碳减排的路径选择——基于政府与市场关系冲突与整合的视角

随着《京都议定书》的正式生效,碳交易市场作为新兴碳减排方式受到人们的普遍关注。学界对其看法褒贬不一,争论的焦点在于碳减排中是采取政府型环境政策还是市场型环境政策。在碳减排实践中,政府与市场在治理中不可避免地会发生冲突,理性的路径选择是在合理划分二者作用界域的基础上实现二者的整合。政府与市场都作为碳减排中的行动者,采用碳税和碳市场共存的方式,以实践为导向,从而发挥政府在碳交易市场中顶层设计的作用,同时也要发挥市场的作用,引导由强制减排到自愿减排的转变,实现碳减排治理的可持续治理。     

企业碳减排、绿色金融与地区经济的关系研究——基于面板向量自回归模型的实证分析

为厘清企业碳减排、绿色金融与地区经济三者间的相互影响与作用机制，本文基于中国31个地级市2008年至2020年的面板数据，运用面板向量自回归模型、脉冲响应函数、方差分解和格兰杰因果检验等方法进行实证分析。研究结果表明：企业碳减排显著推动地区经济增长，而对绿色金融的影响不显著；绿色金融和地区经济对企业碳减排具有显著的正向影响作用；地区经济与绿色金融之间相互促进，但这种促进作用会随着时间的推移逐渐减弱。为了推动企业积极碳减排、有效促进“双碳”目标的实现，提出了相关政策建议。     

中国畜牧业碳减排政策演进 ———基于４５２份政策文本的分析

基于政策文本的量化研究方法,运用文本分析工具Rost Content Mining 6.0对中国改革开放以来的452份畜牧业碳减排政策文本进行量化研究,探析中国畜牧业碳减排政策的演进过程和内在逻辑。研究发现,中国畜牧业碳减排政策总体上经历了孕育期、萌芽期、徘徊期和发展期四个阶段,逐渐形成了集生态理念、操作要点、控制手段于一体的畜牧业碳减排政策体系;纵观其演进过程,碳减排政策呈现出地区发展不均衡的空间特征,政策定位多集中于回应现实的减碳需求,政策工具的应用实现了从单一到多元,政策内容逐渐从模糊向具体演变。今后应精准识别畜牧业碳减排政策的地区适应性,构建健康的畜牧业碳减排制度环境,完善畜牧业碳减排的社会化服务体系,提升畜牧业碳减排政策实效。     

“一带一路”战略下中国经济增长与碳减排协同研究

“一带一路”战略的推进有助于促进经济增长，但也会增加二氧化碳排放。为了避免中国重蹈加入ＷＴＯ以后碳排放量急剧增长的覆辙，防止西方发达国家通过打“低碳牌”来遏制“一带一路”战略的推进，中国必须平衡经济增长和碳减排的关系。从协同的视角对中国经济增长与碳减排之间的关系进行研究，构建了经济增长与碳减排复合系统协同度模型，计算了中国的协同度并探索了影响该复合系统协同度的关键因素。研究表明：２０００—２０１３年，中国经济增长与碳减排的协同度先降后升，协同度较弱但整体趋势向好；能源强度以及非化石能源消费比重是影响中国经济增长与碳减排协同发展的最重要的两个因素。在此基础上，提出了打造低碳化的“一带一路”的建议与对策。     

基于投入产出分析的我国碳减排责任分配优化研究

随着全球碳减排呼声的不断高涨,碳减排责任的合理界定已成为各国关注的焦点。本文基于对"生产者负担"、"消费者负担"、"生产者和消费者共担"三种原则下的碳减排责任分配方案的比较研究,运用投入产出分析方法,构建出公平合理的碳减排责任分配模型。该模型充分考虑到了碳减排责任在生产者和消费者之间的合理分配问题及国际贸易对碳减排责任测度的影响。最后利用优化模型对我国的碳减排责任分配进行了实证分析,并就实证结果给出了相关的减排建议。     

江西省数字经济发展促进碳减排的机理与对策研究

数字经济是实现“双碳”目标的必然要求和重要支撑。考察数字经济对碳减排的影响,对推动江西省经济发展和实现“双碳”目标具有重要意义。采用2011—2021年江西省11个地级市的平衡面板数据,构建直接效应模型、间接效应模型和PSM-DID模型,实证检验了数字经济发展促进碳减排的内在机理,深入分析了南昌市、赣州市、景德镇市、吉安市和抚州市5个低碳试点城市的碳减排效应,并进一步探究了不同商业魅力城市数字经济发展水平对碳减排的异质性影响。研究发现：数字经济发展对碳减排有显著的促进作用;数字经济发展能够通过促进城市产业结构升级来实现碳减排;数字经济发展对经济欠发达地区的碳减排作用更显著;低碳城市试点政策总体上显著促进了碳减排。     

减排政策实施效果的非完全信息动态博弈

碳排放具有外部性、公共产品等特性,仅依靠市场调节会产生“市场失灵”现象,因此政府部门需发挥积极作用,制定科学合理的减排政策。针对碳减排政策实施效果问题,构建一个基于中央政府与地方政府关系的三阶段非完全信息动态博弈模型,分析碳减排政策实施效果的影响因素,并选取中国30个省2000-2012年的面板数据对博弈结果进行验证。研究结果认为:对地方政府减排行为奖励越多,则碳减排政策实施效果越好;地方政府抵制中央减排政策所获得的额外收益越大,则碳减排政策实施效果越差;中央政府提高对地方政府违规行为惩罚的概率和力度可以激励地方政府积极减排,同时也增加了中央政府的收益;碳排放强度越高的地区,地方政府减排动力越小,中央政府减排政策实施效果越差。     

碳减排政策对企业低碳技术研发的激励作用研究

本文通过构建碳减排政策下企业均衡的理论模型,对企业在实施碳减排政策前,以及实施碳减排政策后不同时期的均衡条件进行比较静态分析,研究不同政策条件下企业低碳技术研发的差异。结果表明,碳减排政策对企业从事低碳技术研发具有激励作用。作为两种主要的碳减排政策,碳排放交易体系与碳税对企业低碳技术研发的激励效果存在差异,前者的激励作用更大。     

乡村数字化可以促进农业碳减排吗？

数字化是农业现代化的制高点,农业碳减排则是“三农”问题的难点,研究数字化与农业碳减排二者关系,有助于为农业生产领域“双碳”目标实现探寻新的路径。在构建乡村数字化水平和农业碳减排指标的基础上,对2003－2018年30个省（市、区）乡村数字化水平和农业碳减排二者的动态关系进行了分析,并进一步分析了不同区域乡村数字化水平对农业碳减排的影响差异。研究发现：（1）乡村数字化对农业碳减排的动态影响呈现出产业差异,面临乡村数字化的冲击,种植业净碳汇在整个考察期呈现出稳定的正面响应,畜牧业碳排放则总体呈现出负面响应,从后期趋势来看乡村数字化对种植业的冲击力度要大于畜牧业;（2）乡村数字化水平提升可以显著促进全国层面农业碳减排,但乡村数字化水平对畜牧业的影响则受到人力资本水平的制约,对种植业的影响则不会受到制约;（3）乡村数字化水平对农业碳减排的影响存在地区差异和产业差异,有利于显著增加东部地区种植业净碳汇,显著降低东部和中部畜牧业碳排放量,但对中西部种植业和西部畜牧业不显著;（4）财政支农力度的增加有助于农业碳减排,财政支农力度除对西部地区畜牧业碳减排不显著外,对其他地区农业碳减排都比较显著。     

“双碳”目标背景下农业碳减排的实现路径——基于数字普惠金融之验证

依托数字普惠金融实现农业"双碳"目标是可行的数字化路径。利用2011-2019年中国30个省份的面板数据,验证数字普惠金融能否担起农业碳减排"重任"。结果表明:数字普惠金融发展降低了农业碳排放强度,具有农业碳减排效应;运用解释变量替代法、面板分位数回归和工具变量法进行估计后,结果依然稳健。数字普惠金融的农业碳减排效应可通过农民创业效应和农业技术进步效应实现,而城镇化发展水平对数字普惠金融的农业碳减排效应具有正向调节作用。数字普惠金融覆盖广度、使用深度和数字化程度均具有农业碳减排效应,但效应大小存在差异;相较于"胡焕庸线"以西地区,该线以东地区数字普惠金融具有农业碳减排效应,侧面反映数字普惠金融的农业碳减排效应还未突破"胡焕庸线";与粮食主产区相比,数字普惠金融在非粮食主产区的农业碳减排效应更显著。     

近二十年低碳经济研究进展及未来趋势

气候变暖的核心在于碳排放,人类传统的经济发展方式是高碳经济。而低碳经济则是以二氧化碳等温室气体减排为基本特征的经济形态,主要表现为经济低碳化和低碳经济化。碳排放和碳减排是国际外部性和代际外部性并存的环境问题,由此出现'吉登斯悖论'。发展低碳经济的核心是碳减排,促进碳减排的政策手段主要是基于庇古税理论的财税手段和基于科斯定理的碳交易手段。而碳税的'双重红利'假说有待进一步检验,全球和中国的碳交易机制设计也有待进一步改进。初始碳排放权的分配、碳减排的政策手段选择、碳减排的成本收益比较、区域碳减排的政策设计、碳减排与能源定价机制的关联等均可能是低碳经济研究的重点领域。     

碳减排是否存在空间溢出效应?——基于省际面板数据的空间计量检验

为了深入探究我国省际碳减排活动对周边省份碳排放的影响作用,本文以溢出效应为切入点,首先考察了我国省际碳排放的空间相关性,检验了碳减排空间溢出效应的存在性,然后提出碳减排空间溢出效应的若干理论假设,最后从空间维度出发,分别针对我国整体及东中西三大区域,研究了2006—2012年省际碳减排活动的空间溢出效应。研究结果表明,我国省际碳排放总体呈现空间正相关关系,但其空间异质性趋势明显;碳减排存在空间溢出效应,且碳减排的空间溢出效应具有明显的空间差异性。本文据此提出了相关的对策建议。     

海峡西岸经济区碳减排潜力预测与对策研究——以福建省为例

构建了碳排放强度因素分解模型,分析了1978-2009年福建省碳排放强度的阶段性变化特征,设计了6个碳减排情景,预测了"十二五"和"十三五"福建省碳减排潜力及其可行性,据此提出了增强海峡西岸经济区碳减排能力的对策建议。     

国际碳减排合作公平性问题研究

公平性是国际碳减排合作的核心原则之一,也是发展中国家积极参与碳减排合作的关键。然而,发达国家与发展中国家以及不同学者之间对各种碳减排合作公平性问题的立场,存在较大的分歧。当前,减排的公平性主要体现在历史排放、人均排放、减排能力、贸易的碳排放转移以及谈判程序五个维度上,一个能够被各国尤其是发展中国家广泛接受的国际碳减排合作框架必须充分考虑这五个公平性问题。当前国际碳减排合作进展艰难,发展中国家提出的诸多公平性诉求还未得到充分重视和体现,南北方国家的公平立场迫切需要进一步的协调。     

上市公司碳减排行动指数研究

便捷追踪上市公司碳减排行动的努力程度和成效,揭示碳减排在企业经营决策中的地位,利用文本挖掘方法对2001—2020年44 502份公司年报分析,从结构优化、节能增效、固碳工程和管理保障四个维度对企业碳减排行动开展定量评估,并构建上市公司碳减排行动指数。发现过去20年中国上市公司碳减排行动力度持续上升,且与国家减排政策紧密相关。节能增效行动最早开展,管理保障行动在2020年有爆发式增长。发电行业和终端高耗能行业企业碳减排行动积极,国有企业在减排行动中发挥着引领作用。从行业内部看,发展规模大、经营状况良好的企业把碳减排放在更加优先的位置。减排行动指数揭示了企业对国家政策和时代潮流的响应速度、力度和方式,可为有关部门进一步完善企业减排激励和约束机制提供参考。     

技术创新对碳减排的溢出效应——基于空间杜宾模型的实证研究

在全球气候持续变暖、生态环境问题日益严峻的当下,碳减排成为与全人类息息相关的问题。基于中国2006—2019年省级面板数据建立空间杜宾模型(SDM)研究技术创新对碳减排的空间效应,研究结果表明：一个城市技术创新能力的提升不仅对本地区碳减排有显著正向影响,对相邻地区的碳减排也有影响,存在空间溢出效应;同时,这种溢出效应在东部、中部、西部有明显的异质性,东部最强,中部次之,西部地区较弱。因此聚焦技术创新,完善政府市场的协调机制,因地制宜地发挥技术创新的空间溢出效应,探索碳减排新思路,以推动我国的低碳经济增长。     

中国航运业碳减排政策研究：基于政策网络视角

航运业在节能减排方面有巨大潜力,推动航运业低碳发展是推动中国交通行业高质量发展的必由之路。基于政策网络视角,中国航运碳减排的政策主体可分为政策社群、专业网络、府际网络、生产者网络、议题网络五大类。就发展历程而言,中国航运业碳减排大体上经历了四个发展阶段,不同发展阶段均制定了航运碳减排相关政策,发挥着不同功能并体现出不同的相互间合作关系。研究表明,当前中国航运碳减排相关的专项政策仍较为有限,各政策主体间的协作仍有待加强,应进一步明确碳减排路径,共同推动航运业实现“双碳”目标。     

碳减排问题研究综述与展望

回顾了全球碳减排方案和中国碳减排相关研究的代表性文献,并进行了简要的评述。结论：（1）基于考虑历史责任的人均累积排放相等原则确立的全球碳减排方案,具有公平性和合理性;（2）影响中国碳排放的因素很多,减排对策的制定需要综合考虑各种影响因素。     

基于演化博弈分析的水泥企业碳减排决策选择研究

面对日益严格的碳排放管制,企业应该加大减排投资还是直接到碳交易市场购买配额,以实现碳成本最低,碳减排收益最大化？这是每一个高能耗高排放企业都必须面对的决策问题。文章拟建立AB两家水泥企业的碳减排策略的博弈模型,通过对此模型进行演化博弈分析,以发现影响企业低碳减排决策的关键因素。研究结果表明,水泥企业是否选择在生产过程中加大减排投入取决于其单位碳减排成本与消费者对低碳产品的偏好程度和碳价之和的大小比较。因此,要实现低成本减排的目标,水泥企业应积极开展低碳生产技术和减排技术的研发,追踪整个产品生命周期的碳元素流,针对碳排放量较高的重点生产工艺进行碳减排改造。政府则需要加快推进碳交易市场建设,为企业参与碳交易提供稳定的市场环境。同时加大对低碳产品的宣传,强化消费者对低碳产品和水泥企业碳减排行动的认可。     

碳强度对中国主要产业部门产值变动敏感性的动态估计

测算产业产值变动对碳强度的作用,可以为碳减排目标下产业结构调整方案的制定提供指导。基于投入产出理论建立系统动力学模型,以此为基础,分析中国主要产业部门产值变动对碳强度的动态作用过程,并从投资结构和消费结构两个方面探讨实现中国主要产业部门碳减排目标的有效途径。研究结果表明:从即期效应来看,制造业,电力、热力及水的生产和供应业,采矿业,其产值增加会使碳强度提高;从动态变化过程来看,农林牧渔业,采矿业,制造业,建筑业,交通运输、仓储和邮电业,批发零售贸易、住宿和餐饮业,房地产、租赁和商务服务业,其产值增加1%后碳强度呈现逐年降低的趋势;从碳强度的变化趋势来看,各产业部门产值增加对碳强度的作用力逐渐趋于稳定;产业产值变动碳减排效力的提高要依靠投资政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