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曹禺悲剧艺术风格的衍变

从《雷雨》的一鸣惊人,到《日出》、《原野》、《北京人》的经久不衰,曹禺的四大悲剧见证了他高超的悲剧艺术。曹禺在对生命个体性深刻理解的基础上,通过对西方悲剧艺术的借鉴,形成了独特的悲剧观和悲剧表达方式。曹禺悲剧艺术风格的衍变,不仅仅是社会场景的变化,更反映了曹禺对精神世界的不断探索。同时,曹禺的悲剧格调也经历了由高调悲剧向低调悲剧的转变。     

不同文化背景下的艺术硕果——元代“四大悲剧”与莎士比亚“四大悲剧”之比较

中国元代之后的学者们将元代戏剧家关汉卿的《窦娥冤》、纪君祥的《赵氏孤儿》、马致远的《汉宫秋》和白朴的《梧桐雨》并称为“四大悲剧”,这是名符其实的赞誉。我还认为将这“四大悲剧”跟文艺复兴时期英国戏剧家莎士比亚写的“四大悲剧”进行平行研究,更有其重要的价值。中国元代戏剧家跟莎士比亚尽管生活在不同历史时期、又相距遥遥万里,但由于人类在天性、情感和心理结构等等方面有着这样或那样的相似、类同的地方,又由于     

美狄亚性格力量之源

“悲剧不同于喜剧的地方,往往在于它几乎完全是男性的。”这是英国戏剧界权威人士阿·尼柯尔教授在他的《戏剧理论》中说过的一句话。纵观西方古典悲剧,仅从剧名就足以佐证这一理论的权威性:古希腊悲剧中的《被缚的普罗米修斯》、《俄狄浦斯王》,古典主义悲剧中的《熙德》,莎士比亚的四大悲剧《哈姆莱特》、《奥瑟罗》、《李尔王》、《麦克白》等,——西方古典悲剧确是男人的世界。     

悲剧世界的终极力量说与莎士比亚悲剧的审美性解读

中外学界对悲剧世界关于终极力量问题有四种权威性和代表性的说法：一是＂命运＂说;二是亚里士多德＂人物性格过失＂说;三是黑格尔＂伦理实体的自我分裂与重新和解＂说;四是布拉德利＂道德秩序＂说。这四种说法只能分别解释悲剧终极力量问题的某一方面,无法涵盖一部具体悲剧作品的本质问题。将莎士比亚四大悲剧作品《哈姆雷特》、《李尔王》、《奥赛罗》和《麦克白》纳入美学研究的范畴思考,结合悲剧终极力量问题的探讨,从实践美学和审美学角度观照四部作品呈现出的悲剧冲突、悲剧结局和悲剧审美意蕴等三方面的共性特征。     

神话祭祀与悲剧张力--论莎士比亚早期悲剧《泰特斯·安德洛尼克斯》

莎士比亚早期悲剧《泰特斯·安德洛尼克斯》尽管不如他的四大悲剧成熟 ,但其中的悲剧精神和艺术特征都对以后的创作产生了深刻影响。本文对隐藏在该剧情节之中的神话献祭仪式和神话典故进行了挖掘 ,并通过对悲剧主人公性格命运的分析 ,阐明该剧痛苦与毁灭、抗争与超越的悲剧张力。     

《赵氏孤儿》与《哈姆雷特》

中国元代作家纪君祥的《赵氏孤儿》与《窦娥冤》、《汉宫秋》、《梧桐雨》合称为元代四大悲剧,被喻为“雪里梅花”。王国维在《宋元戏曲考》中认为该剧“即列之于世界大悲剧中,亦无愧色也。”［１］这部凝聚着中国古典悲剧艺术精华的伟大作品,十八世纪就被译介到西方,...     

死亡与救赎——评《麦克白》的基督教主题意识

《麦克白》在莎士比亚的“四大悲剧”中是一个异类,这主要是因为剧作家将一个窃国杀人者放到了主角位置。同时,该剧又使人感到崇高与庄严,这是由于在其深层理念上融入了死亡与救赎这一对主题,携带上了浓厚的宗教氛围。文章从死亡与救赎这一角度来评说《麦克白》的悲剧异质性。     

《麦克白》新论

作为莎士比亚四大悲剧之一的《麦克白》,中外莎学学者已经有过许多论述。对于麦克白的悲剧根源,历代学者所作的种种解说,更是众说纷纭,莫衷一是。如果我们将以往的种种议论均悬置不论,单从“语言的悲剧”这一角度来重新阐析麦克白的悲剧根源,那么,我     

莎士比亚笔下的亨利五世

莎士比亚(1564—1616年)是十六世纪英国杰出的诗人和戏剧家,也是世界公认的具有高度艺术成就的伟大作家之一。他一生写了许多动人的诗篇,创造了许多精采的诗剧。他的作品得到同代人以及后来许多权威评论家的赞扬。其中尤以对他的四大悲剧——《哈姆雷特》、《奥赛罗》、《李尔王》、《麦克白斯》的评论最多。以往在我国他的喜剧和历史剧远不如悲剧那样得到重视,尤其是历史剧的研究更显少见。     

《死的怀念》与莎士比亚悲剧的互文性解读

互文性理论认为文本之间是相互作用的,任何文本都不可能完全脱离其他文本。作为举世公认的侦探推理小说女王,阿加莎·克里斯蒂著作量颇丰,作品总印量仅次于《圣经》与莎士比亚的经典。《死的怀念》中,阿加莎成功地借用了读者对莎士比亚四大悲剧文本的阅读经验,通过与莎士比亚悲剧文本的互涉构建了读者的阅读期待,增加了读者的阅读乐趣,提高了侦探小说的文学性。     

论《俗世威尔》中莎士比亚的自我塑造

《俗世威尔——莎士比亚新传》将自我塑造理论运用到传记写作中,以自我塑造理论为线索,聚合各种材料,发掘莎士比亚的内心世界。研究认为,格林布拉特通过聚焦创作圈子和整个社会的权威与他者,在两者的互动中,阐释了自我塑造的获得方式;格氏通过探讨莎士比亚对权威的态度,在自我与社会文化力量的互动中,揭示了其自我塑造的丰富性和复杂性;格氏从偷猎事件入手,论述了莎士比亚的自我塑造策略。这样,格林布拉特就揭示了莎士比亚"自我塑造"的复杂运作过程,书写了人物心灵的历史,创新了传记的写作方法。     

莎士比亚喜剧的语言特色解读——以《仲夏夜之梦》为例

在威康·莎士比亚的四大喜剧中,《仲夏夜之梦》成为最具浪漫主义色彩的戏剧作品,也体现出威康·莎士比亚喜剧的艺术风格。以《仲夏夜之梦》为例,探讨作品中涵盖的语言特色,从多个角度分析莎士比亚作品创作的理念,并找寻不同修辞之间的联系,为《仲夏夜之梦》语言特色的研究提供新的思路。     

英汉对比视角下莎剧中“红”的变体颜色词汉译

莎士比亚戏剧是一座语言宝库,其中大量颜色词的使用着实为戏剧语言增色不少,是语言研究的绝好素材。文献检索表明,尚无学者对莎士比亚戏剧中的变体颜色词进行过详尽的研究。以莎剧中red的变体颜色词为研究对象进行语料统计与分析,在英汉对比视角下,莎剧中red变体颜色词的汉译策略可归结为两种:"颜内之意存颜色"、"颜外之意舍颜色"。     

论卞之琳的莎士比亚悲剧诗译

卞之琳较早开始阅读莎士比亚悲剧,卞之琳的莎士比亚悲剧的新评论虽有一些新发现,其意义主要却是对30多年曲折的时代潮流的反思。《莎士比亚悲剧四种》是白话诗译戏剧的成功尝试,他的译诗较严谨追求英诗规则的移植,亦步亦趋,刻意求似,是独特的"卞之琳式"翻译,对白话新诗的建设是有着重要的借鉴意义。     

熵变的悲剧世界——对莎士比亚四大悲剧的熵变解读

熵理论在跨学科研究中屡被提及，从熵定律来重新阅读莎士比亚的四大悲剧可见：从充满逻辑和秩序的和谐社会最终滑向混杂和混沌的悲剧世界是莎氏悲剧的基本结构，这种衰变结构似乎让人看到了莎翁在四百年前的熵变洞见。然而，莎翁对于这一衰变并非置之不理，而是采取了以爱来拯救，使其剧作始终透射出人类的新希望。     

莎士比亚悲剧中的女性观

本文通过莎士比亚的晒部罗马悲剧和四大著名悲剧探讨了剧中反映的至高无上的父权意识、贯穿全剧始终的“阉割情节”以及莎翁笔下的两极化的女性形象，从而认为莎士比亚在其悲剧中反映的女性观是保守的、守旧的。比其在喜剧中反映的女性观更具有悲观性和失望感。     

莎士比亚戏剧中的双重共生现象

莎士比亚戏剧的生命力之所以长盛不衰,焕发出越来越强的活力,这与莎士比亚戏剧的一种双重共生现象有关。莎士比亚戏剧一方面活跃在剧场,另一方面也活跃在文字文本中,二者相互改写、互为补充;它们既为普通的大众所欣赏,亦为专业的学者和研究者提供阐释与批评的空间;在莎士比亚生活的年代,他的戏剧具有很强的现实性和当下性,而在几百年的历史进程中,他的戏剧又被不断改编、改写、翻新、盗用,成为后人眼中和心中不断变换的莎士比亚。这种剧场演出与文学文本、经典化与大众化、当下性与后世不断阐释的再造性的双重共生现象展示了莎剧的巨大弹性和解读的空间,为我们展现了一个充满永恒活力的莎士比亚。     

解读莎士比亚十四行诗中的季节使用模式

通过研究莎士比亚的十四行诗中多次出现季节意象的特点,可发现其季节使用模式包括：单一季节模式、双季节交替模式、三季节交替模式以及四季交替模式。在此基础上,以具体的诗行为例,依据诗中体现出的莎翁情感和文艺复兴时期的时空观,对这些模式的特点和作用进行了解读。     

基于语料库的《李尔王》三译本欧化现象比较研究

《李尔王》是文艺复兴时期英国戏剧家威廉·莎士比亚的四大悲剧之一,不同时代的多名译者曾以不同的语体风格将其呈现给中文读者。本文选取梁实秋、朱生豪和彭镜禧三位译者的译本,以基于语料库的量化方法为主进行比较研究,从词汇和句法两个层面考察其中的欧化现象,旨在探寻更加适合当代中文读者的《李尔王》译本,进而促进莎剧这一经典作品在当代中国的传播。     

朱生豪的译事活动与译学见解

伟大翻译家朱生豪出生于浙江嘉兴鸳鸯湖畔。之江大学的四年以及随后的编辑生涯,为朱生豪打下了扎实的英文功底,同时使他具备了深厚的中国古典文学修养和古典诗词创作才能,这为他翻译莎剧奠定了基础。从1935年开始准备译莎到1944年逝世为止,他共译出莎士比亚悲剧、喜剧、杂剧与历史剧31部半,给中国莎学史和中国翻译史留下宝贵的精神财富。朱生豪长于译笔,但也不乏译论。他具有伟大的爱国翻译思想,严肃认真的翻译态度。他的译文自然流畅,这与他采用再现原作神韵和神采的翻译策略密不可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