状元丁士美诗文探佚及风貌探究

明代嘉靖已未科状元丁士美的别集无考,造成明代状元文学研究的部分缺失。通过对丁士美别集佚失原因的探究、佚诗文存录情况的考述与著述风貌的分析,可知丁士美重实行而轻文辞,故诗文存世不多,佚诗文散见于地方诗文汇编或方志,内容未出馆阁文学的藩篱,但别具简淡自然的风貌。丁士美的为人与为文体现出对状元身份的自觉坚守,合乎明人对状元形象的大体期待。     

台阁体作家的创作风格及其成因

本文对一向为人所忽略的明初台阁体作家的文学创作进行了较为细致的分析,文章首先论述了台阁体作家的诗文创作风格,指出台阁作家作文尊崇欧、曾,文风平易纡徐,其诗歌推崇盛唐,并存在着尊杜与崇李两种倾向,从而形成两种不同的创作风格。其次分析了台阁体诗文风格形成的原因,阐释了台阁体诗文创作与时代政治文化、地域文学传统及作家个体特征之间的关系。最后分析了台阁体作家的创作在明代所产生的影响。     

明代台阁派形成

明代前期文坛,台阁派是一支最重要的文学流派,其成员多是官居台阁的官僚文人。关于明代台阁派文人的创作,古今批评家众说纷纭,莫衷一是。其实,通过认真分析台阁派形成的原因,它的形成不仅是中国传统文学发展和明代文学发展的必然结果,而且也是他们应对时代挑战策略在文学创作上的反映。总之,台阁派的诗文创作是他们生命意识的曲折反映,对于我们认识当时文人所处环境具有一定的意义和价值。     

船山诗论三题

一、诗歌的源泉和特征明代诗歌的成就不高,原因有很多方面。其中,阻碍明代文学发展的主要因素,却是明人自己对文学艺术规律的认识。明初,脱离生活和现实,为统治者点缀升平的“台阁体”诗文,统治了文坛几十年。其后的前后七子的文学复古运动,本以挽救“台阁体”所造成的危机为已任,但他们没有提出什么新主张,只是打着“文必秦汉,诗必盛唐”的大期,在文学形式上刻意模仿古人,其结果是进一步加深了明代诗歌的危机。公安派和竞陵派反对复古派在文学表现方法上的种种清规戒律,提倡抒写“性灵”,对诗歌的情感特征虽有所认识,但也不重视文学与生活的联系。明代诗歌这种脱离生活的“性灵”或“格调”,以及上述种种弊端,严重地阻碍明诗的发展,造成了一个连明人自己也承认的明诗成就不高的事实。     

明代成化至弘治中期郎署文学的初步振兴

明代成化至弘治中期,郎署文学在邵宝、储等人的引导推动下,得到初步的振兴。尽管这一文学力量仍然处于茶陵派羽翼之下,并无与馆阁文学争锋的动机和实力,但由于它在继承中蕴涵着新变,所以发展迅速,成为李梦阳等“前七子”发动文学复古运动的先声。     

明代“台阁体”流行时间的重新检视

在明代文学中,"台阁体"是极其重要的一个文学流派,但关于其具体的流行时间后人却莫衷一是,相关的说法有五种之多。以明代中期的政治生态为切入点,从"台阁体"的得名缘由、"台阁体"的文学活动传统、"台阁体"的具体特点等方面入手,对"台阁体"的流行时间作一重新检视,可以看到明代"台阁体"盛行的时代大致在永乐经仁宣而至正统前期,这一时间是与"三杨"的政治生命相终始的。随着"三杨"的逝去,政治生态的变迁,新的社会现象的出现,"台阁体"失去了存在的条件,其自然就发生了变异。     

对"明一代台阁之体,胚胎于吴伯宗"的反思

四库馆臣提出明一代台阁之体滥觞于吴伯宗的真实内涵,主要是指从风格特征上来看,明代的政治文学萌芽于吴伯宗.其着眼点在于吴伯宗首科状元的政治身份,以及该身份所代表的明代新朝文人.但在易代之际的视野下考察明初的科举制度,以及吴伯宗学术与文学来源可知,吴伯宗具新朝文人之名却不具新朝文人之实.四库馆臣夸大吴伯宗文学地位的原因,主要因为其构建明代文学史的方法性缺陷.更为重要的是,对四库馆臣这一判断的反思表明,对明代台阁体的研究应当置于元明易代之际的历史语境中.     

钱谦益诗学思想浅探

明末清初的文坛领袖钱谦益,其论文情思并重,肆意奔放;其评诗虽反对明代“复古派”的模拟、“竞陵派”的狭窄．也不满“公安派”的肤浅,但也肯定吸收了“茶陵派”的台阁体等特点;批判也兼容并收,从而开有清一代诗风。文章仅以他庞大的组诗群之一的《姚叔祥过明发堂共论近代词人戏作绝句十六首》中几首诗为例,来浅谈钱谦益的诗学观念。     

论胡广与明代文学走向台阁体的过渡

胡广作为明朝前期重要的文人和政治人物，具有关键性的过渡地位，这些在他的诗文中都有所表现。他在治国理学系统的建立中起着奠基的作用，推动了台阁制度的建立和台阁文风的形成与发展，在从开国文风到馆阁文风的转变过程中，从相对自由的气息到台阁气息增强的过程中，都起着承上启下的作用。由于处于历史的过渡阶段，时代的反差造成际遇、心灵与文风上的反差，使胡广身上呈现出一些特殊性，心中的愧疚和对生死的思考始终难以释怀。鉴于胡广重要的过渡性地位，对胡广的研究将有助于推动明代文学研究。     

李东阳诗论探微

李东阳作为茶陵诗派的领袖人物,其崇高的政治地位、巨大的创作成就之外,系统的诗歌理论同样值得我们关注。他的尊唐抑宋的诗学观,以及对格调、声律、性情和辨体等问题的看法,既是茶陵派的指针,也对明代文学及后世文学产生了重要的影响,在文学发展史上有着重要历史地位。     

《四库全书总目》对台阁体的文学批评特色

《四库全书总目》是古代文学批评的集大成之作,尤其在明代诗文集的介绍和评价方面具有批评史的意义,它对明初台阁体的诗文作品评析颇具特色,大致呈现出主观裁夺、扬此抑彼、细分界限和显瑜掩瑕等几种方式,揭示了台阁体文风的内涵。《四库全书总目》对台阁体深刻的文学批评和认知程度为当今研究明初前百年文学提供了必不可少的依据和重要借鉴。     

明初应制文学的承与变——以宋濂、郑棠为例

明初洪武至永乐年间,应制文学在统治者的直接影响下发生鲜明的变化,朱元璋持有高度实用主义的文学观,朱棣则借助文学宣扬自身皇位的合法继承权。宋濂及其门人郑棠分别体现了这两个阶段的应制文学风貌。由二者对比可见:其一,洪武年间的应制文学歌颂与劝谕并存,至永乐年间则颂扬之声渐长而规谏之旨渐失;其二,应制文学打破“台阁之文”与“山林之文”的界限,实现了空间泛衍,并推动“台阁体”的成型。郑棠的作品显露出馆阁文人的精神自处与吏隐矛盾。     

明代政坛南北之争与前七子的崛起

明代前七子的崛起,是政坛南北之争在文学领域的集中反映。前七子矛头所指———台阁体和茶陵派,是南方文风的代表;前七子倡导的秦汉文风和盛唐诗风,则是对北方文学传统的继承和发扬。此前,南方文人在明代政坛和文坛上一直占有绝对优势。前七子标榜汉、唐,含有为北方文化争胜的意味。前七子复古运动的沉寂,亦与北方政治势力的分化有关。对宋型文化的反省,是前七子复古运动的重要价值所在。     

论明代复古文学的几个问题

从考察明代复古文学源流的角度出发 ,对明代复古文学酝酿流变、七子派与茶陵派的关系、李梦阳何景明的分歧争论等重要问题进行讨论 ,具有重要的意义     

朱元璋对台阁体形成的基础作用

明代台阁体是威权政治的产物,由儒家叙事传统与皇帝威权结合而产生。明王朝缔造者朱元璋,以祖训和大诰的形式,为后世子孙垂宪立法,直接影响了明初文学的走向,在洪武时代就形成了台阁体的潜流。     

“台阁体”命名的还原研究

从命名史来说,“台阁体”之称至少可以追溯到南宋杨万里,而称“台阁”则早在北宋欧阳修或吴处厚就已提出.宋人主“文分两等”说,台阁之文(体)与山林之文(体)已是当时论文之常谈,所谓“台阁体”之名也由此孕育与催生,成为元明清时期一直沿袭的一种基本称谓.在文学史上较为系统地建立台阁体文论体系的当属明初宋濂,他将台阁体之渊源追溯到《诗经》之雅、颂.从洪武到弘治的一百多年堪为台阁体盛行时期,这不仅是明代特有的政治生态所致,也是中国文学史中整个台阁体发展演进的一个结果.“台阁体”命名的还原研究,可以梳理、发掘和澄清过去被忽略被误读的一些重要的文学史事实.     

新发现的《怀麓堂诗文续稿》

李东阳是我国明代著名的政治家和文学家。在成化、弘治、正德间,立朝五十年,辅政十八载,政绩卓然。在文学上,他以富有生气的诗文开始打破长期以来台阁体笼罩文坛的局面。岳麓书社于近年以《李东阳集》为目整理出版了通行本《怀麓堂全集》一百卷,为他的政治生涯和文学足迹留下了真实而生动的记录。     

论杨一清四入陕西及其边塞书写的意义

出身馆阁的杨一清把台阁文学中的禁体诗创作和联句唱和风气注入陕西藩臬唱和之中,边塞风物也赋予杨一清诗歌以新面貌,改变着其书写形态。特别是二次入陕以来,杨一清以政治家的格局写西北风物与边地战事,视野恢宏而"意气健畅"。这种边塞书写是明中叶明蒙战局深化的逻辑结果,促成了杨一清诗歌在题材与风格上的重要转进,影响了以李梦阳为代表的文学复古运动的创作趋势。杨一清从馆阁唱和向边塞书写的转向,展现了明中叶文学的发展趋势与内在逻辑。文学创作的重点逐渐从台阁体趋向文学复古运动,从中央文学趋向地方文学,从馆阁唱和趋向江山朔漠的广阔天地。     

承流接响：李东阳格调论对严羽诗学的传扬

明初,台阁体末流把诗歌变成了敷衍应酬、歌功颂德的工具,追求典雅平正、雍容高华,讲求近体诗格律之严整,而丧失了诗之率真情性意致的表达,背离了抒情诗的优秀传统,徒具形式之华巧。李东阳远绍严羽诗学,接受严羽"诗者,吟咏情性也"——对抒情诗本质的重新界定,讲求格调,重视字法、句法之辨析,倡导声律风韵,通过诗歌的音律美以追求诗之真情,使师古能有一个切实的途径,为台阁体寻找合理的出路,进行理论上的建构,茶陵诗派兴盛一时。李东阳之格调论,以吟咏情性为诗歌之本源,从而呈现出开放的态势,对后来的前七子有先导之功。     

李东阳诗学体系论

以诗文辨体为旗帜,以诗歌音律为主线,以诗歌真情为旨归,就是李东阳诗学体系的三条纲.其<怀麓堂诗话>及其它著述中有关诗论的文字大都为这三条纲所统摄,按照一定的内在的逻辑互相连接形成了有机的整体.其诗学体系的构建,乃是为了指导明代中期的诗歌创作,左右诗歌的发展方向.为此,李东阳反思了明朝建立百馀年间,程、朱理学束缚、台阁体后学泛滥的诗歌发展状况;上溯诗歌与乐合一的原始形态,广泛品味、比较唐、宋、元的诗歌创作;对<尚书>、<论语>、<孟子>、<荀子>尤其是<礼记·乐记>、<毛诗序>等儒家早期经典中的诗乐理论和南宋严羽的<沧浪诗话>等作了认同性的选择和阐释;总结、升华了自己的创作经验和独特的思考.因而,这是一个以儒家诗学为主体而又折中、融合了诸多审美要素的、既高度重视诗歌的艺术特征更强调诗歌的内容和功能的、具有一定的针对性和切实的指导意义的诗学体系.这一体系不仅对当时的茶陵诗派产生了巨大的引领作用,使台阁末流弥漫的诗坛颓靡的景象大有改观,而且对其后的杨慎、公安三袁,以及钱谦益、王士、沈德潜等,皆有所启迪,对"七子派"的影响尤为显著,在明代中叶主流诗风由台阁向复古嬗变的过程中发挥了重要作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