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曹端礼乐教化思想的核心特质

在儒家思想中,教化是一个非常重要的概念,它的主要任务是为当政者的政权在理论上提供合理、合法的依据。在封建大一统帝制国家完全建立的明代初期,这一目标的实现是思想家通过理学教化的方式来完成的。我们通过对明初大儒曹端思想的阐述来揭示这一时期儒家教化思想的核心特质。     

两汉时期的礼乐教化观

"礼乐教化"是儒家所提倡的主要国策,也是汉代施行的主要社会政策.在汉儒的礼乐教化理论中,"礼乐"之所以能够发挥教化之功,主要由于"礼乐"本身就是一个包涵"仁"和"(人)情"的价值载体;至于施行教化的必要性,汉儒则从天道、历史和人性等角度进行了充分论证,建立了一套系统的理论.深入研究汉代社会在"礼乐教化"方面的理论贡献,有助于我们更好地认识汉代乃至整个儒家传统的基本特色.     

武城弦歌——子游礼乐教化思想阐微

子游在秉承孔子礼乐教化之道的同时有所发展和创新,＂武城弦歌＂便是其礼乐教化思想的积极实践。子游为武城宰时以礼乐治邑、以大治小,提倡＂领恶而全善＂,并能以才取人、选贤任能;教化育民时,又倡导礼乐教化施诸全民的教育观,主张＂先本后末＂。     

论荀子的礼乐教化美育观

荀子继承了孔子以"礼"约"仁"、"文之以礼乐,亦可以为成人"的美育思想,以"性恶"论为理论基础,以"化性起伪"为理论核心,以达到"美善相乐"境界为最终目的,全面系统地论述了礼乐教化对人的性情的规范、塑造和陶冶、净化作用,是先秦儒家美育思想的系统阐发和体系建构者。     

哲学的教化与教化的哲学--论儒学精神的根本特质

“教化”是儒学的一个核心观念。但儒家教化的形上学基础是理性人文义的“哲理”,而不是单纯信仰义的“教理”。儒学并未独创一套为其自身所专有的仪轨系统,它所据以施其教于社会生活的仪轨系统,就是作为古代中国社会普泛生活样式的“礼乐”。这种不断经由儒学形上学诠释、点化、提升的礼仪和礼乐系统,具有一种因革连续的历史变动性和对其他宗教生活样式的开放和包容性。它与一般宗教仪式、仪轨系统所特有的固定性和排他的性质,有根本性的区别。儒学的教化,可以称作是“哲学义的教化”。儒学作为“哲学”,其思想的视域是实现论的而非认知性的。     

礼乐文化与儒学艺术精神

对古代礼乐教化的历史考察,可以得出如下结论:传说中的五帝之乐是可信的,而夏商周三代实施礼乐教化则是信史。西周时代的礼乐教化是政治、道德、艺术、审美的综合形态,既是社会制度,又是道德规范,还是教育的重要科目。礼乐教化至春秋战国时代“礼崩乐坏”,但崩坏的是政治制度层面,礼乐则成为纯文化而流传千古。礼乐文化与儒学存在着天然联系,礼乐文化的原创性教育实践和综合艺术教育,因儒学的阐释而得到弘扬。儒学艺术精神表现为四个方面:一是“人文化成”的人文精神;二是“激情导欲”的理性精神;三是阳刚之美的人格精神;四是“美善相乐”的自由精神。     

汉晋对孔子礼乐思想的阐发与拓展——以《论语》及汉晋《论语注》为考察中心

孔子的礼乐思想,其核心内容是以道德伦理为基础,主要特色为强调礼乐教化与凸显社会秩序之上的人伦和谐。而汉魏经学家和魏晋玄学家大多通过征引、阐发、注解《论语》文本,分别从各自的儒道经传诠释立场出发,结合汉晋之际的社会政治现实,对孔子礼乐观中内在的意蕴进行了多方位拓展,前者重点肯定和阐发了孔子礼乐观中社会政治层面的礼乐教化思想;后者以道释儒,认为人的自然本性,及因顺人自然本性上的伦理情感,才是礼乐的本源与根据。     

现代道德教化的民间之维

现代道德教化面临的主要问题在于,由于民间伦理资源的匮乏,民间社会在接受国家伦理教化方面出现了机能障碍,导致基于引导的国家道德教化丧失了植根的基础。在此背景下,如何处理国家伦理与民间伦理的复杂关系就构成了现代道德教化实施的先决条件,道德教化的一切有效策略都要基于对这一关系的充分把握。     

元代礼乐思想探析

礼乐是中华传统文明的象征。蒙元征服中原后,既接受礼乐文化,又以其固有的礼俗与之颉颃。元代的汉族知识分子则坚持“循经通变”、“用夏变夷”的原则,以礼乐文化同化异族,进一步提升了中华民族的整体文化意识。     

礼乐哲学论纲

在中国传统礼乐文化背景下的礼乐哲学体系,成型于春秋战国时期哲学思想家们在三代礼乐基础上的理论诠释与重构。概言之,一切以礼乐为研究立场或研究对象的哲学思想,我们都可称之为礼乐哲学。它是中国哲学的精髓所在,生存智慧、人文理性为其基本性质。礼乐哲学的体系建构包括了礼乐自然哲学、政治哲学、宗教哲学、道德哲学、伦理美学等诸多方面,而“中和”是其核心概念,贯穿于整个礼乐哲学体系之中。礼乐哲学的发展与演化既是历史的,也是哲学的。在研究范式上,“点、线、面”的相互交叉与融合是其基本特点。“三礼”及《诗经》《论语》等则是展开礼乐哲学研究的核心和基础性文献。     

董仲舒教化思想的人性论基础

董仲舒的人性论,借用“天人合一”的传统思想,以阴阳释性情,确立了性情的本体地位;以善恶论人性。阐明了人性与善恶的辩证关系;以“中民之性”为立论基础,论证了王道教化的必要与可能。量仲舒使儒家的教化思想从理论走向实践．在儒学发展史和整个封建教育史上产生了深远的影响。     

浅论明中期教化剧

明中期的教化剧创作非常繁荣,也很有特色.这些作品多采用传奇体制,其复合型作品综合表达了多重伦理观念,虽然有说教、拖沓的缺点,却以通俗之风得到大众认可;单一型作品在表达单一伦理观念的同时,表现出强烈的关注现实的意识,写实的创作观念得到了较好的实践.     

重建礼乐社会秩序——儒家礼乐思想演进的历史考察

周初礼乐文明制度是儒家礼乐思想的源头。孔子继承和创新了西周制度文明的精神,并注入了"仁"的内核,构建了人文主义礼乐观,后经朱子的"变礼宜世",把内核提到"理"的高度,构建了终极意义礼乐观,传承了中华传统文化的基本文化价值观,体现出儒家思想与时俱进,适应不同时代要求的学说风格。礼乐社会是中华民族的主流理想,儒学的现代化转型,不是彻底改变其礼乐思想的基本框架,而是赋予内核新含义。     

论儒家礼乐文化的和谐思想

儒学与礼乐文化存在着天然联系,"礼之用,和为贵"是儒家文化的价值定位,"致中和"是儒家和谐思想追求的理想境界.儒家在处理人际关系及天地万物的关系方面,力图保持事物原有的无限多样性,亦即"和"的理想."和"是对多样性的一种追求,是处理多样性之关系的一种方式.儒家礼乐文化明显地渗透着以"和"为上、以"和"为贵的理想.     

儒家教化观本义及其与当代公共管理的共鸣

儒家的治世之道是综合了礼、乐、刑、政的全方位“教化”观念。本文通过爬梳典籍,首先阐明“教化”之原本意义,以及它不同于“奴化”和“说教”的旨趣所在;其次分析“教化”之两端——“政”与“教”之间的关系,以具体理解儒家教化的施行方式;最后援引“公共管理”这一主张政治国家与公民社会充分合作的治理方案来彰明教化之思路,并借助“文化政策”的视角来理解教化对礼乐的运用。     

论蔡襄的教化思想与实践

北宋的蔡襄接受了儒家的教化思想,提倡儒学,跻俗于礼是他教化思想的两个主要内容.在他担任地方官期间,把教化思想与物质基础结合起来,采取兴修水利,建设公共设施,举荐贤才,发展儒学教育与移风易俗的措施,教化当地的百姓.     

明太祖教化思想的民间实践

教化是古代中国统治者的治民之法,是对臣民思想控制的重要手段.明太祖基于全方位巩固政权的需要,以“教化以学校为本”和“民自为师”的教化思想为主导,建立起自上而下的教化网络,将儒家的礼法观念和主导意识形态源源不断地灌输至基层社会.对明太祖民间教化实践的考察,有助于更全面、深入地理解明初的基层控制问题.     

关汉卿杂剧教化思想臆说

关汉卿的杂剧有着浓厚的教化意识,根源于元蒙政权对儒家文化的践踏所造成的价值观的失落、关汉卿疗世救时的自觉以及戏曲教化的传统。它既给关汉卿的创作带来了一定的成功,也给其作品带来了不少缺憾。     

“熙宁之争”与儒家教化主旨变迁刍议

11世纪的那场政治论争——“熙宁之争”引起传统德才价值观念在宋代发生改变,宋代社会也由此进入王安石时代。南宋后,理学逐渐取代了王学成为官方哲学,理学家对“熙宁之争”进行了系统批判。而从理学对“熙宁之争”的批判话语系谱中,确能曲折地反映出传统新儒家教化主旨的深刻变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