陆机《文赋》刍议

<文赋>所讲的"诗缘情而绮靡",首先不是作为理论要求而提出来的."诗缘情而绮靡"以下的十句话,是陆机对包括诗在内的十种文体审美风格的概括描述.这种对文体风格的关注,是对文学形式独立审美价值的发现."诗缘情而绮靡"的重心不在"缘情"而在"绮靡".<文赋>用了较大篇幅论述了文学创作中的艺术表现问题和形式问题,是文学自觉意识成熟和审美风尚转变的理论标志.     

文化共同体视阈下唐初文学理想的建构

唐初文学理想建构是唐帝国文化共同体建设的重要内容和必然途径。唐初贞观君臣秉持开放、包容的文学观念,以纠正不良文风为契机,积极探索与新的时代相适应的文学发展道路。他们通过修史,反思前代文学,思考当下的文学现状,追求文学"人文化成"的社会现实价值,肯定文学"缘情绮靡"的审美功能,在综合兼容的基础上,建构了与新的时代精神相适应的"文质彬彬"的文学理想,明确了文学发展的方向,对唐代以及后世文学的发展产生了深远的影响。     

论承安体

明朱权《太和正音谱》新定乐府体有"承安体",风格定位为"华观伟丽,过于泆乐",这是对金章宗词坛的准确概括。纵观章宗词坛,词人关注的题材主要有写景、咏物以及男女之情。写景、咏物词瑰玮雄壮、清丽华美,构建了"承安体"华观伟丽的基本特质。男女之情的绮靡轻艳,把"承安体"引向了泆乐的一面。     

论“诗缘情”说

我国古代文论发展至魏晋时期,有一个与传统的“诗言志”说相对的文学新论——“诗缘情”说崛起,其具有代表性的理论就是西晋太康作家陆机在《文赋》中提出的“诗缘情而绮靡”之说。 自从“诗缘情”说提出之后,丈坛上发生了关于情与志、“言志”与“缘情”的长期争论,各说不一。有的论者认为情与志、“言志”与“缘情”二者绝然对立,不可调和;有的论者恰好相反,认为情与志、“言志”与“缘情”二者本是一个东西,或者说是一个问题的     

汤显祖唯情文学观的逻辑解析

明代文学家汤显祖主张唯情论(至情论)的文学观。对此,既往学术界的论述失之于简单地说明汤显祖在《牡丹亭记题词》等文献中关于"唯情论"的主张,而没有就其"情"的观念作具体、系统的理论阐述。本文围绕汤显祖的"世有有情之天下,有有法之天下","天下文章所以有生气者,全在奇士","世总为情,情生诗歌,而行于神"三个重要命题,对其"唯情论"文学观的核心思想作了系统阐释,并在"情"、"奇"和"神"三个层面阐述了汤显祖文论观的逻辑结构。     

释“缘情绮靡”——兼论传统杂文学体制中的文学性标志

陆机《文赋》中提出的“诗缘情而绮靡”之说,后世反应不一。本文认为,“缘情”说本由“诗言志”的传统演化而来,但已从政教本位转向情感本位,从而引起两说之间的分流与撞击,共同组建成诗歌生命内核中的张力结构。“绮靡”本义亦只是表示文辞精美,归结到“缘情”上,意味着它已成为诗歌内在生命情趣赖以呈现的审美形态。“缘情绮靡”的诗学命题逐渐泛化为各类文章的普遍性规定,“情采”一语即其概括,而这一规定性又恰好构成古代杂文学体制中的文学性标志,可借以会通古今文学观念并开展中西文论间的对话交流。     

刘勰的审美情感论

刘勰的审美情感论张晶重情，是魏晋南北朝审美思潮中的一个主要趋向。相对于“诗言志”的命题而言，西晋陆机《文赋》中提出的“诗缘情而绮靡”的命题，无疑是昭示着审美意识发展史上一个新的时代。诚然，汉魏以降，“情”与“志”这两个概念经常混杂使用，“缘情”未必一...     

“影响焦虑”下的唐诗经典创新

唐代诗人创作时有着强烈的创新意识,这是其文学经典意识的重要体现。唐代诗人的创新驱动力来自于三个方面:一是中国古代立言不朽的文化传统,二是唐人所处的社会现实环境,三是时代的变革、文学发展的需要。唐人在面临前代文学经典"影响的焦虑"时,高明之处在于他们没有陷入复古与模拟的老路,他们一方面摆出与前人竞争的态势,克服焦虑,同时又勇于创新,且在创新时没有与传统决绝,懂得吸收前代文学创作中的精华,从而打造出属于自己的新的诗歌典范。     

《陌上桑》三重主题及其在美女题材文学史上的意义

《陌上桑》为汉乐府名篇,前有论其原旨为"刺淫"与"辨洁"。但二者一而二,二而一,共赴"秦氏有好女"形象的塑造。因此,"好女"才是《陌上桑》三重主题的中心,《陌上桑》在中国文学史上最重要的贡献就是塑造了秦罗敷这一"好女"形象。"好女"即美女,罗敷之美与前代文学描写不同,而具有了汉代妇教更为突出的"德言容功"的时代特点,并以姓"秦"谐音"情"字,为千古的美女描写作了画龙点睛之笔。这使《陌上桑》成为中国古代美女题材文学的名篇,后世唯曹植的《洛神赋》堪与方驾。但《洛神赋》是浪漫的事,《陌上桑》更加贴近现实,溯源应是《诗经·硕人》,而下影响到唐宋诗词与清代《聊斋志异》、《红楼梦》等,是中国古代美女题材文学史中的重要一环。     

西晋文坛风气与文学创作的繁荣

西晋文学是中国文学发展史上公认的繁荣时段之一,其成因研究日益成为热门话题,不少论者曾多有创获。本文认为:频繁的文学活动、热烈的文学接受,也在一定程度上造就了西晋文学的辉煌。     

二张《归田赋》比较论

本文从创作背景的考察、思想内涵的考察、美学内涵之探析和二赋优劣论四个方面详细比较了张衡与张华的同题之作《归田赋》。本文主要观点是:思想内涵上,二张在赋中都表现了儒道结合的思想,此其同;张衡赋中表现的主要是儒家的积极用世思想,没有体现神仙道教思想,而张华赋对神仙道教思想有所体现,此其异。句式变化上,张衡赋做到了俪句与文采、偶意与逸韵的和谐统一,张华赋句式更为齐整,由六字句结构全篇,这是西晋文风注重形式技巧在赋作中的表现。美学内涵上,张衡赋体现的是中和之美以及对屈骚美学传统的继承;张华赋的美学内涵是"以山水体玄"。     

“文学的自觉时代”论理

鲁迅先生首先提出了魏晋为“文学的自觉时代”,后来的文学史界采信并发展之。考查中外各种文学史著。“文学的自觉”都是经过许多次。中国文学史在魏晋前后,至少还有四次“文学的自觉时代”,即先秦“摆脱巫文化束缚的时代”,中唐至宋金“摆脱文人垄断的时代”,明清之际“注入市民意识和市民精神的时代”,“五四”运动开启的“新文学时代”。中国古代文学据此可以划分为四个时期。     

南朝政治制度演变与公文骈体化

尚书省和中书省是南朝各政权拟制公文的中央行政机构。考察两省选官与公文拟制的关系,可以发现,从两晋到南朝,由于选官制度的变迁,两个机构中的文学家的数量不断增加,并且这一变化与南朝章表、诏令、策问等公文的骈体化进程相一致,南朝公文的骈体化直接受到政治制度演变的影响。     

“旧族”与“晋人”：石赵文学的主体构成及主要特点

在石赵政权中出仕的汉族士人,因其阶级来源主要分为两类人：一种是曾在西晋有一定地位的贵族士人,被称为“旧族”;一种是起自乡里社会的寒素士人,被称为“晋人”。汉族士人是构成石赵政权文学发展的主体。然而寒人作为石赵政权中深受倚靠的对象,出仕待遇高于旧族,在文学发展方面发挥的作用也较高。寒人在石赵政权中的兴起与旧族的衰落,反映了十六国前期文学发展秩序的一些深刻变化。     

“燕许大手笔”与唐代文风演变

唐文三变,已成为唐代文学研究中的学术共识,但"三变"之一的"燕许大手笔"张说、苏颋在文章写作中所使用的革新策略及其对唐代文风演变所产生的文学效应,尚未得到学界的深入关注。张说、苏颋之文,虽未跳出初盛唐之际以骈为宗的主流,但在文学内质上有所提升,在风格气势上也有所突破,革华靡,除富艳,质实朴素,景象浑厚。张、苏对文体文风变革的探索与尝试,对中唐以后的散文革新提供了有益启示。     

论元代文坛对欧阳修古文风格的接受

欧阳修的古文风格经由南宋与金,嬗递到元代文坛,成为对元代散文影响最大的文风传统。元代初年,活跃于文坛的北方作家群虽很重视对欧阳修文风的学习,但不同于欧文,雄奇文风仍是主导倾向。到了元代中期,在江西作家群的倡导和浙东作家群的呼应下,欧文温醇和雅的风格成为一代文风的底色。到元末,文坛形成欧、苏并尊、唐宋并重的格局,开明代唐宋派之先声。     

再论金谷雅集

西晋石崇等人组织的金谷雅集可以说是文学史上第一次严格意义上的文人自发组织的雅集活动。在这样的集会中,文人名士无拘无束地游玩、饮酒、赋诗,并将集会所创作的作品编集,是文学史上一次较早的、可信的有结集产生的文人文学活动。同时,它还为后世的雅集活动提供了一个模式。由于研究资料的缺乏,学界对这一重要雅集活动的研究稍嫌不足,本文再次尝试考察金谷雅集的面貌及意义。     

鲁迅、周作人论金圣叹——明末清初文学与现代文学关系之个案考察

1930年代前期,因着个人好恶的制约和政治、文学论战的需要,鲁迅、周作人先后发表多篇谈论金圣叹的文章。作家与学者的身份缠夹,对待基本史料的实用态度,造成了各取所需的文献取舍和有意无意的细节改篡。鲁迅以杂文笔法来解构周作人的文学史建构,周作人则试图用文学思路消解鲁迅提出的现实问题。相异的人生取向、文化趣尚和文学提倡,左右了两人对金圣叹的臧否毁誉;史料征引上的缺陷,限制了各自论说的学术史价值。以史实为准绳衡估周氏兄弟评价金圣叹的是是非非,为研究明末清初文学与现代文学之关系提供了一个特殊视角。     

虽称经典,并非完璧——《归田赋》新论

张衡的《归田赋》向来被视为是两汉辞赋史上的经典,但它的第三段存在着两方面的问题：一是弋钓活动违背了山水田园文学应有的闲适和乐的情调,二是语意复沓,破坏了全文简洁的风格。弋钓活动的描写是受到畋猎类大赋的文学史惯例影响的结果。直到东晋时期,随着山水田园文学的成熟,这种内容才从同类创作中消除。     

论魏晋南北朝经学与文学之互动

魏昔南北朝时期,文学与儒家经学之间不仅仅是对抗,二者还有互动.这种互动主要表现在两个方面.一是文学在批评和创作领域从范畴、理论、题材、表现手法、句式风格以及审美标准等对经学进行借鉴与转换;二是随文学思想的发展,人们对经典又进行着文学的审视与解构.这种互动发生的原因主要在于魏晋南北朝时期经学的广泛深入传播与文学的巨大发展,以及经学家与文学家身份的合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