食品安全风险行政规制的信息工具选择

信息工具选择和运用直接关系到食品安全风险行政规制的效果.食品安全风险行政规制中信息工具的应用涵盖了信息收集渠道、信息公示平台、安全信息管理以及事后监管机制等.同时,食品安全风险行政规制信息工具存在具有信息来源与收集路径的单一性、信息流通的内部性、信息控制与公布的主体的多重性和相对人权利救济的滞后性等缺陷.为此,需要有针对性地拓展网络信息的收集路径;严格信息流通的责任制度;加强信息工具与其他工具的组合运用;完善风险信息发布的相对人救济机制,并引入预防性诉讼和公益诉讼制度.     

向权力说真相：食品安全风险规制中的信息工具之运用

食品安全风险规制机关必须依赖于对食品安全风险信息具有优势的食品生产和经营者来开展食品安全风险规制活动。然而,追求自身利益最大化的食品生产和经营者通常不愿意向其提供食品安全风险信息,反而采取一种集体沉默策略。食品安全风险规制机关需要发现并利用不对称的预期利益的策略和通过激励制造不对称的预期利益的策略来打破同行食品生产和经营企业之间的集体沉默,它也需要运用激励性的策略来打破食品生产和经营企业内部职工的集体沉默。而食品安全风险规制机关在运用这些策略时,必须通过行政法上的制度来加以具体化,从而为其行为获得合法性。举报人的奖励及其权利保护制度、正式互动制度和非正式互动制度,都是行政法可以提供的制度形式。     

市场化背景下食品安全治理工具选择的合法性研究

当前,我国食品安全治理形势依然严峻,凸显食品安全治理工具面临失灵与合法性危机的双重困境.食品安全治理工具分为命令控制型、合作治理型、制度激励型和指引督促型四类.四类治理工具各有优劣.我国规制机构在食品安全治理工具选择上面临有效性和合法性的困境.鉴于此,为化解食品安全治理工具的有效性困境,应立足功能主义视角,以回应性规制治理理论为框架,基于食品安全治理场景转换有针对性地选择治理工具,以实现治理工具的合理配置.为化解合法性危机,应立足规范主义视角,对食品安全治理工具加以合法性建构,一方面,对传统命令控制型治理工具进行适当革新和规制;另一方面,以合法性建构为核心,分别从程序合法性与实质合法性两个维度,探索合作治理型和制度激励型食品安全治理工具的合法性建构路径.     

食品安全:从危机应对到风险规制

当前食品安全问题日趋严重,公众对政府采取行动以保护消费者安全与健康的权利的需求日益增强。已有经验及现实表明,事后的危机应对无法从根本上解决食品安全问题,政府需要转变理念,树立风险规制的意识。风险规制主要包括风险评估、风险控制和风险沟通三个环节。今后我国食品安全规制的改革不仅需要政府伸出规制之手,强化政府的监管能力,还应注重对规制之手的约束,并加强风险教育。     

论农村食品安全风险社会共治

开展农村食品安全风险社会共治,是推进平安乡村建设,全面促进农村社会发展的重要保障。基于源头环节、生产加工环节、流通环节及消费环节分析农村食品安全风险社会共治关键环节,从农村食品安全供应链内部供给体系不规范、物流支撑不发达、市场信息不对称,以及供应链外部社会环境不发达、监管体系不完善、观念意识不成熟等方面剖析农村食品安全风险社会共治主要症结。遵循多环节覆盖、多部门联动、多主体参与、多渠道规制、多信息追溯、多形式宣传实践路径,实现农村食品安全风险社会共治均衡化、协同化、多元化、法规化、透明化、公益化。     

食品安全风险治理政策工具的演化研究——中国与西方国家的比较及启示

本文从政府治理公共社会事务政策工具产生与演化轨迹的视角,重点剖析了中国与西方国家在食品安全风险治理进程中政策工具的演化逻辑.虽然中国与西方国家治理食品安全风险的起点各不相同,但政策工具演化发展的轨迹却基本一致,皆经历了从强制型工具为主演化为强制型工具与引导型工具相结合,并最终趋向于强制型、引导型、自愿型三类工具相互融合的动态演化过程.这是中国与西方国家治理食品安全风险政策工具演化发展的共同特征,其本质体现了一个政府、市场与社会三者关系的变迁史,而差异性主要由中国与西方国家经济体制、社会发展所处阶段与所面临的食品安全风险的不同而产生.中国食品安全风险治理政策工具体系的完善既要科学把握全球食品安全风险治理的普遍性,又要从本土的实际出发,促进并努力实现政府、市场、社会主体间治理食品安全风险政策工具的均衡与匹配.     

英国邮政业的风险规制

英国邮政服务委员会是英国邮政业的独立规制机构,风险规制是其重要职权之一,该委员会为邮政业风险规制制定了大量细则,涉及紧急权力行使、保障信息安全以及火灾、爆炸物预警等多方面。英国邮政企业的风险包括内部风险和外部风险,内部风险涉及经营风险与违规风险,外部风险涉及安全事故、经济危机、信任危机等。英国邮政企业在这些方面积累了大量经验,建立了一系列常态化的风险预警与控制机制。英国经验可以对我国实践发展提供镜鉴,一方面,监管部门应当着力强化风险预警,细化风险应对规则;另一方面,邮政企业自身应当提升风险应对能力,建立健全常态化风险控制机制。     

社会信用体系属性的经济法认知

社会信用体系的公共性表现为信用信息来自能够反映出自然人、法人和其他组织等信用状况的数据和资料,其可依法分类于公共和市场信用信息。信用经济实质上就是借贷经济,信用政策就是信用杠杆工具。实施信用杠杆政策,就存在商业风险。制定合理信用政策,构建规范的社会信用体系,能理性控制和化解其对应的商业信用风险,这正是社会信用的政策性和规制性。规范社会信用体系,尤其是出台规制惩戒失信者、鼓励守信者的规范性文件,营造良好信用市场氛围,是全面推进和实施社会信用体系建设的重要举措之一。规范社会公共信用信息,可以与政府治理、法治政府和规范政府公权力同步进行,如政务公开,政府透明,公平行政,提升公信力,这正是规制社会信用体系的核心内容。     

政府信息公开申请权滥用及其规制研究

近年来,政府信息公开申请权滥用现象的愈发严重表明了对其实施规制的必要性。同时,从政府信息公开立法本意和价值、行政资源利用、政府公共关系建设三个方面进行考量,这种规制也具备正当性。在此前提下,可以通过明确政府信息公开申请权滥用的认定标准、完善政府信息公开申请的程序和建立政府信息公开申请的累进收费机制,推动政府信息公开申请权滥用问题的解决。     

重大活动食品安全风险防控警务模式研究

重大活动食品安全风险防控警务模式具有不同于一般警务模式的特殊性。除了只针对“重大活动”,还立足“食品安全”,而非一般的公共安全。这也决定了警务模式的主体是公安机关,适用对象是重大活动中的食品保障,重心是食品安全风险防范,而非食品安全事件处置,措施带有鲜明的强制性,而模式建构的价值在于提高警务运作效能和专业化。该警务模式兼具应急警务和情报主导警务的双重特点,以合法、安全、效率、科学为基本原则。由此,警务模式的主导机构以市级公安机关为宜,风险应对与危机处置是其核心内容,其管控领域涵盖了从农田到餐桌的全过程,但公安机关在不同阶段的职责权限有所差异。在食品安全风险防控过程中,公安机关主要参与食品安全风险识别与预案制作、风险评估与预警以及风险控制与危机处置,和市场监管部门等其他参与主体的职责有明显区分。在警务模式的具体运行机制上,结合公安机关的权力属性,公安机关所进行的风险性识别应当以“人”的风险为主,而以食品本身风险为辅。在活动期间,食品安全风险防控是全链条、全过程的,公安机关需要实时强化对风险点的监控与信息收集,并及时对相关信息作出研判。在风险控制与危机处置过程中,公安机关应当注意技术层面的...     

征信机构建设的国际经验及其启示

健全的征信体系能促进经济的快速发展,从世界征信体系实践上看,征信机构建设运行模式主要有公共模式和私营模式两种。公共征信机构通过行政手段强制金融企业报送信贷记录,实现系统内共享。私营征信机构是以盈利为目的,强调自律管理。两类征信模式各有优缺点,具有不同的适应性。我国征信建设正在建立央行主导的公共征信系统,应大力发展民营市场化的征信机构,加强与境外征信机构的合作交流。     

行政信息公开之诉法治维度的展开

行政信息公开之诉是知情权的司法救济方式,是保障知情权实现的有效方式之一。行政信息公开之诉不仅是一般意义上的行政诉讼,由于行政信息公开自身的特点,决定了行政信息公开之诉具有自身法律的特质以及独特的法治维度。为了社会成员知情权的充分实现,我们需要对行政信息公开之诉的法治维度进行建构,为行政信息公开之诉的法治运作指明理论与现实路径。     

重大疫情信息披露的法治完善——基于新冠肺炎防治的思考

重大疫情信息披露包括信息的对内报告、通报和对外公开发布两种机制,但《中华人民共和国传染病防治法(修订)》未对二者加以区分,混淆了疫情信息对内报告、通报之权力运行逻辑和对外公开之权利保障逻辑。因制度设计偏向疫情信息的对内报告、通报而忽视了信息对外公开,导致行政权内部运行的一些惯例被不恰当地适用于疫情信息对外公开机制中,如下级须经上级授权、批准或同意才实施行政措施,由此产生“疫情未经授权不得公布”的错误理解。此外,由于缺乏权利保障的理念和信息公开的外在压力,疫情信息对内报告、通报也因缺少足够监督而反应迟滞。有鉴于此,重大疫情信息披露应当厘清权力运行和权利保障两种逻辑,并构建起公共参与的机制以确保公民知情权的实现。     

网络反腐视角下政府信息公开存在的问题及完善路径

政府信息公开在网络反腐中具有重要的意义和作用,其不仅能够加强公民对政府权力的监督和制约,保障公民的监督权和知情权,而且有利于政府深入开展反腐败工作,树立廉洁形象,有效地预防和遏制腐败。目前,政府信息公开在网络反腐中还存在着许多问题：如政府机构信息公开意识淡薄,对网络反腐存在抵触心理;政府机构滥用自由裁量权,垄断网络信息资源;信息公开质量不高,形式主义严重;政府网站建设存在不足,公开内容和方式需要完善等。为保证政府信息公开在网络反腐中的有效实施,应加快网络反腐立法建设、推行官员财产网上公开、加强政府网站平台建设、积极开通政府微博、不断改进网络发言人公开方式,从而推进网络反腐的进程。     

个人信息保护视阈下的行政处罚决定公开规制路径探究

修订后的《行政处罚法》增加了行政处罚决定公开的规定,缓解了行政处罚决定公开无具体法律依据的尴尬局面。行政处罚决定公开制度的实施导致多方利害关系失衡,其中最为突出的是处罚决定公开与个人信息保护的关系。究其根本在于制度衔接不畅与法律规定滞后。文章从制度设计目的出发,结合个人信息权益保护实践,探讨如何有效解决行政处罚决定公开制度的权利(力)冲突、规则之弊等现实问题。引入比例原则,以相对人个人信息权益保障来确定个性化公开标准,化解行政处罚决定公开与个人信息保护的冲突与矛盾。     

行政过程中的信息公开:美国的实践

美国行政过程中的信息公开内容十分丰富,如在行政决策领域,"通知和评论"式规则制定、规则草案免于公开的特定情形、完善的意见征询系统都很有特色,在行政处罚、行政许可等其他行政领域也都有可资借鉴的实践经验。     

食品安全信息规制机制的法治省思——以食品安全信息统一公布制度为研究对象

伴随着我国食品安全事故的高频率爆发,《食品安全法》确立的食品安全信息统一公布制度有利于改善食品安全治理工作。但此制度的出台并没有抑制重大食品安全事故的再次发生,食品安全信息统一公布制度存在公布信息主体混乱、信息发布决策的社会参与不足以及权利救济机制短缺三大问题。应从整个卫生行政部门系统都享有信息统一公布的权力这个角度来解决公布主体混乱的问题。通过对公民在食品安全信息分布中的参与权进行分析发现：普通公众与食品生产经营者的参与权存在区别;应合理协调应急信息中的公共利益与公民参与之间的冲突。从普通公众和食品生产经营者两个不同维度完善权利救济机制,并借鉴民法上的不真正连带责任来解决政府责任问题。     

我国食品安全事故的成因分析及监管举措

近年来我国食品安全事故频发,公民的生命健康权受到严重损害。引起我国食品安全事故的关键所在是市场失灵,主要表现为食品生产的垄断性、负外部性和信息不对称,食品安全仅靠市场机制无法得以根本解决。为此,有必要从构建独立监管机构、公共治理模式和行政问责机制等方面采取措施,加强监管。     

中国公用事业民营化存在的问题及建议

公用事业民营化改革对我国行政法治建设具有良性推动作用.公用事业民营化改革的关键是处理好政府角色、功能的合理定位问题,同时要处理好政府、公用事业企业、消费者三方的关系.具体途径是加强和完善立法、建立独立管制机构以实现政企分离、积极落实政府信息公开和听证制度,实现政府管制程序的法治化.     

行政审批标准化管理的内涵、作用和局限性

作为一种管理社会的行为,行政审批需要通过特定组织(行政机关)来实施,因而具有引入标准化管理的基础。行政审批标准化管理并不能简单地等同于法律规定细化操作细则,也不能局限于公共行政服务的标准化,而应当围绕行政审批改革目标,依法运用信息化手段,实现行政审批组织结构和业务流程的不断优化。行政审批标准化管理对于贯彻十八届三中全会精神,进一步推进政府职能转变、推行可复制的行政管理体制具有重要意义和作用,但行政审批也有它的局限性,适度、合理的标准是行政审批标准化管理成功的关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