以“和”为美——评嵇康《琴赋》的美学思想

以“和”为美是嵇康《琴赋》美学思想的核心。“和”在哲学的层面是指宇宙自然的和谐统一 ,它体现了宇宙生成的法则和规律。而这种法则的最好承载者是音乐 ,音乐代表了这种和谐、统一 ,所以“和”美是音乐追求的最高理想。在《琴赋》中 ,“和”美的要求贯穿于音乐创作的整个过程 ,包括乐器的特点 ,乐声的描绘及音乐创作的心理准备等各方面 ,而主要的表现是要创造一个清远、冲和、恬静、脱俗的音乐意境。     

嵇康玄学思想与魏晋名教政治

魏晋清谈前期,非止理论空谈;故论者玄学思想,亦紧密联系政治。汉魏政治,一转而有刑名;魏晋政治,一转而有名教;魏世思想,无脱名教世政之中心。出身寒门而党于曹氏的嵇康,在魏晋嬗替之际表出“越名教而任自然”的清谈论旨,不仅在于突出了玄学的转换,更在于行蕴其中的政治抗争。个中所谓“狂而刺切”,所谓“有疾而然”,皆嵇康置身司马氏篡政之政治反对派的思想催陷。要之,嵇康个性最明,倾向最明,而一归于清谈玄旨与政治之关系亦最明。     

嵇康《琴赋序》的理论内涵与价值

嵇康的《琴赋序》有着丰厚的理论内涵与价值。一是对以往音乐题材作品“危苦”、“悲哀”风格的概括。二是导养神气、宣和情志的功能观。三是丽藻与情理兼善的主张。     

嵇康“越名教”之我见

嵇康提出“越名教”而任自然,其本意是想通过对世俗的“释”、“忘”来实现一种身心的解脱,进而抵达人生的化境,然而在实践中却唯“情”所向,将之变成了与世俗和政权的对抗。“越名教而任自然”因此也就沦为前后矛盾的“假言”。     

越名教而任自然——嵇康伦理思想探析

“越名教而任自然”是贯穿嵇康伦理思想的总纲。在这个总纲下 ,他就道德起源、道德原则、道德修养和理想人格等诸多伦理学问题 ,发表了新颖而深刻的见解 ,对伪善的“名教”进行了有力的批判和无情的揭露 ,并以生命为代价 ,践行了自己高洁的人生理想。嵇康的伦理思想的形成有其客观的历史背景和独特的个体内在因素。嵇康伦理思想对当代中国伦理道德建设有一定的借鉴价值和启迪意义     

沉重的玄思——从历史与学理的角度看阮籍、嵇康的内心焦虑

魏晋之际的虚伪名教造成了社会的混乱,禁锢了人们的思想.阮籍、嵇康逆流而动,以“越名教而任自然”相号召,追求一种纯真自然的人生理想.本文通过对二人玄学理论本身及其历史背景的阐释,明确嵇、阮与元康放达派人士和隐士之不同,指出二人是彻底的反名教而任自然.同时重点探讨了他们的内在精神困境,认为人格的分裂和缺乏一种新的意义归趣是导致他们言行矛盾的真正根源.     

魏晋士风变迁线索——以《世说新语》等文本为例

较之前代，魏晋士风发生了明显的变化，呈现出一种截然不同的人生风貌：从何晏、王弼等正始名士引入“自然”的概念对名教思想作新的解说，到阮籍、嵇康等竹林名士“越名教而任自然”的放诞无忌，再到郭象等“名教合于自然”的合理解释，士子们终于找到了协调、安顿历史变迁中自我人生的方法。魏晋士风变迁的实质是在信仰迷失、进退失据的困境中士子们力图重新建构人生指导理论的实践。     

“越名教而任自然”辨

魏晋时期“,越名教而任自然”口号以反对儒家学说的面目出现,千百年来一直被误读。本文结合嵇康、阮籍这两位倡导者的其它作品分析,重新探讨名教与自然、名教与儒家学说之间的关系,发现该口号实际上是对当时假儒教的反驳,并且以另一种形式返归到了先秦时代的儒家传统。     

嵇康"越名任心"的儒家情

"竹林名士"嵇康生活在名教沦丧、礼崩乐坏的时代,他在反抗名教追求自由人格的道路上,以"越名教而任自然"为战斗口号,把老庄哲学作为批判虚伪名教社会的武器,但以传统儒家道德为灵魂维持的和谐社会仍然是嵇康精神的最终寄托.     

王弼伦理观的主要内容和理论实质

文章认为,我国魏晋哲学家王弼伦理观的主要内容是本名教而末自然。在自然与名教的关系上,不少论者只强调王弼名教出于自然的思想,忽略了他对名教与自然对立性的论述。王弼虽然提倡“以无为本”,用大量笔墨去“崇本息末”,但他的目的并不是用自然取代名教,而是通过提倡自然而救治名教危机,为统治者寻求新的思想武器,这正是王弼伦理观的理论实质所在。     

论嵇康的玄学思想

作为"竹林七贤"的主要人物和魏晋玄学的重要代表之一,嵇康的玄学思想是丰富的、多面的,其本质是"外道而内儒",但是又外不甘于道、内不甘于儒;其玄学思想包括元气自然论、智慧论,"越名教而任自然"的政治思想,长生不老的养生思想,以及"声无哀乐"的音乐美学等。     

论魏晋士人的自然主义生命意识

“自然”是道家哲学的重要概念。自先秦时期,老、庄即主张回归本真、顺应自然,以自然态度面对人生。至魏晋之际,玄学大畅,士人个体生命意识觉醒,其思想以先秦道家为主流,体现鲜明的自然主义色彩,由此发展出王弼的“喜、惧、哀、乐,民之自然”、嵇康的“越名教而任自然”,以及郭象的“物皆自然,无物使然”等观点。魏晋士人通过对“自然”的体悟,追求生命本真的存在状态,向往诗意自由的人生,彰显自然主义的生命意识,对魏晋士人群体本身、魏晋社会、美学发展乃至后世哲学都产生了深远影响。     

布傣天琴原生文化的跨国界传承认同

共同的自然生境和社会生境所缔造的独特灿烂的布傣族群天琴文化并不因政治疆界阻隔而中断传承。同宗共祖的布傣乡土社会、“天”与天琴认同及宗教仪礼认同等构成了布傣族群天琴原生文化跨国界传承认同的文化场域。天琴、经书、法师服饰及其象征形式等作为天琴原生文化跨国界传承的主要内容以及跨越国界的师承关系,使得天琴原生文化跨国界传承认同生生不息。布傣族群原生天琴文化跨国界传承是跨界民族“和平跨居”文化生态模式的典范,塑造了跨界民族和平共生与开放包容的民族精神。     

阮籍与嵇康思想及人格之比较

<正> 阮籍和嵇康同为竹林七贤中的精神领袖人物,他们信奉老庄,崇尚自然而贬斥名教,思想倾向极为接近,其人格结构都有分裂、双重的特质。我们所要着重指出的是,嵇、阮的思想与人格,在同中有异,他们从不同的侧面共同体现着玄学自然论的特质、时代的精神风貌以及封建专制制度的不合理性。一、理论形态及趋向之异同刘勰《文心雕龙·才略篇》说:“嵇康师心以遣论,阮籍使气以命诗。”这从一个侧面道出了嵇、阮二人在理论形态上的差异。前者是说嵇康善于独立思考,不依傍世俗之见,能依据于自己的理性立言著论。从现有的思想资料看,他确是思想深刻,新见迭出,且说理透彻,逻辑绵密,擅长文论;后者表明阮籍感情纵放,思维敏捷,善于把握时代的脉搏,把自己对于现实的感受诉诸笔端,其诗自然成凝情之作。阮籍浓重的诗人气质自然影响到他的思     

钱钟书“如出两手”说辨析——嵇康《家诫》与《绝交》二书的文风差异与思想矛盾问题

钱钟书在《谈艺录》中提出嵇康《家诚》与《绝交》二书“如出两手”之说。诚然,《家诫》与《绝交》二书在创作机缘、文体风貌与思想义涵等方面宛然有别,但其道德立场、人伦理念与玄学态度则并无二致,“如出两手”与“同出一手”并不矛盾。《绝交》二书中的清高简傲是嵇康本真性情的自然流露,《家诫》中的世故圆融则是其人伦理想的高调追求。清高简傲与世故圆融体现了嵇康性格的多面性,性情流露与人伦追求则展现了嵇康思想的复杂性。这些多面性和复杂性辩证统一地展示了嵇康的丰富心灵。     

嵇康之“公”“私”观初探

在嵇康哲学中,所谓“公”“私”,是理想中的“君子”与“小人”的人格主体。“君子”,无措是非,而“动以自然”,心与道合,是嵇康所追求的理想人格。嵇康主张人格本体自然论,并试图通过追求理想人格实现精神的解脱与超越。     

思与诗的舞蹈 ——嵇康的境界论与海德格尔的栖居选择

嵇康生逢魏晋乱世，在“越名教而任自然”、“行不违乎道”的形上追求中，渴望达到“任逍遥”的精神境界；海德格尔的存在哲学却提出主体应在“畏死”的设定下拯救自身于俗世的“沉沦”之域，人只有“诗意地栖居”于“共在”的现实世界，才可在“返乡”之终途走向“主体澄明”之境。二人的形上追求与栖居选择异同共具。嵇康直面死亡的从容与海德格尔畏死而生的超越使“向死而生”被证明为哲学的永恒。     

嵇康的生态哲学思想

嵇康认为,无论养生抑或处世,都应该遵循人的自然属性,做到中庸调和,并以此为基础"越名教而任自然",以至万物齐一的无我之境。嵇康希冀构建以儒道互补为依托的至人境界,实现对有限个体生命的无限超越,进而实现人与自然、人与社会的和谐发展。显然,嵇康的哲学思想一方面继承、调和并发展了道家和儒家"万物齐一"与"天人合一"的生态哲学观,在实现人与自然、社会的和解上提出了自己独特的看法,同时也与当今的后现代主义生态观存在极大的精神契合。     

宋代"江西琴派"考论

众所周知,宋代文学领域内有一个"江西诗派",但很少有人知道,在宋代艺术领域内还有一个"江西琴派".江西琴派早在宋代政和以前就已形成的,与当时的京师琴派、浙江琴派鼎足而立为三大琴艺流派,而且浙江琴派是在学习江西琴派基础上发展起来的流派.江西琴派有自己的琴谱,人称"江西谱",当时的文人学士皆喜而争慕弹拂,成为盛极一时并主导潮流的流派.江西琴派的领袖人物是江西庐陵人欧阳修,他一生以琴为伴,有丰富的琴乐思想,常常以琴会友,并以文化盟主的号召力,在其周围自然形成以他为主的,有刘敞、苏轼、杨置、孙道滋、沈遵等一班文人参加的琴艺流派.欧阳修逝世后,江西琴派的主要继承者是江西庐山道人崔闲,他遍邀当时著名文人如苏轼、叶梦得等为三十多首琴曲填写歌辞.由此而形成了既有琴曲又有琴歌的著名的"江西谱".     

阮籍、嵇康玄学思想的演变

玄学思想的发展是在既同世界对立又同世界统一的矛盾中进行的。就本质而言,玄学是一种阐发内圣外王之道的政治哲学,它力求与世界协调一致,为当时不合理的政治局面找到一种合理的调整方案。基于此,阮籍、嵇康前期的思想倾向于自然与名教的结合。魏晋禅代之际,险恶的政治环境使理想与现实的矛盾发展到不可调和的地步,调整的可能性完全丧失。玄学就从世界分离出来退回到自身,用应该实现的理想来对抗现有的存在。玄学发展到这个阶段,给自己涂上了一层脱离现实的玄远色彩。阮籍、嵇康把外在世界的分裂还原为内心的分裂,极力探索一种安身立命之道恢复内心的宁静,使世界重新获得合理的性质,在更高的层次上适合人们的精神需要。他们的玄学思想逻辑地演变为自然与名教的对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