唐人史注与“小说”观念——以《史记索隐》《史记正义》为例

文章选取成书时间与《史通》相近和稍后的《史记索隐》与《史记正义》,将其置于《隋志》和《新唐志》之间,对其引书中与“小说”相关的22种书予以重点考察,然后结合刘知几对采“小说”入史的态度,探讨分析了唐人所持的“小说”观念：以“道”为核心判断标准,外围概念随不同时期或不同史家对表达之“技”的认可程度而存在动态增减。这种以阐述“小道”为核心的“小说”观念,经由《汉志》《隋志》《旧唐志》《新唐志》直到《四库全书总目》,始终是史家著录小说的重要标准。     

今古文经学之争对汉代史学的影响——以《史记》《汉书》为中心

两汉经学分为今文经学和古文经学两派,二者起初仅为今文经和古文经版本的不同,后来逐渐发展成为两个不同的学派,并产生了激烈的论争。今古文经学之争是汉代经学史上的大事,当然会对史学产生重大的影响:一方面,今文经学与古文经学的发展为史学提供了丰富的史料来源,有助于史学家辨伪存真;另一方面,今文经学与古文经学的思想差异也使得史学在不同时期呈现出不同的时代特征和思想风格。     

中国文学原型在日本文学中的置换变形——以《史记》与《平家物语》为中心

文学原型的置换变形,不仅包括时间上的纵向置换,也包括空间上的横向置换。就空间向度而言,在异质文化背景下,特定的地域、自然环境以及特定的文化、社会规范的影响都使得原型可能呈现出不同的形态。中国文学原型在日本文学中的置换变形,反映了日本民族的集体无意识,反映了日本深层文化不同于中国之处。     

《史记》时间寓言试解读:神秘的"四十六日"

<史记>记述,白起在长平围攻赵军主力,"赵卒不得食四十六日",终于败降;宋义救赵,在即将与秦章邯、王离军决战前,"行至安阳,留四十六日不进";"子婴为秦王四十六日",向刘邦投降.秦史中三个重要事件都出现了"四十六日"的历史记录,似乎并非巧合.考察宋义"四十六日"事及子婴"四十六日"事,可以发现颇多疑点.联系以秦地为背景的传说中也有"四十六日"情节,可以推知<史记>"四十六日"的记载应有某种文化象征意义.在当时人的意识中,"四十六日"是显示"天道"确定的规律性季候转换的时段,是盛衰转换的过程,也是生死转换的过程.司马迁"四十六日"的记述,似暗示"究天人之际"的史学追求作为潜意识的某种影响.     

《史记》车舆类名物词与秦汉车制

<史记>车舆类名物词数量众多,特点鲜明.它们有的是各种车舆的名称,有的是车舆构件的名称,还有的是车舆装饰品或附属物的名称.全面考察、整理<史记>车舆类名物词,运用义素分析法梳理并分析了这些车舆类名物词系统的层次性,能洞悉秦汉时期的车马制度及其文化内涵.     

《史记》"互见法"艺术论

"互见法"是司马迁在创作<史记>时所创造的一种叙事方法.从艺术视角观照.司马迁在运用"互见法"的过程中,又创造性地使"互见"内容的双方或多方形成省略艺术、虚实艺术、详略艺术、互补艺术、存疑艺术等多种艺术形式,在坚持历史叙事"实录"性精神和确保历史事实真实性原则的基础上,又使<史记>篇章简洁,结构艺术性强.     

《史记》与春秋公羊学

《史记》的学术渊源来自六经异传和诸子百家之学 ,其中以春秋公羊学对《史记》的影响最为深刻。“孔子作《春秋》说”是一部《史记》的理论基石 ,“纪异而说不书说”影响到司马迁的天人观 ,《史记》的政治观也主要来自于春秋公羊学的政治学说。     

试论司马迁的《诗经》观－兼及《史记》与《诗经》之关系

从史学与文学两个角考察,《史记》中充分地体现了司马迁的《诗经》观,《史记》与《诗经》两者之间存在着十分密切的关系,从史学角度看,《史记》不少处借鉴利用了《诗经》,从文学角度看,《史记》又评论探究了《诗经》的诸多问题,作为中国文化史上具有代表性的两部典籍,探求《史记》与《诗经》之间的关系,意义重大而深远。     

《史记》易学管窥

《史记》作为一部实录性历史巨著,记载了一些与《周易》相关的资料,这些记载既可以窥见中国易学发展的概况,又与司马迁的学术思想及情感体验相关,理解这些,对于全面把握《史记》的意蕴有重要意义。     

男孩买《史记》

男孩走到书店门口,摸摸口袋里的钱,笑着走了进去。周末,书店里人不少,有大人,也有小孩。     

论先秦秦汉土地所有制变革的动力问题

长期以来,有一种观点认为,生产力的进步是土地所有制变革的动力。从裴李岗文化时期到战国早期,农业生产工具主要是石木农具,并无本质的变化。生产工具没有变化,土地所有制却不断变革,说明以生产工具为“指示器”的生产力不是土地所有制变革的动力。私有观念先于私有财产或私有制出现,而不是相反。氏族所有制、家族公社所有制和个体家庭所有制从来都是私有制和公有制的对立统一。私有观念和私有制在相互作用的过程中逐步深化,从而导致氏族所有制过渡到家族公社所有制,再到个体家庭所有制。     

秦汉时期饮食经营策略

秦汉时期饮食业经营范围不断扩大,饮食商业种类较之前不断增加,这都与当时饮食经营者所采取的营销策略密切相关。贱买贵卖、薄利多销、注重商品质量等经营理念,自有品牌、美女当垆与其他形式的广告宣传,预测行情看准时机,吸取以往失败的经验等都是当时非常重要的经营策略。考察秦汉时期饮食业经营策略,不仅可以了解彼时的经济面貌、经营者的心理及其所具备的思想基础和民风民俗等,而且对我们当下的经营者也有很多启示。     

秦汉时代东夷之道德生活

东夷在秦汉时代主要指夫余、挹娄、朝鲜、高句骊、沃沮、濊、三韩等部族或政权.就道德生活而言,虽然多数国家或部族内部存在着程度不同的公正规范,但在民族或其政权之间却普遍存在着不公正,远未产生互不侵犯、和平共处的道德共识.另外,还普遍存在着婚前性自由的性爱道德权利以及崇尚勇敢、强劲的道德价值趋向.由于地理环境、历史文化传统、社会发展水平、受外来影响等因素的不同,道德生活也各有其特色.     

秦汉逮捕制度考

速辅是司法过程中相关执行人员暂时剥夺犯罪嫌疑人人身自由的一种最严厉的强制措施,它往往是刑事审判得以顺利进行的前提和保障.在前人研究的基础上,本文利用相关传世文献与出土文献对秦汉时期的逮捕制度及相关问题作了较为系统的考察,并通过文献中记栽的大量刑事案件复原了秦汉时期的逮捕制度,包括逮捕的方式与程序诸问题.秦汉时期,逮捕制度中存在着身份与地位的差别.逮捕不同的犯罪人员在原则、程序、方式上存在着差异.在此基础上,本文对特权阶层、低级官员、普通民众、逃亡犯的逮捕程序与方式诸问题予以分析和阐述.     

秦汉时期法家的命运

法家学说经历战国时期数次政治试验 ,在秦国获得成功。秦王朝统治时期 ,法家理论得以全面实践。秦的短促覆亡 ,使得政界和学界都特别看重法家学说的负面影响。然而从出土文献资料看 ,在汉初标榜黄老“无为”政治的另一面 ,又体现出对秦代法制的继承。汉武帝时代儒学地位空前上升 ,但是法家理论依然发挥着一定的影响。汉宣帝所谓“本以霸王道杂之” ,就反映了这样的影响。东汉末年 ,法家学说的文化地位在一定意义上又得以重新上升。     

秦汉林业职官考述

秦汉时期的林业并非由专门的林业机构管理,而是由不同部门的职官兼理。根据性质的不同,与其相应的林业职官分为管理山林川泽、苑囿、林木种植和木材利用四类。秦至西汉,山林川泽管理权由中央设"少府"与"木官"管理,其所出物产归于皇室及诸侯王。至东汉,山林川泽的管理权及物产改由地方政府负责;秦汉苑囿先后由少府及水衡都尉掌管,其下设有"苑丞"及"禁圃"等兼管苑中林木事务;当时的林木种植主要由地方政府负责,宫室、陵寝内的树木则由"将作大匠"主管;此外,秦汉时所设的"将作大匠""司空"以及中央与地方所辖的各类工官主要管理林木的开采与利用。     

秦汉时期的“请间言事”

秦汉时期的言事制度,存在一种特殊的请间言事。多数情况为吏民请求于皇帝朝见外的空闲时间,在更隐秘、私人化的场所进行君臣沟通与政事谋议。它的言事内容重要、广泛,实现途径及形式灵活、多样,在反映相应君臣关系的同时,对施政亦有直接影响,具有特殊的政治意义。作为制度规定之外而又常态存在的政治行为,请间言事为认识秦汉帝国日常统治的运行提供了启示。     

秦汉时期巴人的分布与迁徙

秦汉时期巴人形成以巴郡、南郡、武陵郡以及邻近的汉中郡、犍为郡、广汉郡为集中的聚居区,同时又因外出为官、军事征调、叛乱外迁等原因,在巴地以外的区域形成分散的居住区,形成巴地巴人集中分布、其他地区零星分布的大体格局。从时间尺度上看,秦代巴人主要分布于巴地,汉代才逐渐形成巴人集中分布与外地零星分布的格局,这种格局的形成是与朝廷加强对巴地控制的总体思路密不可分的。     

秦汉漕运的军事功能研究——以秦汉时期的漕仓为中心

秦汉时期的漕仓不仅储备大量粮食,还多有高大的仓城设施,可以为调运军粮服务,也可以迅速转作军用堡垒.秦汉漕仓的交通地理条件优越,因之也在军事地理格局中具备了特殊的战略地位.即使在稳定时期,各地的仓城,在水陆漕运交通线的联接下形成网络,配合国家战略部署,为军事活动服务,形成了国家权力在各地的坚实支撑.这体现了早期漕运与军事政治的密切关系,以及早期漕运的战略作用.     

秦汉时期的"太上皇"

"太上皇"称谓体现了帝制时代最高权力集团中特殊的亲族关系,其最初发生与"皇帝"同时."太上皇"和"皇帝"之间的帝位传递与帝权继承,历史上有过复杂的情形.以称"太上皇"为标志的最高执政者生前的权力转让虽然在秦汉时期没有直接发生,但先秦时期类似的历史记忆以及汉代皇帝向异姓出让国家管理权力的情形,很可能于深层的潜意识影响着帝王晚年的心态.另外,兴起于社会下层的武装暴动集团以反政府为旗帜,却并不否定皇权.所谓"妖贼"自称"太上皇帝"的史例,也值得政治史研究者、文化史研究者以及社会思想史研究者予以关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