刍议李光地视域中的阳明心学

李光地一方面"俱言王学",在为学初期质疑程朱理学,对王阳明心学抱有"同情";另一方面又认为"伯安之失大",对王阳明心学展开批判,指出"王学病源"在于"心之即理","王学病根"在于"无善无恶为心之体"。李光地指出王阳明错解了朱熹的"格物穷理"论,并在此基础上批判了王阳明的"良知说"。李光地在批判阳明学的过程中有两个转向:一是由批判王阳明心学转向批判王阳明的其他学说;一是由批判阳明心学转向批判阳明学派。李光地对阳明心学的态度转变原因主要有:明清之际社会环境的巨变、其宦海沉浮的人生历程以及个人的儒学立场尤其是朱子学的立场。     

德性知识论视域下的"知行合一"——兼论对"良知"的新诠

当代西方知识论的发展内含对认知主体之智德(intellectual virtue)的强调,其讨论焦点已逐渐从向外求真转移到认知的实践向度上来,在一定意义上与中国传统"知行"哲学的实践智慧相契合。如果将王阳明的"知行合一"说置于中西哲学比较的视域下考察,"知行合一"的知识论涵义得到了学界的广泛关注,但其作为一种认知结构是否具有普遍价值,则尚待进一步厘清。理解阳明所言"良知"作为道德的知识与非道德意义上的知识之异同,可以德性知识论为参照,因为阳明"知行合一"说不仅与道德活动相关,也对一般意义上的认知活动的过程性和连续性有深刻揭示。而对"知行合一"作知识结构分析,能使"良知"知识论面向的特点被更清晰地展现出来。     

论王阳明致良知说之融合和发展的特质

王阳明的致良知说是对"心即理"、"心外无物"和"知行合一"等的逻辑发展和融会;"四句教"是对致良知说所及的本体工夫论的表述;"天泉证道"和"严滩问答"围绕"四句教"而展开,因此致良知说是王阳明对其整个心学理论的融会和概括。     

学宗孔孟的阳明心学

孔子创立仁学是为了把流于形式的周礼安置在人心,他的仁是情和礼的统一,是儒家的道德总汇和境界的至极。王阳明创心学为的也是把朱熹的外在天理植根于心,他的心体是情和理的统一,是道德的汇总和儒佛道境界的融合。孟子提出本心说、尽心之道和良知说等,王阳明心体的一种含义便是心之本然意,王阳明也主张尽心,强调良知的主宰和评判作用。他还承袭了孔孟所倡的内圣外王的工夫论。     

良知的嬗变--从牟宗三对阳明的批评来看

表面上,以“良知坎陷”名家的牟宗三是在接着“致良知”的王阳明在讲,其实不然。牟先生对王阳明多有批评,不仅对其人性论进行了全面的批判,而且对阳明“尽心知性知天”的思想给予毫不留情的驳斥;还认为“王门四句教”非圆教。虽然他们都以“良知”立言,但良知已悄然发生嬗变。     

略论王阳明的道德本体论和工夫论

王阳明“良知”道德本体论和“致良知”工夫论主要来源于孟子和陆九渊的道德思想。王阳明对孟子、陆九渊的道德思想不是简单的继承而是进行了许多新的创造和发挥,从而将儒家的心性道德本体论和道德功夫论推向新的高峰。王阳明的道德修养工夫论是由他的良知道德本体论决定的,也是其道德理论的宗旨和核心内容。王阳明和朱熹的道德本体都共同具有主观性和客观性因素,不同的只是各有侧重而已。     

后现代知识观与社会批判方法的知识学意义

现代西方知识论研究特别明显地表现了形而上学的特征:哲学家们对知识的研究不是从知识的获得过程和知识的最终形式上探究其中的思维活动内容,而主要是研究知识的基本性质、知识成为可能的条件以及知识表达的形式与世界之间的关系。这些不仅构成了现代知识论的基本内容,同时也体现了知识论与认识论的不同。在当代,西方知识论发展的一个明显的变化是随着分析哲学作为主流哲学的登场,"形而上学"遭到无情的批判与摒弃。为知识寻求形而上学根据之类的努力,被斥为无意义的东西。哲学、知识论回到经验论。虽然如此,知识论寻求知识根据的努力依然在进行着,只不过这样的根据表现为知识的诸种条件,包括真、确证(理由)与信念等,尤其是"确证"这一条件,构成当代知识论的核心部分。     

知识论研究的问题与实质

现代西方知识论研究特别明显地表现了形而上学的特征:哲学家们对知识的研究不是从知识的获得过程和知识的最终形式上探究其中的思维活动内容,而主要是研究知识的基本性质、知识成为可能的条件以及知识表达的形式与世界之间的关系。这些不仅构成了现代知识论的基本内容,同时也体现了知识论与认识论的不同。在当代,西方知识论发展的一个明显的变化是随着分析哲学作为主流哲学的登场,"形而上学"遭到无情的批判与摒弃。为知识寻求形而上学根据之类的努力,被斥为无意义的东西。哲学、知识论回到经验论。虽然如此,知识论寻求知识根据的努力依然在进行着,只不过这样的根据表现为知识的诸种条件,包括真、确证(理由)与信念等,尤其是"确证"这一条件,构成当代知识论的核心部分。     

论作为一种形而上学的知识论

现代西方知识论研究特别明显地表现了形而上学的特征:哲学家们对知识的研究不是从知识的获得过程和知识的最终形式上探究其中的思维活动内容,而主要是研究知识的基本性质、知识成为可能的条件以及知识表达的形式与世界之间的关系。这些不仅构成了现代知识论的基本内容,同时也体现了知识论与认识论的不同。在当代,西方知识论发展的一个明显的变化是随着分析哲学作为主流哲学的登场,"形而上学"遭到无情的批判与摒弃。为知识寻求形而上学根据之类的努力,被斥为无意义的东西。哲学、知识论回到经验论。虽然如此,知识论寻求知识根据的努力依然在进行着,只不过这样的根据表现为知识的诸种条件,包括真、确证(理由)与信念等,尤其是"确证"这一条件,构成当代知识论的核心部分。     

良知是造化的精灵——王阳明良知概念的实体化倾向

王阳明的良知教以人之道德实践作为归宿,即良知作为人先天的道德意识,它是判断一切现实是非善恶的标准,顺良知之发,则一切行为无不合天理,由此王阳明强调“致良知”为学问的主脑工夫。而另一方面,当王阳明的视野从人类社会扩展到整个宇宙时,良知又超越了作为心之本体的存在形式,上而为“造化的精灵”,它“与物无对”,它“生天生帝”,天地万物都以之作为存在的基础与本质,这样在存有论的意义上良知就成为一种实体性的存在。     

王阳阴的本体功夫论与禅学

本体功夫之辨是王阳明心学体系所讨论的基本问题，在这一问题上王阳明吸纳了禅宗的思想并较为圆融的将其纳入到儒学体系之中。本文从致良知与四句教宗旨中的本体功夫论入手来探讨王阳明是如何通过援佛入儒来建构其本体功夫学说的。     

王阳明的本体功夫论与禅学

本体功夫之辨是王阳明心学体系所讨论的基本问题，在这一问题上王阳明吸纳了禅宗的思想并较为圆融的将其纳入到儒学体系之中。本文从致良知与四句教宗旨中的本体功夫论入手来探讨王阳明是如何通过援佛入儒来建构其本体功夫学说的。     

禅宗的“本心”论与王阳明的“良知”说

王阳明是明代大思想家,宋明理学中心学派的主要代表人物.他在批判朱熹理学思想过程中,创立了“良知”说,即以“良知”为本,倡鸟语花香、山川水流及其宇宙万物皆由吾心之良知中出,从而既冲破了朱熹理学的束缚,又克服了陆九渊一切唯“心”心学的不彻底性,彻底完成了心学体系.“良知”说也即是王阳明哲学体系的核心.王阳明以“良知”为本的心学思想固然是理学自身发展演变的结果,但另方面也与佛学特别是禅宗思想影响分不开.正如他自己所说,他“自幼笃志二氏”,认为“二氏之学,其妙与圣人只有毫厘之间”.(《传习录上》)所以,他的“良知”说实际上与禅宗的“本心”论思想有着更为密切的关系.     

亚里士多德关于"善"的哲学思想

古希腊哲学蕴含着丰富的关于"善"的哲学思想.亚里士多德在批判地继承智者"善"的感觉论、苏格拉底"善"的知识论和柏拉图"善"的理念论的基础上,创造性地提出了形而上之至善论和形而下之实践论.这些思想对我们今天道德哲学的研究具有重要的启发意义.     

论王阳明的致良知说对儒释道三教的融合

王阳明的致良知说包括良知本体和致良知的工夫。王阳明借鉴儒释道的本体论和本源论,汲取儒门的良知本心说和佛教的心性本觉论,统摄万物一体、恬淡宁静和无住无滞等儒释道的意境,认为良知本体也即良知的本然状态是:万物赖以存在的根据,宇宙的本源,是非的标准,和合儒释道气象的儒家的新境界。受宗密顿渐观的影响,王阳明认为“良知之理需顿悟,良知境界需渐修”;他的内圣外王的渐修观主要是缘于儒家的提撕,也跟其受佛道的启迪有关。     

“良知自我坎陷”说与儒学的现代新开展

"良知自我坎陷"说在牟宗三思想乃至现代新儒学中均具有重要地位。它不仅是连接"无执的存有论"与"执的存有论"的纽带,而且是"德性主体"开出"知性主体"的枢机,在一定意义上堪称现代新儒学理论建构的逻辑归结。之所以围绕此说长期纷争不休,除争论参与者对相关问题的义理把握与价值判断存在差异外,论衡"良知自我坎陷"说的层面或角度不同,也是一个重要原因。尽管"良知自我坎陷"说很难真正为中国文化带来科学与民主,自现代新儒学"道问学"的理路可以对"良知自我坎陷"说提出质疑,从外在于儒学的立场更可以对"良知自我坎陷"说做出更为严厉的批评,但如果仅就儒学作为一种安身立命的终极关怀而言,"良知自我坎陷"或许是一有其内在必然性的理路,从而很可能会在儒学未来的发展中产生久远影响。     

阳明心学中的道德知识与道德动机——从“良知发用”的角度看

基于比较哲学视野的分析,王阳明的知行合一论题的解释在传统中包含着三种不同路径的理解,即形而上学论题、知识论论题和元伦理学论题。致良知学说体现了知行合一的三种路径理解的统一,其中道德知识和道德动机的关系是把握知行合一与致良知学说的关键。本文把心学工夫论理解为道德意识的自我展开和实现,通过论证良知发用的功能,阐明阳明心学中包含着近似于内在主义道德动机的混合模型,并由此产生奠基于道德感知和道德情感交互性的美德伦理论述。     

略论王阳明对传统儒学的批判及其意义

王阳明对传统儒学的批判,是从儒学所习染的霸术的思想方法入手的。霸术是从一定目的出发对事物进行对象性研究而获得的各种知识和技术。王阳明认为,霸术具有一定的合理性,但顺其思路发展不知返,就会忽视人的因素,造成对人性全面发展的反制和损害。儒学既然采取霸术的思想方法,其关于礼教的知识也有同样的后果。由此,王阳明提出了自己关于思想的观点,并批判了以朱熹为代表的儒学的知识论是如何造成对思想的僭越的。王阳明对儒学的批判,就是要从知识性学问的局限中实行超越,回归到没有现成知识却无所不知的心灵本性,即思想自身。     

试论马克思与哈耶克国家观批判的不同维度

马克思与哈耶克的国家观批判的视角差异在于:马克思认为国家是虚幻的共同体,是社会有机体的寄生赘瘤,哈耶克认为国家和政府在知识论方面无知无能;虚幻共同体论国家观立足于人的自由而全面发展而提出,无知论国家观的直接理论支撑是"自生秩序论"和"人的无知论";虚幻共同体论国家观是对近代契约论、黑格尔国家主义和当时资本主义现实本质的批判,无知论国家观是对西方福利国家和社会主义的全权计划体制的批判。当然,两种国家观都有其现实诠释的限度性。     

“以天统人”与“以人统天”——从对《大学》的重解看朱熹、王阳明的天人合一

在天人关系上 ,朱熹、王阳明都主张“天人合一” ,但在具体的路径上却有很大的不同 ,这集中体现在二人对《大学》的重新阐释———《大学章句》和《大学问》中。朱子的“天”、“人”合于外在之“天” ,走的是一条由外 (穷理 )→内 (体理 )→外 (推理 )的功夫径路 ,而阳明的“天”、“人”合于人心之“良知” ,其功夫论则是在知行合一基础上 ,进行“致良知”。朱子的天人合一是“以天统人” ,而阳明的天人合一则是“以人统天”① 。这正是二者在此问题上的根本不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