有关。这些因素共同酿成了明人根深蒂固的反宋诗情结。     

明代追和词的兴盛及原因

明代追和词数量大增,并且出现了多部追和词集。明代诗坛的复古运动亦影响到词的领域,明人对于唐宋词极为尊崇,这一心态在创作中的直接体现即是追和之风的盛行。明代诸多词谱、词选、词籍的编著整理也为明人追和对象和范围的扩大奠定了良好的基础。明人唱和往往以追和前贤名作为形式,这是明代追和词兴盛的重要原因。对于唐宋名家名作的大量追和促进了唐宋词的传播与接受,推动了弘治嘉靖年间明词的中兴。     

晚明“山人”与晚明士风——以陈眉公为主线

晚明“山人”与传统“山人”已有了本质区别,其“山人习气”在晚明就颇受物议,故此明末清初的大多数文人都不愿直称负有清望的陈眉公为“山人”,但陈眉公的“山人”身份却是毋庸讳言的。不仅如此,他事实上还是晚明“山人”中的领袖人物,是晚明“山人”“竞述”的对象。但陈眉公毕竟又与普通“山人”有诸多不同之处:陈眉公的生活方式虽然亦游亦隐,但以“隐”为主,其“游”也非主动出游;陈眉公主动捐弃诸生而为“山人”,与一般诸生被迫放弃举业而成为“山人”略有不同;陈眉公的安贫乐道的处世态度、淡薄名利的价值观在晚明“山人”中也是颇有独特性的。作为个体的陈眉公与作为群体的晚明“山人”同而不同,“不同”是陈眉公在晚明享高名的根由,而“同”则使他在清乾隆朝以后备遭恶谥。     

明代滇西边疆研究述评

文章从政区设置、边疆经略、民族史等方面,对目前学术界对有关明代滇西边疆研究的成果进行了述评,对研究新动向和视角进行了总结.认为从地方、中央甚至周边关系的多重视角研究边疆地区,可以发现边疆与中央、与周边地区的互动,并发现这种互动关系对边疆社会变化的推动作用,能更全面、深入地理解滇西边疆的发展与形成的历史.     

明代以后南方军事优势论略

宋以前,中国经济、文化、人口重心一直在北方,所以,军事优势也在北方.宋以后,经济、文化、人口重心南移.到明清时,南方表现出军事潜力.鸦片战争以后,军事重心移往中国南方.     

晚明文学娱情观简论

在晚明这一特定的时代环境下,经过历史积累的文学娱情观终于成说立言,并突破正统文学观念的束缚而流行于晚明文坛。这使文学一定程度上从政治教化之工具角色中走了出来,其独立性和娱情性也因此而突显出来,性情文学、趣味文学、闲适文学也从而大盛。     

明代云南土官袭职制度研究

云南是明代土官的主要分布区。明代云南土官有选用和世袭两类。选用土官为汉人,世袭士官是土酋。土酋袭职的次序有父子、兄弟、妻子、女婿、叔侄,甚至得到明朝许可后头目也可以袭职。在云南土酋袭职方式的基础上,借鉴明代武职袭职程序,形成了云南土官袭职的基本程序,即应袭土官提出申请,头目保举,官员勘合,且应袭者符合年龄条件后可袭职。为避免争袭,应袭土官要接受儒学教育,在职士官要编制宗支图谱。云南土官赴京袭职,是明初形成的惯例。但路途遥远和土官贫富不均使正统时期出现纳粮就地勘合袭职。而勘合官员腐败等弊端,导致了嘉靖初年芒部、武定、寻甸等处土官叛乱。平定叛乱后,在总结弊端的基础上,嘉靖九年（1530）制定《土官袭职条例》。此后加强对土官的约束,每三年考核一次,通过考核才能连任,对违法乱纪、不服从勘合的土官实行改流。随着嘉靖时期灾荒增多、财政不足,嘉靖十五年（1536）开始实行纳粮折银袭职。而勘合官员索贿、不作为等行为影响了三宣六慰地区土官对明朝的向背,隆庆至万历初年木邦、陇川、潞江、蛮莫等土官叛附缅甸。为增强明朝对土官的凝聚力,万历初年放宽土官袭职条件,不纳粮也可以就地勘合袭职。     

许筠对唐宋明及朝鲜诗歌的批评

朝鲜王朝是朝鲜历史上诗歌理论发展的顶峰时期。这一时期的许筠诗歌批评涉及到了唐、宋、明诗以及朝鲜历代诗歌。他以唐诗性情本质作为诗歌批评的标准,崇尚唐诗,轻视宋诗,肯定明诗。在对朝鲜历代诗歌的批评上,体现了他的民主、民族意识。     

试论明代的中缅贸易

明代的中缅贸易可以划分为两个部分:缅北的陆路边贸和下缅甸地区的海路贸易。明代缅甸南、北方民族地方政权在外交和经济上的相对独立性,较大程度上促进了中缅贸易的发展。得益于中缅贸易的发展,明代在中缅边境地区新兴起了数个商贸城镇。明代的中缅贸易还促使了两国间的人员和物品流动增多,促进了中缅间的文化交流,从而在历史上开启了一个中缅两国人民友好交往更加密切繁荣的时代。在云南省加快实施"桥头堡"战略的今天,曾经在明代繁荣的滇缅商道将再次焕发出新的活力。     

诗歌盛唐气象论

盛唐诗歌以其健康向上的风采、雄浑宽远的境界、恢宏豪放的气质,被后世推崇为“盛唐气象”。雄浑豪放的盛唐气象, 鸣奏着盛唐诗歌的主旋律,应该说它是历史上空前强大的唐帝国文治武功极盛与古典诗歌高度繁荣成熟所结出的硕果。盛唐气象是不可逾越的,因为它毕竟是一个时代的产物和反映。盛唐气象,是盛唐时代的精神外现和性格形象,是盛唐诗歌普遍的基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