春秋时期楚人的南土观念——以《左传》为中心

春秋时期楚人的南土观念,是楚人在春秋时期形成的地理思想观念,是对南方政治疆域空间的体认。随着出土文献的涌现,楚民族的北方起源与向南迁徙的历史得到了印证。《左传》书写中,楚民族的北方记忆铸就了楚人对征服北方的渴望,艰辛的南徙与创业经历促成了楚人对南土的地域意识。楚人效仿周王朝的都城格局,多次迁都以适应楚国在南方的扩土进程,且统一都城"郢"之称谓,使之成为镇抚南土的政治威权空间。《左传》对春秋时期楚人南土观念的地域意识、核心都城以及整体政治疆域空间的三重书写,体现了《左传》文本对于春秋时期诸侯征伐所致的地缘政治结构的理解与构建,亦反映出南北对抗的背景中楚人借鉴中原文化的政治理性精神。     

汉帝国嗣君之争与春秋史的书写

"过去的历史之争即现实的权威之争",为强化集体认同,提供现实合理性、正当性,历史往往存在着一个记忆、恢复与创造的书写过程。汉初继嗣不明,嗣君之争给帝国所造成的威胁与祸患深刻地影响了春秋史书写,而春秋史书写也反过来影响了帝国政治。由于所处中央和王国视阈的不同,在嗣君问题上,《公羊》主张"择权在君"原则,《左传》主张"太子优先性"原则,而《榖梁》兴起于民间,受民间亲缘伦理和武帝末年"巫蛊之祸"影响,强调嗣君的"天伦"秩序,深刻影响了社会变革,下开魏晋六朝贵族社会之局。     

新出简帛文献与“书”类文献的历史书写

"书"类文献的编订与改编不同程度上体现出"政治规训着历史书写"的观念。编订成篇的商周"书"类文献,给春秋战国以后的"语""史"等文献的创作提供了文化背景、叙事主题和论述材料。随着史学的繁荣,私人学术的兴起,档案文书会直接为编纂者利用以创造更多的文献体裁和种类,且更为明显地呈现出"政治规训着历史书写"的情形,编纂者会按照某一主题又据情势之不同而在人物和内容上进行相应的转换和改编,以表达自己的政治目的。新出简帛文献《系年》与《赵政书》等材料给这种转换和改编提供了可供参考的实例。     

班固史学观念的转变与《汉书》体例

断代史形式的确立既意味着班固思想的转变,也标志着中国史学的转型。《汉书》创立全新的官方史学范式。一方面它开创了记载单一王朝兴亡的断代史形式。既突出王朝的正统性,又便于保存官方政治文献。另一方面《汉书》改造了《史记》的叙述模式,削弱叙事性和个人色彩,创造出切合官僚制度运作方式的历史书写形式。这样,纪传体史书最终成为来源于王朝政治记录又服务于王朝政治运作的史学形式。班固史学思想的转变以及《汉书》的体例体现出东汉初期政治局势以及政治文化观念的深刻影响。     

《春秋》中的“空白”叙事:“阙文”与“不书”

"阙文"与"不书"为《春秋》中"空白叙述"的两种表述形态,前者是一种"待书写",后者则是指向"空白"的"已书写",而非"未书写"。"待书写"、"已书写"、"未书写",笔者实已对《春秋》本文作出对于"空白"三态之区分。"阙文"语出《论语》,被孔子用来指称史官、书写与传统的关系;"不书"则系出于三《传》,用以解释《春秋》中的"赋义"何以与无形之文的"空白叙述"有关。因此,《春秋》中的"空白"状态是可以被解释的,三《传》后学能在"不书"与"阙文"之间进行"空白"态为"待书写"或是"已书写"的意义认知转换,就是最好的例子。自书写学上对《春秋》本文中"空白"形态的研究是重要的,不仅是对"空白"三态的区分,尤其是对"阙文"与"不书"的区分,它暗示了早期有一种书写行动,在这行动中有一种"空白"意识之察觉,却没有诉诸"文字"之有形;它更是一种特殊的"书写"立场:一旦我们在《春秋》"上下文"间揭示出一种"空白叙述"时,"空白"也就与有形符号一样,也是一种书写符号,必须加以阅读及解读。     

史、史官与中国早期儒学元典的书写

书写的前提首先要有文字,中国文字的产生绝非始于殷商甲骨文,最初产生的文字恐怕比八千多年前的贾湖契刻还要早,"史"就是参与创制文字者之一。国家建立后,"史"转化为史官,国家成文的书写基本由史官来完成。《尚书》是中国早期史官书写的成文,也是中国早期的儒学元典之一,它含有《虞书》《夏书》《商书》《周书》,四书相比较,《周书》不仅篇幅多内容丰富,而且已经具备了比较成熟的书写模式和相当高的书写技巧,表现出鲜明的儒学意识与相对稳定的民族喜闻乐见的艺术审美风范,对后世成文的书写影响极大。     

同相异质 各臻其妙--《金鳌新话》与《剪灯新话》之比较

在中韩文学史上,《金鳌新话》和《剪灯新话》两部小说集都具有重要价值,但又有不同的传承,享有不同地位.二者相比,《金鳌新话》对《剪灯新话》既有借鉴又有创新.《金鳌新话》在描写爱情、书写社会政治以及追忆历史等方面均表现出与《剪灯新话》的不同意趣,具有独特的创造性,反映了朝鲜李朝前期的社会现实和作者的思想感情.     

“性别”：在“文化政治”的视野中——序《性别、语境与书写的政治》

对源自西方的“性别”观念和相关理论进行一次严肃的追问和质诘,董丽敏专著《性别、语境与书写的政治》开始就针对当前中国文化政治的困局展开：当“性别”被我们应用于中国的文学批评、文学研究乃至学科建设时,其学术效应和社会效应究竟如何？     

民族书写视角的《秦腔》与《百年孤独》

通过对《秦腔》与《百年孤独》的乡土经验、生命哲学、在场书写等方面的考察，发现茅盾文学奖和诺贝尔文学奖的民族书写与世界意义是融会贯通的。     

浅析《春秋穀梁传》的“内鲁”思想

《春秋穀梁传》中存在浓厚的“内鲁”情结。但是与《公羊传》“王鲁”、“当新王”的思想不同,《穀梁传》的“内鲁”观念首先是对《春秋》书写记录的技术性方式的客观反映;其次,“内鲁”体现了宗法秩序下血缘性的亲疏情感;再次,“内鲁”还与周公及周礼之间存在着密切的联系。“内鲁”在文化意义上是对周礼精神和内容的抢救与尊重,显示出一种文化认同和政治秩序的意味。     

论萧绎的文献学成就

梁元帝萧绎是南朝最著名的藏书家,生前累计聚书约十四万卷。他在位期间,梁秘书省、文德殿及东宫藏书之富,可以说是空前的,并且其藏书兼具多、广、善三个特点。萧绎所著《金楼子·著书》篇实系其为自著或命人代撰之书所开列的一篇目录。这篇目录对于中国古典文献学研究具有重要价值。此外,萧绎的文献学成就还体现在对古籍的校勘、考证及注释等方面。     

《文选》赋篇来源问题考辨

《文选》是在总集的基础上再次选编作品的总集,其赋篇的来源当是以《历代赋》为蓝本。其一,从其选文的下限来看,《文选》赋类的选文范围与《历代赋》相符合;其二,奉敕注《历代赋》的周舍为昭明太子东宫高层官员,他在东宫任职的时间恰恰是昭明太子开始从事总集编纂的时期,其对太子的影响不小;其三,从《文选》未收陶渊明《闲情赋》和张融《海赋》来看,恐怕也与《历代赋》的选赋范围有关。     

南朝中央官学探微

纵观中国古代历史长河,南朝时期既承受着外部胡马临江而日益加剧的民族矛盾,又面临着统治集团内部渐趋激化的阶级矛盾。可谓是王朝兴替、兵蠡迭加、君如举棋。然而,政治的局部稳定,经济的相对繁荣,再加上有识君主的提倡,从教育体制方面来看,南朝较之两晋有着长足的发展。尤其在刘宋和萧梁时期,由于政权的相对稳定,中央官学呈现出多样发展的形式。不仅有国学,还创建了学馆,更有专门形式的教育。     

《续金瓶梅》的成书年代

《续金瓶梅》的成书年代,向有顺治十一年至十五年容城时作、顺治十七年赴惠安任途中作、顺治十八年杭州作三说;2000年发现的康熙四年审讯题本,录有丁耀亢"于顺治十七年独自撰写"的自供,但仍有不少疑问。从丁耀亢的行止与《续金瓶梅》内证看.《续金瓶梅》应是顺治五年至十一年在北京任旗官学时构思动笔、在容城任教谕时撰写完成的。     

“中兴四大诗人”名称来历考

在我国诗歌发展史上,陆游、杨万里、范成大、尤袤并称“中兴四大诗人”。但是“中兴四大诗人”这一名称的确立,却是经历了一番曲折,最终形成文学史现在的面貌。它首先由南宋诗人杨万里提出,尤袤紧随其后,由方回最终确立,其指称的诗人群体也经历了“尤萧范陆”到“萧杨范陆”再到“尤杨范陆”的过程。这一过程的形成原因也是论文考察的对象。     

元明玉萧女故事演变分析

玉箫、韦皋两世姻缘的爱情故事在唐宋时已广泛流传,多种笔记小说中有记载。随着故事的流传,许多剧作家以此为题材进行创作,出现了元杂剧《玉箫女两世姻缘》,明传奇《韦凤翔古玉环记》、《玉环记》、《鹦鹉洲》,清传奇《玉环缘》、《玉指环》等戏曲作品。元明间的戏曲作品中,玉箫、韦皋形象不断演变,与各个时期的社会、文化背景密不可分。     

皖北区域文化艺术探索研究——芒砀山汉文化与墓葬艺术特色

芒砀山虽说是个小镇,但它蕴含着丰富的宝藏,与此同时,芒砀山还是＂汉兴之地＂,就是在这里,汉高祖刘邦＂斩蛇起义＂挥师西进,逐鹿中原,开平民天子之先河,建立了一个伟大的历史符号＂汉代＂。葬在芒砀山的有梁国八代九王,上至梁孝王刘武,下至梁王后及嫔妃等。芒砀山文化博大精深、历史悠久,尤其是汉文化资源十分丰富,墓葬的规模与设计更是别具一格。其中巨幅＂四神＂壁画比甘肃的敦煌壁画还要早六百余年,成为我国时代最早、级别最高、保护最完整、面积最大的古代壁画。     

困厄与抗争:清代思想史的分期、特点和理论突破

考察清代思想史的发展,大致可以分为三个阶段,具有三大特色和九个理论突破。第一阶段是从顺治朝到雍正朝,思想的主要特色是批判专制主义的政治经济思想的兴起,特别是经济学的三大定律即“顾炎武定律”、“黄宗羲定律”和“王夫之定律”的提出,突破专制特权至上主义而确立人道原则高于政治伦理原则的观念,突破专制主义的抽象类精神而凸显个人权利,突破“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的政治哲学而致力于理性化制度建设之路的探索。第二阶段是从乾隆朝到道光朝二十年,主要特色是意识形态批判和知性精神的发展,突破程朱理学的禁锢而揭露其“以理杀人”的本质,突破“道统论”的禁锢而提出“废道统之说”、呼唤学术独立,突破“《春秋》笔削大义微言”和宋儒“议论法戒”的传统而确立以真实性为史学之生命的原则。第三阶段是从鸦片战争到辛亥革命时期,其思想特色是从魏源开始的中西政体比较研究以及政治体制与国民性之关系的探讨,突破政治体制改革的思想禁区而据实肯定民主政体优于专制政体,突破“天不变,道亦不变”的形而上学而昭示“道”应时而变的必然性,突破以“礼义文明之邦”傲视天下的观念而深刻揭示道德与制度的内在关系。第三阶段仿佛是向第一阶段的复归,但却在更高的基础上实现着清初学者为二百年后的中国著书立说时所怀抱的理想。     

陈亮和朱熹的史学观之比较探析

古往今来,许多研究者把南宋思想史上的著名学术公案——陈亮和朱熹之间的学术争端归结为“王霸义利”之辨,这固然是正确的,但论战双方在治史态度、治史方法和治史价值方面的重大歧异,则是二人争论的原点,亦是他们思想观点难以弥合的最基本原因。     

兰陵萧氏“皇舅房”之兴起及门风与家学述论

晋宋之间,兰陵萧氏"皇舅房"因与刘宋皇族联姻,地位显赫,成为萧氏家族地位提高的标志,并给整个萧氏宗族在南朝的发展带来了机缘。就门风而言,萧氏"皇舅房"在保持自身寒门重视事功的传统本色的基础上,齐、梁以后迅速"士大夫化",部分家族成员表现出崇尚退隐和笃信佛教的特征。同时,他们在文化上也受到士族社会风气的影响,晋宋以降,其子弟普遍热衷于书法、音乐等艺术;齐、梁以后,他们在文学和经史等方面也积累日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