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28—1937年北平大学文学教育观念考察——以清华大学为中心

1928—1937年北平的大学教育不同于南京政府的实用教育方针,力主文理皆通的通才教育。在文学院系内部,清华大学首先将登场不久的新文学引入大学讲堂,昭示了北平大学的一种文学研究观念和文学教育态度。不避文理、不薄古今、中外并蓄、侧重实感的教育实践,既影响了教师、学者作家的教育和文学观念,也使卞之琳、林庚、王佐良等学生作家在初试写作之时即显现出了鲜明的学院品格。深入考察文化古城时期北平大学的文学教育观念,不仅可以深化对当时北平文坛之了解,对时下大学的文学教育也具有一定的借鉴意义。     

对1928年陕甘灾荒及救济的考察

本文从考察1928年发生的陕甘灾荒入手,分析了灾荒发生的相关背景及当时国民政府的各种救济措施,认为此次灾荒虽由天灾引起,然而从根本上说,却是人祸的结果。当时社会的动乱与贫穷、中央政府社会控制能力的薄弱、财政的窘迫及官僚体系的腐败,都加深了灾荒的严重程度,使得本来就极少的救济显得苍白无力。     

清代各阶层对孀居妇女采取的救济措施浅谈

从明太祖朱元璋开始,朝廷正式提倡女性为死去的丈夫守节,并对妇女从一而终行为进行表彰,从而建立了特有的专门针对女性的旌表制度。清统治者夺取政权后,继承了旌表制度。为了更好地维护旌表制度,有清一代从朝廷到地方,到家族,甚至个人都采取了一些救济措施,以资助孀居妇女养活自己、抚养孩子、赡养老人,从而最终实现妇女对贞节的坚守,达到朝廷提倡的对从一而终道德目标的追求。这也是有清一代节妇数量庞大的一个重要原因。     

省外川人与1936-1937年川省旱灾之救济

1936—1937年,素有“天府之国”美誉的四川发生了百年不遇的旱灾。旱灾初期,政府与民众普遍表现出漠视态度,救济情况不容乐观。此时,省外川人开始大规模地参与川灾救济,一定程度改变了之前的救济状况。省外川人建立了一大批川灾救济组织,积极进行宣传与筹款,扮演极为重要的救济角色。此外,省外川人周旋于刘湘、蒋介石之间,既帮助川省府获得中央经济上的支持,又一定程度上成为了中央牵制川省的帮手,扮演了重要的政治角色。     

妇女平等就业权法律救济制度的缺陷及其完善

为了研究我国妇女平等就业权的法律保护问题,采用文献比较和实证分析法,分析了现有制度的主要缺陷。研究结果认为:要完善妇女平等就业权法律救济制度,必须建立健全相关法律体系;修订和完善现有法律;明确行政执法主体;提供合理有效的救济途径;加强妇女维权意识的宣传教育,给予必要而有效的法律援助,以此促进妇女公平就业和社会协调发展。     

中国妇女研究十年回顾

联合国第四次世界妇女大会转眼就十年了.作为一个妇女理论研究者,我十分幸运地参加了第四次世界妇女大会中国组委会非政府论坛委员会的筹备工作、第四次世界妇女大会、"北京 5"和"北京 10"进程,并有机会参加了国内外妇女研究的一些活动.在这个全球回顾的重要时刻,作为这段历史的亲历者,我愿意和大家一起对这十年的中国(大陆)妇女研究做一个简要的回顾和展望.     

底层妇女的命运:当代中国的妇女解放运动及其限度

中国共产党领导的妇女解放运动的特色在于它与国家民族阶级等社会革命紧密相连，这使得它一方面能够获得全社会的认同从而发展迅速，另一方面使劳动妇女的平等与解放成为整个运动的主体和目标，从而使劳动妇女成为这一解放运动的最大受益群体。但随着阶级斗争向经济为中心的转移，这种妇女解放的模式实际上被放弃并淹没于经济建设的大潮中，在此过程中，前期以底层妇女为主取得的成果开始受到多重挑战，其中，“劳动妇女”成为相对利益受损最大的群体，并被男性精英和女权主义的主流话语体系忽略。这种演变过程既是中国特色妇女解放运动成就与局限的反映，也向当前女权主义的发展提出了挑战。     

中共在1949年北平谈判中的斗争方略

1949年的北平谈判中,中共调整斗争策略,由"拒谈"到"谈判";牢牢掌控谈判主动权;原则性的坚持与策略上让步;多渠道全方位开展舆论宣传和统战工作,进行了有理、有利、有节的斗争。北平谈判虽然破裂了,中共以其娴熟的斗争艺术和成功的斗争方略,赢得了主动,从而奠定了新中国成立的政治基础。     

想北平

设若让我写一本小说,以北平作背景,我不至于害怕,因为我可以捡着我知道的写,而躲开我所不知道的。让我单摆浮搁的讲一套北平,我没办法。北平的地方那么大,事情那么多,我知道的真觉太少了,虽然我生在那里,一直到二十七岁才离开。以名胜说,我没到过陶然亭,这多可笑!以此类推,我所     

北平协和医院社会服务部研究综述

关于北平协和医院社会服务部(简称“服务部”)的研究,可以分为民国时期和新中国成立后两个阶段。民国时期的研究者大都具有服务部的工作或实习经历,研究成果带有工作总结和方法探讨的性质,具有很强的工具性和实践性。20 世纪80 年代起,美国学者金敏开始对浦爱德主任服务部时期的历史进行深入研究,日本学者山口守也长期致力于浦爱德文化认同形成过程的研究。新中国成立后,国内一度对服务部持完全否定的态度,改革开放后的研究从零开始缓慢进行,21 世纪后快速发展,不仅专业视角凸显,还呈现出整合性的研究趋势。     

清末民初直隶商会的乡村赈灾活动述略（1903－1928年）

直隶商会秉承了民间组织热心慈善事业的传统。每遇天灾人祸,各地商会除积极劝募,亲自发放赈济衣粮外,还采取经济手段组织平粜,接济民食,组织灾民生产自救;为了防止匪人扰害灾民,维护商业,各地商会加强了地方治安。直隶商会的善举,在一定程度上弥补了近代政府赈灾的不力,为农村灾民救济和社会生活的稳定发挥了独特的作用,使商会在社会慈善救助这一公共领域占据了一席之地。     

论1928-1930年陕西大旱灾的救荒

民国时期陕西省自然灾害接连不断，其中最为惨烈的是1928--1930年的大旱灾。旱灾发生以后，国民政府和民间社会给予了相当的重视，积极救灾，取得了一定的成效。由于种种约制因素的存在，使救灾效果受到了严重削弱。但是救灾也有其积极方面，国民政府通过救荒，权力得到了深化，政府控制能力得到加强。     

1936-1937年重庆地区“祭拜神灵”救灾述论

1936-1937年,重庆及附近的江北县和巴县爆发了特大旱灾,对城乡社会造成了严重的影响,政府和民众都进行了祭拜神灵救灾.在当时较为落后的社会经济条件下,政府的祭拜神灵求雨迎合了民众盼雨心理,在一定程度上安定了灾荒时期人们的心理动荡,对疏导民众对灾荒的恐慌心理,维护社会稳定有较大的作用.当然,祭拜神灵求雨浪费大量时间,耽误了科学救灾的有利时机,所浪费的大量人力、物力、财力和精力,也大大影响了科学救灾的成效.     

1912-1928年荆江地区的赈务研究

民国前期荆江地区水灾频仍，严重的水患给荆江地区的赈务带来巨大的压力，但同时也成为了其不断发展的重要动力。政府试图将赈灾救灾制度化、法制化，从中央到地方建立了一系列的赈务机构，颁布了某些赈灾法规，采用了急赈、蠲缓、米禁、贷款、农赈、工赈等救灾措施，形成了以政府为主导、社会参与的新格局，水灾的救治功能实现了由传统向现代的转变。赈务取得了一定成绩，解救了民生疾苦，成为了这段不幸年月中广大灾民赖以生存的重要依靠，在一定程度上充当了民国前期动荡社会的至关重要的减震器，维系了荆江地区社会的稳定，不过，政治黑暗和经济凋敝最终影响了赈务的实效，极大地消蚀了社会的赈灾救灾能力。     

城市残疾人社会救助问题研究——以贵阳市为个案

残疾人社会救助是目前解决我国城市残疾人问题的最直接的办法.但在实施城市残疾人社会救助过程中存在着救助水平低、标准不统一、救助政策和执行机构以及残疾人自身素质局限性等问题,由此引发了一些新矛盾和负面影响.因此,建立社区残疾人自治组织和经常性社会捐助渠道、健全社会救助实施情况的监督检查机制,有利于完善我国城市残疾人社会救助体系并使之发挥"社会稳定器"和"社会安全网"的作用.     

基于ARIMA模型的我国自然灾害救助支出研究（1978-2007）

对1978-2007年中国自然灾害救助支出数据进行了时间序列分析。分析表明，ARIMA（0，0，3）模型适合我国灾害救助支出建模。通过建模，结合求济人数与受灾人口之比、求助支出与受灾损失之比的统计数据，对我国自然灾害求助支出做了结构分析，并提出了相关改进建议。最后，利用所建模型进行了短期预测。     

论大规模侵权损害救济模式的构建

近些年,我国大规模侵权事件频发,研究大规模侵权理论,特别是大规模侵权损害救济模式,对建设和谐社会具有重要借鉴意义。大规模侵权损害的救济具有一定的社会现实基础,在此基础上可以构建大规模侵权损害救济模式,即以政府服务为主导,综合运用以侵权人赔偿为基础、责任保险为主力、救济基金为保障的多位一体救济模式,用多元化的思维和举措保障受害人获得救济,从而助力和谐社会建设。     

从社会学的引进与发展看改良思想的演变趋向(1895-1937)

十九世纪末社会学传入中国以来,社会学理论对中国改良思想的发展和走向产生了重要影响。维新派思想家将社会进化论应用于政治改革理论中,试图以政治制度改革推动社会变革。而二十世纪二三十年代留学欧美的社会学专业学者则将社会学的实证主义方法应用到中国社会基层,主张通过"自下而上"的方式,以社会改革推动政治变革。这一改良方式的变化也影响到了整个中国思想文化界。关注基层、投入农村、投身民众教育成为当时的一种社会潮流。     

华中抗日根据地灾荒救济工作研究

新四军所在的华中抗日根据地是一个自然灾害频发的地区,根据地政府采取了一系列救灾救荒的措施,如兴修水利、鼓励垦荒、赈济灾民、发放贷款、提倡互助、减免税收、扑灭蝗虫等。华中抗日根据地灾荒救济工作的特点是：政府救济与民间救济相结合,未雨绸缪,防患于未然,重视工作效率与工程质量,鼓励生产自救。华中抗日根据地灾荒救济政策的推行,保证了根据地群众生命财产的安全,改善了灾区群众的生活,密切了军民关系,巩固了根据地政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