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物权法》与城市房屋征收拆迁补偿制度的变革

在<物权法>颁布前,我国对于城镇国有土地上单位和个人房屋的征收与拆迁的权限和程序尚无法律规定,适用的是国务院2001年<城市房屋拆迁管理条例>.<物权法>实施后,该条例在拆迁原则、拆迁体制等问题上因与<物权法>的规定明显不一致而面临停止执行的问题,从而可能导致城市房屋征收与拆迁补偿工作无法可依.为此,国务院应抓紧制定<国有土地上房屋征收与拆迁补偿条例>.面对"公共利益"界定上的争议,建议用列举法从宽列举公共利益,难以明确界定为公共利益的,可以通过公共利益程序界定机制进行界定.<物权法>实施后有权征收国有土地上房屋的主体只能是政府.国务院新制定<国有土地上房屋征收与拆迁补偿条例>时,必须对被拆迁入的知情权、参与权等权利作出具体、明确的规定,对非公共利益项目的拆迁补偿也要高度重视,并及时作出规范.     

农村房屋拆迁行政补偿论

农村房屋拆迁问题对于农村社会的稳定和发展具有重要影响。通过完善行政补偿来确定农村房屋拆迁行政补偿的基本原则和行政补偿的范围和标准。明确农村房屋拆迁行政补偿的基本程序和救济程序,丰富农村房屋拆迁行政补偿的承担方式和费用来源,对规范农村房屋拆迁行为具有重要意义。     

城市房屋拆迁中的法律适用及其对策

通过问卷和个案访谈的方式对四个省房屋拆迁中的纠纷与法律适用问题的社会调查表明《国有土地上房屋征收与补偿条例》的实施过程中存在着一些问题。从根本上解决这些问题,政府应完善房屋拆迁法律制度,尤其是提高补偿计算标准,方能有效化解拆迁中的矛盾。而从体制层面来看,法治是解决拆迁问题的根本途径。     

浅谈《城市房屋拆迁管理条例》及房屋拆迁补偿估价

随着城市建设项目以政府投资为主转移到以社会投资为主,为了适应经济体制进一步变化、社会主义法制体系不断完善、各地城市房屋拆迁实践的实际需要,2001年6月6日国务院第40次常务会议通过了新的<城市房屋拆迁管理条例> (以下简称新<条例>).新<条例>对拆迁补偿与安置方面作了较大的调整,对房屋拆迁补偿安置原则和标准有重大突破.     

城中村房屋拆迁改造的法律分析

城中村房屋拆迁改造是城中村改造中的核心问题,关系到村民、开发商和政府等多方主体的切身利益,关系到城市化进程和社会的稳定。不同于城市房屋拆迁,城中村房屋拆迁是一种征地拆迁,并不能适用《城市房屋拆迁管理条例》。在城中村房屋拆迁改造中,涉及政府、拆迁人和被拆迁人三方主体,由于缺少全国性的法律规范,拆迁补偿安置成为三方主体面临的最为复杂和关键的问题。对于因拆迁补偿安置而产生的争议,应根据争议的性质采取调解、协商、诉讼等不同的解决途径和程序。     

拆迁问题的法律思考

拆迁问题表面上看是一个城建问题,实际上却是一个涉及法律、政府职能、公众权利等多方面关系的综合性问题。其中包括拆迁法规的合法性问题、拆迁征地的权属关系问题、补偿问题等。现有的法律、法规难以彻底解决拆迁中存在的各种问题,因此,有必要对此进一步加以规范。     

论城市房屋搬迁中的行政决定与诉讼选择——评《国有土地上房屋征收与补偿条例》

文章通过对《国有土地上房屋征收与补偿条例》与《城市房屋拆迁管理条例》的法条进行比较研究,分析了现有法制背景下城市房屋征收与补偿所包含的法律关系性质,探讨了征收决定的程序、征收补偿的实施及法院司法审查的介入等所存在的实际困境,探讨解决或缓解城市房屋拆迁中的利益冲突和矛盾,完善公民私有财产权保护机制的路径.     

论《侵权责任法》中的补偿

<侵权责任法>有数处规定了有关当事人的"补偿"义务,本文对这些补偿条款的法律适用和法律性质予以探讨,并结合民法通则的有关规定梳理和抽象出补偿义务的一般规则,包括:补偿义务的法律性质、补偿义务的法律规范体系及适用、补偿义务的数额、追偿权等.     

城市房屋拆迁中的困境和出路的物权法审视

拆迁关系到人民群众的切身利益,也关系到社会的安定和国家的长治久安。现行国家及地方拆迁规范存在诸多问题。一些规定对征收补偿法律关系的界定有问题,致使一些地方政府在实际运作中只征收、不补偿,而把补偿这一核心问题和矛盾推到拆迁阶段。我国的拆迁过程必须符合现代法治原则,要完善拆迁立法,规范行政行为。先补偿再拆迁当写进新条例,拆迁方必须征得被拆迁人同意,进行充分、合理的补偿后才能进行.     

城市房屋从拆迁到征收的制度嬗变——兼评《国有土地上房屋征收与补偿条例》

我国城市房屋在《房屋拆迁条例》下存在着补偿机制、纠纷解决机制、商谈机制等诸多结构性悖论,新出台的《房屋征收与补偿条例》对房屋拆迁的法律关系进行了重构,解决了公众参与、国家补偿等问题,但对于拆迁的核心问题——"土地使用权"仍然没有予以关注,与其相关的土地资源再分配、土地财政等问题尚未解决。     

关于提升审判机关司法公信力的若干对策思考

本文通过对当前人民法院司法公信力的状况进行分析探讨,从克服审判机关的"行政化"趋势,避免角色错位;杜绝司法不作为,规范司法行为;实行主审法官责任制和错案追究制,避免吃"大锅饭"导致谁也不负责任;对法院设置和法院体制进行改革,科学合理地配置司法资源;认真实施并完善法官回避制度;正确对待媒体网络舆情等六个方面提出了提升司法公信力的对策思考,从而保证审判机关依法有序地开展诉讼活动,最大限度地实现司法公正;同时也为人民法院的司法改革提供思路和参考。     

死刑复核程序中辩护权的现状与未来

死刑复核程序是最高人民法院、高级人民法院对于死刑立即执行案件、死刑缓期两年执行的案件进行审查核准所遵循的一种特别审判程序.我国死刑复核程序的现行法律规定虽有所进步,但其中的辩护权部分内容简单,不易操作,以致在司法实务中出现一些钻法律漏洞侵害被告人辩护权的现象.为最大限度保证死刑判决的准确性和公正性,使死刑复核程序应有的功能得以有效发挥,应当为辩护方在死刑复核程序中行使辩护权设置相应的配套制度和程序规则.     

论拒不执行调解书的归责

解释刑法用语的含义,不能超出普通民众能够理解的、可以察觉到的范围.无论是司法解释,还是立法解释,在解释“人民法院的判决、裁定”时均未表示可以涵盖“调解书”.结合罪刑法定原则、刑法谦抑性、期待可能性等理论,应当认识到仅凭行为人拒不执行调解书而对其行为进行刑法上的归责,是欠妥当的.     

论执行和解协议的不可诉性

人民法院生效法律文书做出之后,若当事人自行达成执行和解协议,在被申请人不履行执行和解协议的情况下,申请人所能采取的救济措施只能是请求法院对原生效法律文书恢复执行。从法律理论层面上讲,执行和解协议的不可诉性是由其自身性质、效力以及一事不再理原则决定的。从司法实践面上讲,执行和解协议也并不具有可诉的价值。     

新公司法应确立法人人格否认制度

公司法人人格否认是指对已具有独立法人资格的公司在具体的法律关系中,如果由于股东不正当的目的而滥用法人人格并因此对债权人利益造成了严重损害,法院可以基于公平正义的价值理念否认该法人的独立法律人格,并责令其股东直接对法人的债务承担连带责任的一种法律制度。公司法人人格否认制度是对有限责任制度的一种反思,其目的不是消灭公司的法人人格,而是在具体个案中,对股东与债权人之间的一种利益权衡。     

违法执行及其规治

法院系统众多违法执行案件反映了我国强制执行领域问题的严重性。最高法院一系列的司法解释有效地解决了相当一部分违法执行,但并没有从根本上解决问题。现有的监督机制无法起到应有的作用。作为专业法律监督的执行检察监督,又被最高法院通过一系列司法解释予以否认。违法执行的解决依赖于重新定位执行权的性质,科学合理地设置执行机构及其监督机制。     

城市高空抛物行为的本质与权利救济

随着《侵权责任法》的颁布和即将实施,对高空抛物致人损害行为的民事赔偿责任,各地人民法院在审理具体案件时有了统一的法律依据。要有效遏制该类行为,救济受害人的合法权益,不应忽视高空抛物行为的本质属性。应探究刑事法律规范的应有途径,督促法定机关履行职责,从而明晰法律责任,反思相应的权利救济渠道。     

律师在刑事诉讼中赔偿协调探析

宽严相济刑事政策,是党中央在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新形势下提出的一项重要政策,是我国的基本刑事政策。结合这一新形势政策的要求,根据刑事诉讼法的规定,最高人民法院和最高人民检察院有针对性地对在刑事诉讼过程中酌定量刑规定的新精神陆续出台了相关文件。结合刑事司法审判实践,在督促被告人对被害人积极进行赔偿方面如何构建律师为主导的赔偿协调机制进行探讨,促进律师更好地发挥好作用,使被害人得到及时、合理的赔偿,以化解社会矛盾、维护社会和谐稳定。     

刑事关键证人的界定标准

刑事关键证人出庭作证是基于我国证人出庭率低现状的反思,它不仅能够实现案件公平、公正、公开审理,保障犯罪嫌疑人、被告人质证权,更具有巨大的社会效益和经济效益.建构关键证人出庭作证制度,首先要明确何谓关键证人及关键证人的界定标准.在借鉴关键证人的司法实践及现有理论基础上,笔者明确了关键证人的概念,并将关键证人的界定标准分为基本标准和具体标准两个层级.     

试论公用征收制度的宪法基础

加强对私人财产权的保护是我国在特定的时空环境之中所必然萌生的一种政治情感。我国宪法对私有财产的保护方面以前存在着内在的结构性缺陷,宪法修正案在私有财产的保护方面迈出了历史性的一步,但又存在着值得改进之处。宪法规定公用征收制度的意义不仅在于为普通法律构建具体的公用征收关系预设了抽象的原理和模型,更重要的是它应当为公民直接依据宪法请求公平补偿提供可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