国家治理视域中发展与完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

十八届三中全会提出:"完善和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推进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首次提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与治理体系、治理能力现代化的关系。由国家管理到国家治理,主体由一个主体变为多主体,方式由刚性到协商,效果由强调落实制度到强调制度效能,标志着执政党执政理念的重大创新,理念创新必将引起党的执政方式、民主制度、政府与市场的关系、落实公平正义、践行法治等有很大发展,这些方面的机制创新将推动各项制度日益科学完善,进而形成系统完备、科学规范、运行有效的制度体系。     

关于推进国家治理现代化的思考——学习十八届三中全会精神有感

正《中共中央关于全面深化改革若干重大问题的决定》指出:"全面深化改革的总目标是完善和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推进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在"全面深化改革的总目标"中提出"推进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这是十八届三中全会一个重要的理论创新,也是《决定》的一个亮点。我们以前是从经济、政治、文化、社会建设角度分别提出建设富强民主文明和谐的社会主义现代化,而现在提出的"推进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则是从制度层面提出的现代化目标,将发展的目标与制度的目标衔接起     

制度建设是国家治理现代化的题中应有之义

中共十八届三中全会将全面深化改革的总目标定位为"完善和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推进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明确提出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的现代化,是党的治国理政方略的重要的理论和实践创新。然而,在理解和实现全面深化改革总目标的过程中,不可过度地解释国家治理现代化,而忽视国家制度建设。必须充分认识到,制度建设是国家治理现代化的题中应有之义。推进国家治理现代化,需要将制度建设摆在国家治理体系中的突出位置,进而将制度建设与国家治理结合起来。     

“十四五”时期提升国家治理效能的意蕴、框架与路径

国家治理效能得到新提升是"十四五"时期国家治理现代化的重大课题,其战略意蕴在于有效应对发展环境面临复杂深刻变化带来的风险挑战,加快推进国家治理体系与治理能力现代化的阶段跃升,持续开创和贡献现代国家治理的中国方案与中国智慧。通过构建"生态-体系-能力-成本"四维一体框架,"十四五"时期要不断提升国家治理生态的优化效能、国家治理体系的构建效能、国家治理能力的生产效能以及国家治理成本的管控效能,进而持续提升国家治理的总体效能。确保"十四五"时期稳步高效提升国家治理效能,关键是要坚持和加强党的全面领导,强化制度执行与体系构建,完善和优化国家行政体系,善于用信息技术赋权增能,不断向高效能治理迈进。     

从“总目标”向“总体目标”的升华

<正>党的十九届四中全会审议通过的《中共中央关于坚持和完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推进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若干重大问题的决定》(以下简称《决定》),对坚持和完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推进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的战略意义和根本要求、显著优势和制度安排等重大问题作出系统阐释,对坚持和完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推进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的总体目标作出庄重宣示,赋予"中国之治"以新的时代内涵,成为坚持和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实现"两个一百年"奋斗目标的纲领性文献,谱写了中国共产党对马克思主义国家学说和科学社会主义制度理论的新篇章。     

推进国家治理体系与国家治理能力现代化

中国推进国家治理体系与国家治理能力现代化的目的是完善和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国家治理体系指的是在党领导下管理国家的制度体系和各领域体制机制、法律法规相互协调,日趋合理;国家治理能力则是运用国家制度管理社会各方面事务的能力。推进国家治理体系现代化,就是要适应时代变化,通过改革和完善体制机制、法律法规,促进各项制度日趋科学完善,实现国家治理制度化、规范化、程序化。推进国家治理能力现代化,就是要不断适应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需要,增强依法按照制度治国理政的本领,把各方面制度优势转化为管理国家的能力与水平。为了实现国家治理体系和国家治理能力的现代化,应当从以下几个方面着手:加强党的领导,转变党治国理政的方式;注重国家治理的法制化和制度化,明确各治理主体的责任;发挥党和政府的引导功能,培育各治理主体按制度办事、依法办事的意识与能力;推动全面性目标的国家治理,提高国家治理的实际效果。     

坚持科学方法论加强经济制度和国家治理研究

<正>一、实现"两个一百年"目标的重大战略部署党的十九届四中全会把坚持和完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推进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作为主题,将其从全面深化改革的目标提升到为实现"两个一百年"奋斗目标、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提供有力保证的高度,作出战略部署,是一次具有重大意义的大会。大会作出的《中共中央关于坚持和完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推进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若干重大问题的决定》(以     

社会治理现代化的科学内涵、价值取向及实现路径

全面深化改革的总目标是完善和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推进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国家治理体系包括经济、政治、文化、社会、生态文明和党的建设等各领域的体制、机制和法律安排,是一整套紧密相连、相互协调的国家制度。社会治理是国家治理的重要组成部分。社会治理现代化包括社会治理体系现代化和治理能力现代化两个方面。社会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是一个有机整体,相辅相成,有了科学的社会治理体系才能孕育高水平的治理能力,不断提高社会治理能力才能充分发挥社会治理体系的效能,不断健全完善社会治理体系。解决中国各种社会问题,实现各项既定目标,关键要靠社会治理现代化也就是社会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的现代化。所谓社会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的现代化,就是使社会治理体系制度化、科学化、规范化、程序化、精细化,使社会治理者善于运用法治思维、法治方法、法律制度治理社会,把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各方面的制度优势转化为治理社会的效能。推进社会治理现代化,要求我们准确把握社会治理现代化的重要意义、科学内涵、基本理念、价值取向和基本路径,进一步改革社会治理体制、不断丰富、健全、完善社会治理体系、努力提高社会治理能力。     

论新时期全面深化改革的总目标

在我国改革开放进入新的重要关头,十八届三中全会明确提出全面深化改革的总目标是完善和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推进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完善和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体现了"制度自信",体现了解放思想、实事求是。推进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是新时期加强宏观思考和顶层设计的客观要求,是坚持尊重人民首创精神的客观要求。完善和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与推进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是相互联系的统一整体。     

深入认识我国国家制度和治理体系的显著优势

<正>国家制度和治理体系是一个国家生存和发展的制度基础和治理基石,是一个国家兴衰成败的决定性因素。《中共中央关于坚持和完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推进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若干重大问题的决定》(以下简称《决定》)指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是党和人民在长期实践探索中形成的科学制度体系,我国国家治理一切工作和活动都依照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展开,我国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及其执行能力的集中体现。"这一制度和治理体系,具有强大生命力和巨大优越性。准确把握坚定"四个自信"的基本依据,首先就要深刻认识我国国家制度和治理体系多方面的显著优势。     

论世贸组织争端解决机制的强制执法措施

贸易报复或中止义务事实上是一种双刃剑式自助救济,但在WTO法中却是一种强制执法措施。世贸组织把这种自助救济手段纳入其争端解决机制,不仅使它满足一定的先决条件,而且施加了严格的规则,使之成为WTO成员最后的临时救济手段,以发挥其引导成员遵守WTO法律义务的应有作用。世贸组织12年来的法律与实践表明,在世贸组织争端解决机制中,中止义务这种救济手段,具有临时性、无追溯性、强制性、组织性、制裁性、非惩罚性、对等性和局限性,需要继续改进与完善。     

民主化的制度基础:一个文献理解与逻辑重构

民主化不是一个简单的制度创建过程,更重要的关切应该是,与民主相契合的基本制度框架被建立之后是怎样发展、丰富乃至完善的,进而使得民主政治制度化的.因此民主化所要探讨的重要议题就是基本制度框架规范下的政治本身所具备的动力机制,换言之,制度内的政治活动,包括各社会政治力量集团在信念、行动与组织上呈现的冲突、妥协和合作,构成了民主化的直接动力.基本制度框架之内的动力推动的民主化是内涵式民主化,这个过程伴随着信念、行动与组织的交叉作用,伴随着冲突、妥协和合作,伴随着基本制度框架的巩固、体制和机制上的积累和替代.     

政治宪法、法律宪法、社会/公民宪法——民族国家政治能力增强的复合宪法模式

政治能力是民族国家在宪政框架下解决政治冲突的能力。如何增长民族国家的政治能力、实现政治发展与政治可持续发展,是包括第三世界国家在内的民族国家面临的现实课题。宪政制度的建立,是增长政治能力的普遍途径。由于时间与任务的冲突,第三世界国家在制度设计与建设上受到很大限制。因此,在利用与整合现有宪法资源的前提下,通过对这三种发展形态的宪法进行整合而成的复合宪法模式,正是第三世界国家增加政治能力、实现政治发展与政治可持续发展的可行的、现实的途径。     

以多元化纠纷解决机制促和谐社会之构建

纠纷的合理解决是和谐社会的表现之一,引发社会纠纷的因素是多方面的,因此解决这些纠纷的途径和方式也应是多方面的。多元化纠纷解决机制就是在以司法诉讼程序为中心的同时,发挥各种非诉讼程序灵活解决纠纷、合理分配司法资源的作用,使各种纠纷解决方法有机的结合在一起,共同发挥作用。我国已拥有以法院调解、仲裁等为主的多种非诉讼纠纷解决程序,并初步形成了一个多元化的纠纷解决机制。但是这些非诉讼程序本身也存在着不足和滞后,因此,对我国现有的非诉讼纠纷解决方式的利弊作出客观评价,在尊重我国国情的基础上探索适合我国的具体模式,才能真正发挥多元化纠纷解决机制对和谐社会秩序构建的促进功能。     

韩日独岛（竹岛）之争与美国的关系

韩国和日本关于独岛（竹岛）领土主权的纷争由来已久,但从二战以后这种纷争逐渐升级。这种纷争表面看似只是韩日间历史民族问题的一种延续,但事实上在这表象的背后无不与美国战后国家利益的需要而对远东政策的调整有关。因为冷战的需要美国主动改善与日本的关系,然而在独岛拥有权问题上则采取了一种暖昧的处理方式,这是导致韩日问领土纷争几十年来持续不断的主要原因。     

蒋介石与1927年"迁都"之争

随着北伐的推进,蒋介石较早提出"迁都"武汉,但随后又力图将中央党部与政府留在南昌,从而引发"迁都"之争.蒋介石与武汉国民党左派的争执,乃至最后决裂,其实是一个复杂的动态过程.通过研读这一时期的蒋介石日记,不难发现蒋自命不凡,而又慷慨悲歌,他的疑忌之心太甚,从而使自己与对手的裂隙不仅难以愈合,而且迅速扩大.     

中国传统社会的诉讼外解纷机制

重新理解中国传统的社会解纷机制,在中国现代法治框架下,发掘传统文化的优秀基因,生成符合社会内在机理的法治新模式意义重大。丰富的诉讼外社会解纷机制是中国古代法制的重要特色,这种社会性纠纷解决机制不仅表现为解纷主体多元化,而且表现为解纷机制的多元化。注重多元化的社会解纷机制是中国古代社会普遍的社会生活现象,是中国传统社会法律的显著特点,也是中国古代法的光辉所在。     

法的对话理性：论刑事协商的法理基础

刑事协商,是一种以对话、合作为特征的纠纷解决方法,司法实践中的辩诉交易和刑事和解均是其具体表现形式。关于刑事协商的法理基础,无论在理论上还是实务中都是一个十分重大的课题。     

WTO争端解决机制中的“法庭之友”问题

WTO诸协定,特别是《关于争端解决规则与程序的谅解》（简称DSU）中没有关于法庭之友的规定。但是法庭之友主动向专家组、上诉机构提交意见,介入争端解决机制已经是不争的事实。在没有法律依据的前提下,争端解决机构对法庭之友意见采取一案一议、非连贯性的做法,引发了成员国之间激烈的争论。为了提高争端解决机构的裁定能力,建立一个更加具有预测性和透明度的体制,争端解决机构有必要对此问题予以解释和澄清,允许法庭之友在专家组阶段提交意见。     

和谐社会与制度正义

和谐社会与制度正义具有密切的内在联系,制度正义是和谐社会的本质要求,实现和谐社会必须以制度正义为核心,全面落实公平分配机制,正确处理公平与效率、国家权力和公民权利,以及权利、结果公平和机会、规则公平的关系。社会主义和谐社会的构建应凸现社会主义制度正义本质,强化法律制度在利益分配机制中的作用,达到社会各阶层各尽所能,各得其所,而又和谐相处的理想境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