历史的文本性与文本的历史性--从新历史主义角度分析《圣诞欢歌》

从新历史主义的角度出发，从文本的历史性和历史的文本性两方面来看，《圣诞欢歌》揭示了19世纪中叶资本主义英国底层人民的贫困生活，揭露了资本家的残酷贪婪及资本主义制度所带来的社会危害，并宣扬了人道主义精神，引发了人们的深层思考，产生了深远的历史文化影响。     

论新历史主义历史文化诗学的作家主体观

新历史主义的历史文化诗学消解了近代以来自由人文主义的主体性观念,重构了作家主体的新形象.它认为作家主体不是一个先于文学活动的、本原性的、既成的主体事实,而是通过文艺活动的文化赋予和自我塑型,是解构和建构的同时展开.作家在文学活动中是赋有各自历史性的阐释主体和商讨主体,而不是纯粹的反映者或创造者.作家对权力话语的颠覆和权力话语对这种颠覆的包容同时并存于作家的主体性中.     

历史与文本 ——论新历史主义文论的历史观

20世纪以来,人们对于历史的认识经历了从确信到质疑的转变.新历史主义文论强调了历史与文本的密切关系,既注意到历史的丈本性内涵,又拓展了丈本的多维历史视野,从而为丈学研究提供了更为充实的历史依据.     

“历史理性批判”与历史主义危机

历史主义在德国的兴起中始终与民族主义交织在一起。兰克及其普鲁士学派就表现出了这种倾向。狄尔泰进行了历史理性批判,其实质是以历史意识取代形而上学。第一次世界大战以后,历史主义越来越深地陷入相对主义危机。梅尼克为历史主义进行了积极的辩护,但已经有些力不从心。海德格尔对古典历史主义进行了批判,认为生命在本源上就是历史性的。历史主义的兴衰表明了西方文明的困境。海德格尔把二战之后的世界称为"世界的黑夜",这是因为源于西方文明的现代技术潜藏着毁灭倾向,而这种毁灭倾向又可远溯于古希腊哲学的宰制倾向。世界的出路在于东方与西方之间的对话。     

毛泽东与二十世纪中国的第二次历史性巨变

二十世纪的中国发生了三次历史性巨变,毛泽东在三次历史性巨变中前承孙中山未竟之业,后启邓小平建设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伟业。毛泽东对第二次历史性巨变的贡献主要表现在：创造性地将马克思主义与中国革命相结合,制定了符合中国实际的革命战略和策略方针,领导中国人民取得了新民主主义革命的胜利;在革命实践中成熟起来的毛泽东思想,是中国革命和社会主义建设的指南。第二次历史性巨变对我们的启示是：１． 必须坚持理论与实践相结合,在实践中坚持和发展马克思主义;２． 坚强的党中央领导集体是推进中国社会巨变的有力保障;３． 发挥创新思维,敢做前人未曾做过的事情     

海德格尔的“实用主义”和本原思想——对奥克伦特的海德格尔解读之实用主义视角的反思

对海德格尔的实用主义解读构成了美国海德格尔学者们的一个重要研究进路,但是实用主义视角下的海德格尔在欧陆学者看来是对海德格尔的曲解,因为这一视角抹去了海德格尔现象学的先验维度或者说本原思想。本文以奥克伦特对海德格尔时间性概念的实用主义解读为例,阐明海德格尔时间性概念的本原意义如何在实用主义视角下被消解,并指出海德格尔的本原思想在这一视角中“隐身”的根源。     

论“生存论转向”的哲学表征

“生存论转向”表达了现代哲学的理论自觉。在对传统哲学的“反叛”中,现代哲学正是从“生存论转向”中“坚定出场”。它超越传统的知识论路向,开启生存论路向;摧毁“实体存在论”,开显“生存论存在论”;解构永恒“在场”的“非历史性”,凸显人的存在的历史性。     

论海德格尔的“存在论差异”思想

"存在论差异"思想即"存在者与存在的不",是海德格尔思想的基本内容,也是理解海德格尔思想的一条红线。本文从二者追问的对象与方法等方面论述二者之间的区别。在追问存在的对象上,存在相对于存在者是深层次奠基意义上的追问;在追问二者的方法上,对存在者的追问是主客对立意义上的计算性思维,而对存在的追问则是现象学意义上的存在之思。但是,二者也非水火难容,而是"亲密的区分"。     

海德格尔生存论历史哲学的缘源和特点

海德格尔的历史哲学主要分析了历史学的生存论 存在论基础 ,这种分析直接来源于狄尔泰的生命历史学思想。海德格尔对历史学生存论 存在论基础的分析有两个特点 :(1)追问存在问题 ;(2 )从生存论角度阐述自己的历史哲学思想。     

论海德格尔的反讽——世界、存在论差异与源始哲学

文本策略与思想主题的反讽模式,贯穿了海德格尔《存在与时间》的思想之路。作为一种思想-言说模式的反讽,构成了海德格尔思想文本创作的动力源泉,并促成了其存在之思的源始哲学之展开。在关于现代性社会的理解与对政治世界的判断上,存在之思的困境与失败在于:由反讽结构模式所主导的存在论源始哲学,最终回归到审美主义和主体哲学的范畴。海德格尔的思想困境,深深地植根于反讽性思维-言说模式对普遍主义、公共性社会诉求的排斥。     

葛兰西实践哲学的“内在性”概念及其存在论上的局限性

通过指证实践哲学的内在论性质,葛兰西有效地批驳了所谓“正统马克思主义”在存在论基础上的抽象物质的或者说唯心主义的方向,从而要求根本性地终止马克思主义哲学的阐释中向“前康德”哲学境界的倒退。葛兰西虽然试图用“历史主义的或现实主义的内在性”来标识实践哲学的“内在性”同黑格尔的“思辨的内在性”的区别,但因其对李嘉图的过度褒奖和对哲学“思辨”形式的保留态度,以及在存在论基础中的游移,这两种“内在性”之间的原则差别并未得到内在巩固的阐述。     

哲学的友爱:亚里士多德、海德格尔与伽达默尔

在通向存在问题的探究之旅中,无论亚里士多德,还是以亚里士多德哲学为重要灵感源泉的海德格尔与伽达默尔,都在不同层次上赋予了"友爱"以某种不可或缺的角色。这种"哲学的友爱",在亚里士多德那里主要体现为两个为智慧或存在所吸引的有德之人,通过分享思想与语言,一起走向最高智慧或完满纯粹的存在。不过,在爱智者与智慧之间是不可能发生这种友爱伦理的,因为完全自足、自在而永恒的神"不需要朋友"。对海德格尔来说,在其前期此在诠释学或基础存在论中,由于那种"能够为他人的能在做出表率"的朋友构成了每一有限性此在去本真存在的重要保障,所以,以"去存在"作为本质特征的诸人类个体之间的友爱仍然是值得向往的。而中晚期则更多地设想了一种此在与存在本身之间的友爱形态,并且这种友爱对于诸此在个体之间的恰当关系具有一种奠基性意义。至于伽达默尔,在并用亚里士多德与海德格尔并且努力与后者保持一定距离过程中,更为坚决而明确地捍卫了友爱在人类存在活动中不可或缺的的极端重要性。即正是在一种善意的、互动的、交谈性的友爱生活中,我们才有可能不断地促进和丰富那种具有决定性意义的自我理解,才有可能不断地确认、更新和扩展我们人类的自我存在以及对其他存在者的理解和把握。当然,三位思想家对于哲学友爱的思考也是与人的有限性、理性和语言等其他重要哲学问题密切相关的,从而也使得各自"哲学的友爱"之观念获得了不同的表现形态。     

一种马克思哲学的"存在论基础"解读:历史性的类

马克思存在论或本体论问题从21世纪开始至今一直延续着话题热度.在这个关系到我们如何在新时代理解马克思哲学的关键问题上,一种历史性的态度应该得到它理应的推崇.这种历史性态度要求我们回到黑格尔到费尔巴哈那里去探求这种存在论基础的根源,"历史性的类"恰是一种可行的解读方式.所说的"历史性"并不是黑格尔主观层面的历史性,而是马克思自己在博士论文中所说的包含着人的感性时间的历史性.所说的"类"也不只是费尔巴哈的"感性直观",而是包含着感性活动,在人类历史中达到可能的自由的"类".     

"中国哲学史"的歧义与中国哲学的未来

中国哲学史的未来建设要处理如下一些问题:哲学和哲学史的关系;一般和个别的关系;中国概念中包含的古今中西以及文化、地理和阶级性的关系;哲学与科学、宗教的关系;当代史和本来的历史的关系等问题。     

“哲学意味”与“补史之阙”

传统上西方人为小说辩护的理由是它“更富于哲学意味” ,中国人的辩护理由是它“有可观之辞”。从文化传播的角度看 ,小说的功能正在补正统文化之缺 ,后一种理由更符合实际。文人大规模地介入小说活动 ,使小说成为沟通各种文化的公共领域。 2 0世纪以后 ,西方出现了将哲学“非中心化”的主张 ;从鲁迅开始 ,中国现代小说摆脱“历史癖” ,强化了批判精神。当代小说仍应发挥传统 ,沟通文人的批判意识和民众智慧 ,采取积极策略     

“情”—“理”的历史哲学形态

"情"与"理"均为人性,是伦理道德的重要人性前提和精神因子。西方道德哲学以"理性+意志"为人性结构,形成了以理为主、情理二分的传统,并且理性主义一直居于主导地位;中国道德哲学立足于血缘文化,形成了以"情"为主、情理合一的情理主义伦理形态。两种传统都彰显着在人类精神文明史中的独特魅力。但是由于人性本身是知情意的有机统一,现代社会中理性的张扬甚至独霸导致的现代精神文明之痛:伦理认同和道德自由的分离;现实世界和意义世界的分离,再次确证了道德哲学应当立足于情理统一的人性基地。     

论"中国哲学史"的建构

写的“中国哲学史”会不断地被改写或重写,这已成为有目共睹的事实。“中国哲学史”这门学科历经近一个世纪的发展,呈现“马克思主义化”的继续展开、继续西方哲学的话语体系、回归原汁原味的“中国哲学”、整合式创新等主要建构模式。但在全球化语境下,只有面对中国现实,关注全球性问题和学术的世界性因素,探求新的哲学范式,才有可能实现“中国哲学史”建构的新突破。     

“本体论承诺”问题的内涵与意义——谈蒯因的《论何物存在》

蒯因在当代形而上学的复兴事业中扮演了举足轻重的角色,他采取从语义逻辑与整体论的角度来考察本体论问题的策略,从而使存在论问题从事实走向承诺,从经验证实走向语言使用。这种影响是巨大而深远的,它不仅体现在“促使他提出了整体主义知识观,并促使逻辑实证主义转变为逻辑实用主义”,更重要的是体现为对整个经验论基础的根本性摧毁。     

“哲学史即哲学”之四解

黑格尔的"哲学史本身即哲学"认为,每一种哲学学说必有与之相应的哲学史观,两者应该而且可以达成互证.这一观念在当代的方法论意义在于可以经由分析一种哲学史观的合逻辑性,来判定与之相关的哲学学说在哲学史上的地位.本文在以黑格尔哲学、马克思哲学、列宁哲学说明上述观念及其方法论意义之后,重点讨论了海德格尔的哲学史观与其哲学学说的关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