魏晋任诞风气的先声--略论汉末逸民戴良之"诞节"及其与魏晋风度之关系

汉晋之间,社会思想与文化经历了深刻的转变。在此过程中,东汉末年的隐逸之士戴良是一位引领时代风尚的重要人物。他在孝行上强调自然、真挚的感情因素,而不拘泥于僵硬的儒家礼法制度。他待人接物,完全出于自己的好恶,对同类谦虚有加,对虚伪的礼法之徒则不以理睬,甚至表示轻视儒家圣人。戴良的言行虽多怪诞不经,但体现了其时士风变化的一个趋向,成为此后人们效仿的典范,可谓魏晋风度的先声。     

老庄思想对儒家道德的解构和颠覆--以魏晋时期为例

儒道是对立冲突的两种意识形态.在历史上,老庄思想对儒家的社会道德时常起着颠覆和破坏作用.老庄以"自然之天"消解了儒家有意志的"道德之天",把"自然的人"从"宗教的人"中解放出来.老庄还以相对论和"齐是非"的观点否定和嘲弄儒家的做人原则和道德观念.道家对儒家道德的颠覆以魏晋时期最为典型.魏晋士人的伤风败俗和行为放荡是道家人生理想的具体实践.道家思想流行之时,就是儒家道德崩溃、塌陷之日.     

荀子"隆礼重法"观辨析

从总体上说,荀子乃至整个先秦儒家的国家管理思想、政治哲学理念,都可以概言为"礼治"或"礼义之治".长期以来,学术界一般也多取<荀子>中的"隆礼重法"四字以名之,这似亦未不可;然而,倘若将其释为既"隆礼"又"重法",礼法并提,德法并举,进而又如时下所风行的,认为荀子既重"德治"又重"法治",则未免失其本义.但此说至今却相沿不改,几成定论,本文是以为辨.     

先秦儒家"圣""君"立法思想及其法伦理意蕴

在先秦儒家看来,只有先王与君主才拥有立法权.在理想层面上体现为"先王以明罚敕法",在现实层面上体现为"礼乐征伐自天子出",在矫正层面上体现为"暴君放伐".先秦儒家认为,只有先王与君主所创制的礼法才是良法,而暴君所创制的礼法则是恶法.因此,从法律伦理角度看,所谓"圣王立法"、"法自君出"和"暴君放伐"思想,不仅彰显了先秦儒家立法主体的伦理品格,而且包含有"恶法非法"的良法论思想.     

王肃与魏晋礼法之治

以王肃为代表的魏晋儒士 ,受汉魏之际黄老名法思潮的影响 ,其文化性格及学术思想渗入了较多的崇理性、尚利己的因素 ,史称“礼法之士”。凭借与司马氏的姻亲关系 ,王肃经学被立为官学 ,构成魏晋官方儒学的主体 ,在政治实践中表现为儒家礼教与黄老名法结合的魏晋“礼法之治     

“笑乱男女之大节”:魏晋时期“谑戏丑亵”之风尚

汉末魏晋以降,随着政治、社会风尚之变化,儒家礼法制度悖情违性之规范日益受到冲击,在通脱、玄化风气影响下,种种任情纵性之新现象层出不穷。汉魏之际,出自寒门的曹魏统治集团根本无视礼法,屡有命妇人出宴、参与聚会之事,男女交往相对自由,甚至以裸女舞蹈助兴。魏晋时期,士族名士普遍崇尚自然,其言行多与儒家礼法陈规相抵触,在男女关系上表现得尤为突出,其在理论上重情,在行为上则放达,明确表示"礼岂为我辈设"。在优越的政治保障与丰裕的物质条件下,西晋统治集团在一定程度上受到玄化人生观的影响,并在其日常生活中以粗鄙化的方式体现出来,以致在放达任性的名义下,种种淫逸风习甚嚣尘上,风靡一时。在这一时代背景下,受礼教约束最为严厉的妇女群体之风尚也有所变化,上层社会女性不仅敢于表达情感,而且公然冲击礼教,以致淫逸妒忌之风甚盛。     

从儒家之失看魏晋初期之儒道融合

儒家"内圣外王"之人格的建立更多地依托于个体生命对儒家精神的信仰和坚持,而缺少一种坚强有力的外在规范,由此导致其在实践层面最终走向伪饰的可能.而道家的"自然"思想实际上追求一种天地人间的真性之流行,从而获得对治儒家之伪饰的可能.在这一基础之上,以王弼为代表的魏晋初期的思想家们,展开了儒道融合的思想进路.     

魏晋六朝的"平淡"之美

老子的"淡"、"味"等范畴是哲学意义上的美学范畴,发展到魏晋六朝时期成为真正美学意义上的"平淡",并具有伦理学意义上的人格美内涵.本文试图阐述魏晋六朝的"平淡"所具有的美学意蕴--"绚烂之极,归于平淡",即重自然、尚本色,并进而说明它在当代社会所给予我们的启示.     

以欲解性,以恶解欲":由天道及人道--论荀子反诸"性善"而合乎德性的"性恶论

荀子之“性恶论”既是一个相对于人的自然状态的事实判断,又是一个关乎人性善恶的价值判断,荀子正是以告子实然主义人性论发端、明确而自觉地站在儒家德性论的传统的立场上批判了孟子那种流于言辞、陷于浮夸的“性善论”的德性论,以“性恶”的人性论为儒家的德性论传统奠定了更为坚实的基础,“以欲解性、以恶解欲”,由合于告子的自然之欲求到反于告子的对自然之欲的批判到合于儒家德性论传统的礼乐教化、圣人之礼,都反映出荀子力图在新的高度上重建儒家的德性哲学,并且试图建构与儒家德性理论相匹配的社会政治礼法制度。     

儒家抑或法家:论桓范的政治伦理思想

桓范是魏晋之际不可多得的儒家人物,从残存的《世要论》来看,他把阴阳五行论与儒家学说结合,主张德治为主,德刑合用,强调君德与臣道之不易,认为修政之要在于得民心,并以"慎刑""息兵""节用"作为"得民心"的具体措施。这些观念,明显受到孔孟尤其荀子学说的影响,是儒家德政、民本思想在魏晋时期的再现。所不同的是,由于桓范曾担任中央和地方的要职,与当时诸多权力人物进行过"肉搏",具有一线的政治经验,这使得其思想与孔孟尤其荀子相比更具有现实性、操作性。但他仍坚持了儒家的理想和原则,没有滑向曹魏统治所青睐的法家。他是一个极富理想又具有实践精神的儒家,将之归于法家有失妥当。     

道学女性伦理观与儒家女性伦理观的对立及融合

由于思想主旨不同,道学与儒家在女性伦理上存在各种对立。对于女性的地位和价值定位,儒家强调"男尊女卑",道学主张"阴阳并重";对于女性的人格,儒家持"女人祸水论",道学持"女性崇高论";对于女性的贞节及两性交往,儒家过于强调女性贞节的畸形伦理观而实行"男女之大防",道学较为宽容而倡导自然健康的两性关系;对于女性所循人伦礼节,儒家重文轻质,道学重质轻文;对于女性道德监督机制,儒家诉诸于人的作用,道学主张人神并用。然而,由于道学为了扩大其影响力而不断吸取儒家思想,这又使得道学与儒家在女性伦理上存在融合,它们都奉行尊卑等级观念、倡导"贞顺"之德、重视"孝亲"思想及推行"五常"之道。     

荀子的礼法思想及其社会意义

荀子批判地继承了先秦儒家关于礼的思想,把礼和法协调统一起来,构建了以“隆礼重法”为核心的礼法思想体系。“性恶论”是其礼法思想的人性论根据,“礼义之化”是形成礼法思想的渊源,“法者,治之端”是其法治思想的法家倾向。深入分析荀子礼法思想的社会意义,这对指导当前的社会主义法治建设,构建和谐社会有着重要的启示。     

20世纪的先秦儒家礼法思想研究

本文梳理了20世纪先秦儒家礼法思想的研究成果,阐述了各种相关学说的内涵和思路,并对其研究方法进行了评价和反思。作者认为,20世纪先秦儒家礼法思想的研究成果主要集中在礼法思想的超越根源;礼与法的关系;礼法的“无讼”取向三个方面。为了深化这一主题的研究,还必须注意两点第一,要对先秦儒家的礼法思想进行扩展性研究;第二,要探究先秦儒家礼法思想自身的理解和体悟方式,发掘其中深厚的文化意蕴和对当代中国的价值。     

自然之眼、社会之眼和内视之眼——论先秦儒家、道家的眼睛及五官思想

在肯定感官的自然本性方面,道家与儒家都承认"自然之眼",又主张对肉体性感官进行节制和约束.儒家的视觉思想浸润在政治道德的价值氛围中,感知外界、体认自我的自然之眼转化为提升道德、净化伦理的社会之眼.儒家的"感官伦理"强调以人格修养和礼教规范来调整、限制和引导感官欲求,使它们符合儒家伦理和社会规范.道家转向内在,将自然之眼转为内视之眼,从"道"这个处在自然现实之外的最高存在去观照肉体感官,耳目被去肉体化,获得精神性的意蕴."明"被道家用来指向内在,耳目在"自闻"、"自见"中摆脱肉体性的存在,成为指认道的意象式表述.     

论阮籍"越名教而任自然"的人格理想及其当代价值

阮籍在司马氏得势的情况下,从崇儒转向拜道,主张"越名教而任自然",以放荡不羁、不拘礼法的思想言行进行抗争.理性分析阮籍"越名教而任自然"人格理想的内涵与表现形式,对当前我国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与和谐社会的构建有一定的启示意义.     

生存的困境与出路——海德格尔与儒家思想的比较研究

中国思想哲学采用聚合发散的通达思维来贯通本质与现象,即所谓"因事而寓教","下学而上达",因此在认识、表达方式等方面具有非理论框架的特征。生命哲学是全部儒学内容的核心,儒家政治学、伦理学是生命完善的保证。儒家对生命的研究从生命的本质——心性开始,《大学》之"明德",或《中庸》所谓"天命之性",是儒家生命之学的理论基石。在生命意义世界观方面,海德格尔认为世界本无意义,意义是人类赋予自然的,儒家则认为世界本身富有意义,人类需要向自然的精神法则学习。海德格尔对人生存状态的分析基于"常人"的状态,而儒家思想则偏重于"圣人之学"。在生命的出路上,海德格尔现象学的存在论偏于从思想到思想,主张通过收回—补做—选择而超越常人状态回归本真;儒家的成圣之学则源于生命的实践,其对生命进步的阐述更加真实,因而是一条能够引导人类走出迷惘、沉沦和癫狂困境的切实的大道。     

儒家"以道德代宗教"的思想特质及其现代反思——兼论现代新儒家的"人文宗教"观

儒家"以道德代宗教",其前提条件必须是道德自身成为一种信仰.儒家对"人文"精神及其道德教化的极端重视导致其"道德信仰"的最终确立.现代新儒家的代表人物梁漱溟、钱穆、唐君毅在深入研究儒家思想的宗教特质时,都认同儒家"以道德代宗教"的思维取向与思想特质,并形成了一个认识上的"三阶梯".然而历史与现实都告知我们,当道德信仰放大为政治教条并强化至一个极端时,悖论就开始出现了.     

班固“天人合一”的法制观及渊源——兼与姜晓敏同志商榷

“天人合一”法制观是班固的法制思想的核心。班固认为:圣人怀明哲之性,与自然的意志相通,根据人的性情和自然意志设立了礼制和法制,因此礼法是“天人合一”的产物,法律的作用在于顺天地、卫王道、禁暴恶、惠百姓和辅助德教。班固的法制思想有其时代基础,更渊源于先秦儒家特别是荀况和西汉董仲舒的法律思想。     

葛洪“德”思想研究

葛洪作为魏晋时期道教的重要代表人物,其关于＂德＂的思想既表现出了同儒家德论传统之间的深厚渊源,也具有鲜明的道教思想特色。在伦理层面上,将＂立德＂视为人最可宝贵者,力倡＂仁明之德＂,同时基于道教长生成仙的主题主张＂明先仁后＂;在政治层面上,提出＂审威德所以保社稷＂,主张恩威并重、仁政礼法并举的德政论。     

荀子的礼学、人学与天学——兼论荀孟异同

荀子拿出具体的制度设计、政策设计,把儒家人道学变成为切实可行的做法。荀子认为礼义是人类结成群体、组织社会、维持秩序的必要设施,主张王霸杂用,礼法双行。通过解剖人性,他论证了两手并用的政治哲学原理的可行性。荀孟的理论分歧,主要不在人学方面,而在天学方面。荀子把义理之天还原为自然之天,发展了孔子"天何言哉"的思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