苏区有关中华邮政政策述论

土地革命战争时期,中国共产党对苏区中华邮局实行保护政策,也接收改造了根据地内的一部分中华邮局,建立了自己的赤色邮政.为了打破国民党的通信封锁及维护根据地民众的通信权利与自由,苏区亦保留了一部分中华邮局,并以之为中介与国统区通邮.基于获取敌方情报及避免通邮可能带来的不利影响之需要,苏区对往来于国统区的邮件进行检查.对苏区中华邮局的保护及与国统区的通邮政策,是中国共产党在新民主主义革命时期群众路线的具体体现,也为后来的国共通邮提供了历史经验.     

抗战时期国统区进步文化界对青年的培养

抗日战争时期 ,国统区进步文化界重视对青年的培养 ,使大批进步青年成为抗日文化运动的主力军 ,为夺取抗战胜利作出了重要贡献。总结抗战时期国统区进步文化界培养青年人才的经验 ,对于我们在新的历史条件下建设先进文化有着重要的现实意义     

试论抗战时期国民政府的社会服务工作

社会服务是现代社会福利事业的重要组成部分。抗日战争时期,由于抗战建国的现实需要,国民政府对社会服务给予了高度重视,并在国统区大力提倡开展社会服务,取得了一定的成效,这不仅有利于稳定战时社会秩序、支持长期抗战,而且对推进中国现代社会福利事业的发展也具有重要意义。     

中华苏维埃共和国国家银行始末

中华苏维埃共和国国家银行（简称国家银行）是土地革命时期中华苏维埃共和国临时中央政府所创办的银行，是近代中国第一个以“国家”冠名的银行，也是中国共产党创建的第一个中央银行。国家银行自1932年2月正式成立，到1937年10月结束，在特殊的历史时期，为党的财政金融政策发挥了重要作用。     

抗战时期经济、金融史研究的史料基础当代中国经济、金融改革的历史借鉴——简评《四联总处史料》

1927年南京国民政府成立以后,国统区金融、经济史大致可以划分为“1927—1937年”“1937年—1945年”“1946年—1949年”三个历史时期。在国民政府纷繁杂存、变换频仍的经济行政机构中,有一个与后两个时期几乎是共始终的,对国民政府金融、经济政策发生过重大影响的、并在国统区金融、经济领     

论解放战争时期国统区的讽刺诗

“笑”的艺术在人民解放战争期间的国统区,空前繁荣的讽刺诗为我国新待发展史增添了颇为特殊的一章。讽刺诗,是诗歌百花园中一个重要的品种,不管是过去还是现在、将来,它都有独立存在的意义和价值。以前我们对讽刺诗独特的艺术格调和表现技巧缺少认真的历史总结,这既影响如实反映解放战争时期国统区新诗创作的面貌,也不利于今天新诗创作的百花齐放和全面繁荣。     

抗战时期国统区“三农”问题研究

抗战时期,国统区农民生活日益贫困,农业日渐衰退,农村经济日趋萎缩。国民党统治集团拒绝改善民众生活,统制政策摧残了生产,农业政策的实施结果不尽如人意以及吏治腐败是上述“三农”问题产生的主要原因。严重的“三农”问题,加深了国统区的危机,成为国民党败亡大陆的重要原因。     

中国财政金融调控理论探析

财政金融调控是指国家有目的的利用财政金融杠杆对宏观和微机客体所进行的调控行为与发展过程。改革开放以来 ,在由计划经济向市场经济的转变过程中 ,我国的财政金融调控理论在突破计划经济时期集权化的预算调节、财政收支调控、金融调控等方面有重大的理论突破     

抗日战争时期中共南方局的文化统一战线工作及其成效

抗日战争时期,以周恩来同志为书记的中共中央南方局始终坚持并创造性地贯彻执行抗日民族统一战线政策,在国统区广泛开展文化统一战线工作,推进了大后方抗战进步文化运动和民主活动的深入发展,为抗日战争的胜利和新中国文化事业的发展作出了重大而独特的贡献。     

试论晋商的金融创新

晋商在明清时期称雄国内外商界 50 0年 ,尤其是它所经营的票号、帐局、钱庄、当铺、印局是中国银行业的鼻祖 ,在清代中后期国家财政金融体系中发挥了重要的调控和支撑作用。晋商的货币经营资本与西欧意大利伦巴第商人创设伦巴第银行业务一样 ,在世界金融史上曾有过重要的创新。这种创新析对现代金融具有重要的前驱和借鉴意义     

中国共产党建党九十年来的对日政策

中国共产党建党九十年来,对日政策上经历了执政前和执政后两大时期。在执政前,中共对日政策的主要特征,就是动员一切力量,坚决反对、抵抗日本对中国的侵略,并为抗日战争的最终胜利作出了重大贡献。这一时期中国共产党对日政策主要体现在政党政策方面。新中国成立后,中共成为执政党,对日政策既体现在政党外交方面,又体现在政府外交方面。中共和政府通过以民间促政府,实现了中日邦交。实行改革开放后,又积极引进日本的先进技术和管理经验以及经济支持,加快了中国的现代化建设,也促进了中日关系的稳定发展。冷战结束后,面对纷纭变换的国际形势和中日关系,中国共产党和政府又适应时代变化,积极探索新形势下的中日关系的定位和发展,使中日关系不断深化,形成了两国的战略互惠关系。     

战后初期中国的对日政策与战犯审判

194 5年日本战败投降后 ,国民政府从长远的对日关系考虑 ,制定了“以德报怨”的对日政策。在这一政策的指导下 ,国民政府对日本战犯进行了公开审判。国民政府在战时和战后对日本违反国际法所犯罪行进行了大量的调查 ,在审判前制定了相应的法律法规 ,并在审判过程中加以完善 ,审判是严肃、公正的。由于实行“以德报怨”、“宽大迅速”的审判方针 ,仅有极少数日本战犯受到处罚。国民政府的宽大政策带来了两方面的结果 :一是战后大多数日本国民感激中国 ,对中日关系的恢复和发展起到了重要作用。另一方面 ,由于审判过于宽泛 ,使大批日本战犯逃脱了正义的惩罚     

日本金融法律体制在台湾地区的影响

台湾地区的金融法律制度在日本殖民统治时期初步形成鸦抗战胜利后熏国民党政府对日据时期的金融机构进行接收改组,形成台湾地区金融机构基本架构。国民党迁台后熏日本金融法律体制对台湾地区金融理念与金融实践更是产生了持续而重要的影响。     

救亡与启蒙的二重奏--对抗战文学的一点认识

杨义从东亚学的角度阐发了战争的历史记忆,认为我们今天所要讨论的历史记忆,就是从文学与战争的关系中,正视和剖析那场沉重的东亚地图的撕裂和反撕裂的战争,及其至今尚未得到平复的严重的后遗症,从中寻求人类的正义感、责任感民族以及民族和国家之间正常、健康、和好、互惠发展的历史可能性。严家炎探讨了抗战时期启蒙与救亡的关系,认为在抗日战争这个"救亡"的高潮时期,文学中的"启蒙"仍与"抗日"结伴而行,并没有停止。"启蒙"任务后来被取消,真正的原因在革命队伍内部,是封建思想侵袭革命队伍的结果。王富仁一方面分析了战争记忆与战争文学之间的区别,认为战争文学应当是作家从战争记忆中做出的一种人性的反思;另一方面分析了中外战争文学的差异,认为理想的战争文学应当充盈可贵的人类意识和人性意识。黄修己对战争文学做了深刻的反思,认为我们在政治层面上歌颂正义战争的同时,还应该从人性层面上批判战争。战争文学最主要的不是战争中的宣传鼓动作用,而是通过影响人的感情来提升人性。吴福辉提出了"大抗战文学"的概念,并深入分析了五种类型的"战争体验"小说,认为这些作品将战时特殊的体验延伸到对民族性的自省,凝结为战争文学的最好的结晶。刘增杰深入论述了抗战反思文学思潮,认为在这种反思文学中,一类偏重于对现实政治层面弊端进行揭露与鞭挞;另一类则站在人类的立场,从精神层面对民族惰性进行剖析。指出:反思文学是抗战文学结出的最成熟的果实,抗战反思文学中保留着永具活力民族记忆。秦弓将眼光投向了已经淡出人们历史记忆的反映抗日战争正面战场的文学创作和文学研究,认为表现正面战场的文学创作取得了丰硕的成果,留下了关于抗战的珍贵的民族记忆。应该珍惜这笔宝贵的文学财富,全面启动抗战文学与正面战场的研究,借以填补现代文学史不应有的空白。     

抗战文学与正面战场

杨义从东亚学的角度阐发了战争的历史记忆,认为我们今天所要讨论的历史记忆,就是从文学与战争的关系中,正视和剖析那场沉重的东亚地图的撕裂和反撕裂的战争,及其至今尚未得到平复的严重的后遗症,从中寻求人类的正义感、责任感民族以及民族和国家之间正常、健康、和好、互惠发展的历史可能性。严家炎探讨了抗战时期启蒙与救亡的关系,认为在抗日战争这个"救亡"的高潮时期,文学中的"启蒙"仍与"抗日"结伴而行,并没有停止。"启蒙"任务后来被取消,真正的原因在革命队伍内部,是封建思想侵袭革命队伍的结果。王富仁一方面分析了战争记忆与战争文学之间的区别,认为战争文学应当是作家从战争记忆中做出的一种人性的反思;另一方面分析了中外战争文学的差异,认为理想的战争文学应当充盈可贵的人类意识和人性意识。黄修己对战争文学做了深刻的反思,认为我们在政治层面上歌颂正义战争的同时,还应该从人性层面上批判战争。战争文学最主要的不是战争中的宣传鼓动作用,而是通过影响人的感情来提升人性。吴福辉提出了"大抗战文学"的概念,并深入分析了五种类型的"战争体验"小说,认为这些作品将战时特殊的体验延伸到对民族性的自省,凝结为战争文学的最好的结晶。刘增杰深入论述了抗战反思文学思潮,认为在这种反思文学中,一类偏重于对现实政治层面弊端进行揭露与鞭挞;另一类则站在人类的立场,从精神层面对民族惰性进行剖析。指出:反思文学是抗战文学结出的最成熟的果实,抗战反思文学中保留着永具活力民族记忆。秦弓将眼光投向了已经淡出人们历史记忆的反映抗日战争正面战场的文学创作和文学研究,认为表现正面战场的文学创作取得了丰硕的成果,留下了关于抗战的珍贵的民族记忆。应该珍惜这笔宝贵的文学财富,全面启动抗战文学与正面战场的研究,借以填补现代文学史不应有的空白。     

对"战争文学"的反思

杨义从东亚学的角度阐发了战争的历史记忆,认为我们今天所要讨论的历史记忆,就是从文学与战争的关系中,正视和剖析那场沉重的东亚地图的撕裂和反撕裂的战争,及其至今尚未得到平复的严重的后遗症,从中寻求人类的正义感、责任感民族以及民族和国家之间正常、健康、和好、互惠发展的历史可能性。严家炎探讨了抗战时期启蒙与救亡的关系,认为在抗日战争这个"救亡"的高潮时期,文学中的"启蒙"仍与"抗日"结伴而行,并没有停止。"启蒙"任务后来被取消,真正的原因在革命队伍内部,是封建思想侵袭革命队伍的结果。王富仁一方面分析了战争记忆与战争文学之间的区别,认为战争文学应当是作家从战争记忆中做出的一种人性的反思;另一方面分析了中外战争文学的差异,认为理想的战争文学应当充盈可贵的人类意识和人性意识。黄修己对战争文学做了深刻的反思,认为我们在政治层面上歌颂正义战争的同时,还应该从人性层面上批判战争。战争文学最主要的不是战争中的宣传鼓动作用,而是通过影响人的感情来提升人性。吴福辉提出了"大抗战文学"的概念,并深入分析了五种类型的"战争体验"小说,认为这些作品将战时特殊的体验延伸到对民族性的自省,凝结为战争文学的最好的结晶。刘增杰深入论述了抗战反思文学思潮,认为在这种反思文学中,一类偏重于对现实政治层面弊端进行揭露与鞭挞;另一类则站在人类的立场,从精神层面对民族惰性进行剖析。指出:反思文学是抗战文学结出的最成熟的果实,抗战反思文学中保留着永具活力民族记忆。秦弓将眼光投向了已经淡出人们历史记忆的反映抗日战争正面战场的文学创作和文学研究,认为表现正面战场的文学创作取得了丰硕的成果,留下了关于抗战的珍贵的民族记忆。应该珍惜这笔宝贵的文学财富,全面启动抗战文学与正面战场的研究,借以填补现代文学史不应有的空白。     

论1946年国民党内战政策的选择及其后果

抗战胜利后所出现的特定的政治环境,使国民党面临着和平民主或内战独裁的两难选择。最终,基于党派及其私人的既得利益的维护,以及对于共产党力量的低估,国民党选择了内战政策。这一错误的政策选择,使国民党政权很快陷入了空前严重的危机,丧尽了其统治的合法性。     

西部大开发财税优惠政策效应与未来取向

财税优惠政策是促进西部大开发政策的重要组成部分,是西部大开发的主要政策调节手段。10年来,各项财税优惠政策的实施,极大地促进了西部地区经济社会的发展。与此同时,在政策执行过程中不可避免地存在一些问题。对此,应从财政体制、投资导向、税收体系等方面加以完善。未来西部大开发财税优惠政策的制定和完善应关注五大矛盾：经济发展与环境保护的矛盾、市场规则与国家宏观调控的矛盾、税收优惠政策与财政收入不足的矛盾、中央财政与地方财政的利益分配矛盾、东西部经济差距与税负统一的矛盾。     

日本侵华对中间势力的影响

日本帝国主义侵华的炮声,唤醒了广大中间势力,使其转变了一贯依附于蒋介石集团的政治立场,积极行动起来投入抗日救亡运动。他们建立各种组织,凝聚起抗日救亡力量;抨击蒋介石“攘外必先安内”的误国政策,竭力呼吁停止内战,共御外侮;首倡和维护国共合作、联合抗日;积极创办刊物,宣传抗日救亡;抢运战区物资,努力开发后方经济;奔赴抗日前线,血洒疆场,为民族的独立和解放,为抗日战争的最后胜利做出了重大贡献。     

中国战争小说创作的世纪回眸

20世纪中国战争小说是在近代反侵略战争背景和近代小说革命的浪潮中发端的,并义无返顾地担当起为社会政治服务的使命;受五四文学革命的影响,20年代末"反战"小说曾昙花一现;20世纪中国战争小说的第一个创作热潮出现在抗日战争时期,沦陷区和国统区各涌现了众多风貌各异的抗战小说,解放区战争小说则题材新颖、风格独特;50年代掀起了战争小说创作的第二个热潮;80年代中期之后战争小说创作逐渐摆脱了政治的单一影响而走向了多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