清末商会与商号破产清理

清末商号破产案层出不穷,商会广泛参与破产清理过程。商会参与商号破产清理,不仅是商会属性使然,也是政府赋予的权力。商会参与商号破产清理主要有两种方式,一种为商会自身主持破产清理,另一种是商会辅助官府(审判厅)进行破产案审判。商会参与改变了以往破产案审理、分配过程中商人的被动局面,商人利益得到了一定的保障,有力促进了破产清理和分配的公平化。近代商号破产清理中商会角色也不是一成不变的,清末商会参与商号破产清理存在阶段性特点,是清末特殊社会环境的产物。     

破产欺诈的法律规制：以类型化为视角

我国破产法面临最新修改,在实践中存在破产欺诈及破产逃债难题。破产欺诈与民事可撤销及无效行为紧密相关,也存在差别。破产法益包括秩序法益和个人法益,且存在不同的法益类型形态,秩序法益可还原为个人法益,根据个人法益实际所受侵犯程度,确定将破产秩序法益纳入刑法保护范围。刑法中主要涉及虚假破产罪、妨害清算罪、虚假诉讼罪及隐匿、故意销毁会计凭证、会计账簿、财务会计报告罪。对于破产欺诈侵权与犯罪行为,应在把握犯罪构成要件的基础上,综合适用各部门法,以实现刑民（行）衔接,破解破产逃债难题;破产立法修改应确立个人破产免责制度并限制适用,完善破产欺诈法律规制体系。     

民国时期历史人物评价标准刍议——以林森为个案

对民国时期历史人物的评价是一个较棘手的问题。文章认为不应简单地以政治意识形态划线 ,并作为评价民国人物的唯一标准 ,而是应该与评价古代近代人物一样 ,根据其是否有益于全民族国家人民的最高利益 ,是否有利于当时社会的发展、进步 ,以及服务于这一目标的个人社会实践的道德品质作综合考察     

民国时期商人团体与财政治理——以汉口商会为中心

财政为庶政之母。在近代政府公债的承募、货币改制及税政改革过程中,政府多依靠逐渐兴起的新式工商团体的作用实现财政功能的拓展。汉口商会作为区域商人利益集体代言人,在财政治理中发挥着重要作用。民国时期汉口商会就财政举债积极发声,参与政府对公债的整理以求维护财政信用与债权人利益。为维护商利,汉口商会不仅参与地方货币的整顿,更积极倡导币制革新,谋求币制统一。随着新式工商税收的相继开征,汉口商会从纳税人角度就税率标准、征稽方式等与政府展开了深度的互动,甚至在税法的修订、减征或缓征等涉税问题上与政府激烈博弈。政商之间围绕财政问题互动博弈一定程度展示了近代新式商人组织参与国家财政治理的复杂面相。     

民国时期商会的抗税斗争——以厦门商会为中心(1927-1937)

在目前商会史已有的研究成果当中,在研究地域方面,主要关注的是上海等地的商会,对其他地域商会的研究较少;在研究领域方面,主要是近代商会的起源、性质、组织结构与功能,商会与政府的关系等方面,而对商会的捐税抗争则较少关注.通过分析厦门商会在民国时期的抗税斗争,例如商会捐税抗争的形式、过程、内容和效果,不仅可以从这一角度说明商会与政府之互动关系,也可考察商会在捐税抗争中为发展近代民族经济所起的历史作用.     

中国近代商会法的演进与影响

清末以降,现代制度改革成为社会发展趋势。商会法作为民间社团组织法,其制定与发展演进在近代中国具有举足轻重的作用。从民间立法到国家法律,为实现商会法维护商权之宗旨,全国各级商会与政府展开了权益博弈,最终实现了商会利益最大化。     

民间商会参与地方治理的有效性研究——基于深圳市宝安区沙井商会的个案分析

沙井商会是深圳市民间商会发展中的一个典型个案,成立至今,在"一地多业一会"的关系格局中形成具有地方特色的行业代表性,建立起高效的运作机制,与政府形成合作一博弈的互动关系,有效地发挥了服务和管理职能,体现了民间商会在参与地方治理中的有效性,一定程度上维护了地方经济社会的持续和稳定发展.     

破产债权人会议制度研究——以完善表决机制为视角

破产债权人会议是破产程序中极为重要的一个机构,破产法对其组成、职权范围、议事原则等方面作了相当大篇幅的规定。但在司法实践中,破产债权人会议制度仍然存在自相矛盾及难以操作的地方,对于表决机制的规定亦不够具体、明确,亟需完善。本文将通过分析破产程序中的债权人会议表决机制存在的问题,寻找出固有的制度瑕疵,结合实际工作经验,从表决程序、表决方式、表决结果统计方法等几方面提出可行性建议,以期完善破产债权人会议制度。     

吊诡的商会经费——以杭州市商会经费为考察中心

史学界一直对商会经费问题关注不够。抗战胜利后商会普遍经费拮据,该问题却无人问津。聚焦此时的杭州市商会,其经费运筹呈现出吊诡现象:在经费拮据的情况下,商会运作正常,会务还有增无减。该现象是经费制度使然,即由商会经费中事务费与事业费分离所造成,实际上商会缺乏的是事务费而不是事业费。     

民国时期社会诚信机制及其当代启示——以信用调查为视角

民国时期社会动荡频繁,诸多因素带来社会诚信危机.信用调查事业的开展凸显了民国时期政府对诚信问题的关注,也反映了民众对诚信机制的期待.以工商界、金融界为主掀起了信用调查的浪潮,且建立相应的制度,规范社会信用行为.这里,普遍的社会信用意识及完善的信用制度是近代以来社会经济发展的基础,也给我国当下的诚信机制建构以一定的启迪.     

民国时期广州邮政业述略

进入民国后,通过裁撤"客邮"、取缔民信局,广州邮政权利得到了统一.这一时期广州邮政业在战争中曲折发展,无论是管理还是经营业务都发生了较大的变化.然而这一时期整个广东邮区与上海比较还存在较大的差距,探讨其原因对于今天广州邮政业的发展具有借鉴作用.     

论民国时期的图书邮购

对民国时期的图书邮购研究,是学术界的缺失所在.图书邮购的从业机构很多,如出版社、书报社、图书馆、报馆以及政府部门等.对于图书邮购业务,相关机构制订有详细的规则;其服务范围包括国内、国外,农村、城市,解放区、国统区等,十分广泛;并有相关的专业机构,制订有详细的优惠措施;其中,邮寄注意事项是所有规章中的重要组成部分.邮购图书业务在发展的过程中,确实存在不少的问题,而且多集中在邮递环节,这与当时的动荡环境有关.现网购发展迅猛,虽便利了人们的生活,但同时也产生了一系列的问题,这些问题与民国时期图书邮购中产生的问题颇多相似,可以从中借鉴解决问题之道.     

乱世中的稳健势力:民初广州的银钱业及其组织

民初是广州银钱业及其组织从传统向现代转变的关键时期 ,至 30年代初 ,其发展达于巅峰。由于新式银行的业务发展尚未成熟 ,故银钱业仍执广州商贸之牛耳。银业同业公会的成立与活动促进了本地域内金融资本家由分化走向整合 ,加之追求和平与有序 ,故成为近代乱世中之稳健因素 ,并在地方经济社会事务中经常发挥重要的作用     

民国时期邮展述论

民国时期的邮展,依据主办方的不同可分为个人邮展、民间集邮团体邮展、官方邮展三类;就其组织运作模式而言,又可分为筹备、实施、展后三个阶段,三阶段中的具体工作是邮展的有机组成部分.民国邮展增强了民众的集邮兴趣,有利于集邮家开阔视野、增进交流,促进了民间集邮团体的良性发展,对政府也有一定影响.同时民国邮展发展趋势上的递进性、展地分布上的区域性、参与人群的有限性,又构成了其鲜明的时代特征.     

民国时期唐继尧地方实力派与西南军政府的关系

民国初期云南地方与中央关系,其实质即唐继尧地方实力派与西南军政府之关系。以往由于简单地将唐继尧归为军阀一类,对其与孙中山处同一阵线进行的西南护法、对孙中山西南军政府的支持及相互关系等有关问题的研究显得不足。作者在文本及档案资料基础上,通过对该时期史料的重新梳理与进一步解读,希图更全面地揭示出当时历史事件和人物的复杂与多面性特征。     

民国“四书”题录研究

民国时期,"四书"文献题录形式多样,藏书、史志、举要、版本、鬻贩、索引等目录分类六个方面展现了民国时期"四书"目录学发展的情状,"四书"文献题录从内容到形式,融古今、兼内外,并存新旧、冲合中西,适为民国文献目录学时代境遇的生动映照。     

破产原因概念的廓清——对我国破产原因通行定义的批评

根据我国学界对破产原因的通行定义,破产原因既指破产程序开始的原因,也指破产宣告的原因.此观点具有内在逻辑错误,应予澄清.破产原因与破产申请的原因以及受理破产申请的原因存在实质区别,对这三者的实质区别的认识不清导致我国新破产法在破产程序的设计上存在误区.破产原因的含义应廓清为破产宣告的原因,即债务人丧失偿债能力的客观事实.     

论民国时期政治发展中的政治妥协

民国时期出现的政治妥协是当时政治发展环境的产物。妥协合作可能不是最理想的选择,但有时却是最可行的,甚至是唯一的选择。政治决不只是一门“斗争哲学”,也是一门妥协的艺术。妥协不能等同于投降,也不能简单地视为是软弱或投降的表现。民国时期的妥协合作在一定时期内和一定程度上对当时的政治发展起了推动作用。民国时期影响颇大的三次政治妥协分别发生在辛亥革命时期的革命派与立宪派及北洋军阀之间,国民革命时期的国共合作和抗战时期的国民党与共产党之间。     

民国时期政治宣传中的辛亥革命

合法性是政治团体赖以存在的法理基础,而塑造合法性则是政治团体生存、壮大及实现自身政治目标的关键。作为一次有着特殊意义的近代革命,辛亥革命成为民国时期各派政治势力汲取合法性资源的对象。通过解读民国时期各派政治势力对辛亥革命的宣传文本,可以看到,对辛亥革命不同诠释的背后,是争夺政治话语权,塑造政治合法性,实现政治目标的功利性目的。     

1930年代中期新旧教育二元并存格局初探

民国时期,基础教育领域始终是新旧教育并存的二元化格局。以1935年为例,官方的全国性的调查统计认为私塾规模小于新式学校;但是从全国、到省,再到县区乡的调查数据显示:越往基层,私塾的规模也越大;民间研究也认为私塾超过新式小学的数量和规模超过官方的统计。这说明民国时期私塾的能量被政府低估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