刘知几评史馆修史

刘知几评史馆修史许凌云我们中华民族素来重视历史传统，自古以来历代政府都把记载和编修历史放在重要地位，设置史官专职其事，至唐更发展成有组织的史馆修史制度，历宋、元、明、清而不衰。研究中国史学发展史，不能不研究史官修史制度；研究刘知几的史学贡献，亦不能不...     

史学杂谈(下)

三、古代史官不等于史家,其职掌不应与史学工作混为一谈,他们在国家政治生活、社会生活中所起的作用,决不是历史学的功能。谈到我国史学的发生发展,不能不提到先秦至明清所形成的一套系统完整的史官制度。如前所述,我国自甲骨文开始就有了成文的历史记载,而后,一脉相承,连绵不断,留下了浩如烟海的历史文献。可以说,我国是重视历史记载最早的国家,也是保存历史记载最完善的国家。我国史学有这种世罕与匹的成就,与历代史官继往开来的笔耕不辍(当然也包括     

杜诗中的史官文化因素探析

中国古代的史官文化源远流长,影响深远。有唐一代修史成风,在此种氛围的笼罩之下,杜甫受此濡染,加之他特殊的身份,形成的史学思维、史官意识、史官品格等史官文化的要素便不可避免地反映在他的创作中,使得其诗“善陈时事,号为诗史”的性质更为凸显,也使得诗歌的艺术使命经杜甫一变而为史官文化的诗学使命。     

《左传》梦境记载的史官文化特色

梦境记叙与描写是《左传》记事—大特色,其复杂多样在先秦著作中绝无仅有.占梦记梦是早期史官的重要职责,《左传》对今人看来不可思议的梦境记载,由巫史文化特色所决定.《周易》的变通思想使得史官能够改变梦境神秘性的思维,从而以正视现实的态度看待“高岸为谷”的历史巨变.周代史官不仅参与礼的制作,还是礼的管理者和执行者,通过特殊的“书法”方式捍卫礼是他们的职责,因此,《左传》梦境记载还深受“礼”的影响、具有“礼”的烙印.     

试论先秦史学发展的特点

先秦是中国古代史学的发端时期。从远古神话传说的出现,到甲骨金文的记事、各种史籍的产生,以至春秋战国多种历史撰述的问世,史学的一些主要方面都已形成并得到初步发展。在这个过程中,也显示出史学发展的几个重要的十分鲜明的特点,这就是文字记载由简单的片段逐步形成正式的史书并出现多种历史体裁,史官产生和史官制度形成,各种历史观点和历史观念的并存等。     

古代历史记述形式的变化

希望研究清楚专属于中国古代王朝和候国历史编纂官的史官遗留下来的公式化历史记述的形式,为本文论证考据的目的。关于古代的历史,和写成文字的历史记录同时并行的还有口头的传说,在中国历史的流传上也起了重要的作用。自然口头传说的东西已经消逝了,虽然它对我们所掌握的中国古代的历史记述给以很大的影响,但对这个问题的研究只好等待其他的机会再去进行,而在这里专将王朝史官所写的历史记载作为资料,拟将其形式的变化和古代文化发展联系起来研究。中国古代的历史记述,作为史学     

百国“春秋”对西周叙事散文叙事功能、体式的拓展

《尚书》大多有一个叙事框架,但它和西周铜器铭文一样,是西周史官强化天子的权威和铭功的记事功能的实践.这种强化导致了叙事细化和言、事相兼的具有文书性质的叙事散文体式的产生.春秋时礼崩乐坏,史官的职责更多转向了“守典奉法”,即借历史著述和对君臣违礼犯法的记载来规范当时的君臣行为.适应着这一职能的转变,春秋时期的百国“春秋”在叙事功能上也由西周时期的强化天子的权威和铭功转向了“守典奉法”,并由此导致了西周重在记载礼乐仪式的文书式记事向记载事件发展过程和重视文采的历史著述的转变. .     

绝命之书：韩非使秦及《初见秦》相关问题考证

韩非使秦之年，学术史上有秦始皇十三年(韩王安五年)、秦始皇十四年(韩王安六年)二说，一年之差主因《韩世家》和《秦始皇本纪》《六国年表》记载不同。由记载的差异，我们可以看到秦火焚书历史事件的阴影，也可以看到战国诸国史官记载同一历史事件的不同角度。《初见秦》是《韩非子》首篇，《韩非上秦王政书》是第二篇开端，此乃韩非绝命二书。《初见秦》作者多有争议，本文从宏观政治立场与微观文本分析两个层次，考证其作者为韩非。     

先秦史官制度概说

我国历史悠久,史书发达之早与积累之富,举世罕见。从可信资料看来,自商周开始,历代王朝为了总结统治经验,谋求享国长远,无不“立史官以书时事,载善恶以为沮劝”。于是史官制度和官修史书的传统,历代相承,迄于清末,延续了数千年。数千年来,我国史书虽有大量散失,但流传至今的仍是汗流充栋,浩如烟海。其中有很大一部分是史官制度的产物,即官修史书,可见史官制度的延续与发展,对于我国古代史料     

武汉地名文化纵横谈

地名是城市历史发展的大事记,记录着城市发生、发展的全过程;地名可以为历史记载补遗,通过地名甚至可以剖解部分历史之谜,证实被史官忽略的历史真实;地名也是山水园貌的真实反映,同时也真实客观地反映了某一地在历史发展过程中表现出来的不同特色。     

《清实录》编纂中的曲笔

《清实录》记载了清朝政治、经济、文化、军事、外交及自然现象等众多方面的历史,是中国最后一部实录体史书。其编纂的过程,同历代实录一样,存在实录不"实"的问题。《清实录》编纂中的曲笔主要有粉饰性曲笔和受权力所迫的曲笔。实录的编纂制度和史官自身缺乏直书精神是造成史官曲笔的主要原因。     

高淳县纪委副书记毛峰：养天地正气 法古今完人

滚滚长江东逝水．浪花淘尽英雄。在历史长河中。多少英雄匆匆走过．历史仅记住了他们。在史书撰写时。多少官员粉墨登场。史官仅把他们列入了循吏传。那是因为他们足以彪炳史册．留香千古。《南京历史上的清官》一书。正是记载了诸多凝固在历史中、雕刻在史册上．传诵在百姓口头的巍峨形象。     

商周巫史文化论纲

中国上古时代巫术已成为人们的信仰，而重、黎为最早的巫师，是巫政合一的巫王时代；商代已突破重、黎时代属神属民的局限，演变为巫职专职化（官僚化）的巫官时代，传统的以宗教为主的原始史官发生转型，演变成官僚化的史官。商代文化的特质可以总结为巫史文化；周代文化的空前繁盛，与史官、史职的发达相联系，可视为具有人文精神的史官文化。南北巫史文化各异，具有强烈的历史意识和统一的人文理性的北中国的史官文化，与有着原始意象和宗教神秘体验的南楚国的巫官文化，在相互对垒与交流中而走向交融、合流     

元修《辽史》契丹早期史观解构

元修《辽史》关于契丹早期史的记载，不仅限于抄撮旧文、敷衍成篇，更是对契丹历史的重构，其间隐含的编纂因素与叙述框架值得深入剖析。对《世表》《营卫志》所见早期史叙述中的关键榫卯之处加以逐一拆解，可以发现元朝史官的核心工作方法是对不同文献系统的材料进行杂糅、拼接，形成一套看似整饬的历史叙述，其内在逻辑是站在后来人的立场上加以追溯、归纳，将契丹原本多元复杂的衍变轨迹简单化约为一元线性的发展脉络，忽略了不同时代、不同主体的历史叙述可能存在的根本性矛盾。走出元修《辽史》的契丹史观，应当成为辽金史研究开辟新局的必由之路。     

中国史学的传统与革新

中国史学源远流长,其历史记载之悠久,史学著述之丰富,史书体例之严密,史官建制之健全,在世界史学发展史上是罕见的。在从未中断的漫长的历史发展过程中,中国史学形成了与西方史学不同的独特的学科传统。这种传统不仅指导过古代学人的史学著述,而且影响着今天史学工作者的思维定势。这种传统,精华与糟粕并存。中国古代     

试论地理环境在先秦史官文化兴起中的作用

中国史官以其职业的智慧自始至终地参加了民族文化的构建，形成了独具特色、影响深远的中国史官文化。本文从地理环境的角度，论述了史官文化的特点和地位。认为有利的自然地理因素是史官文化发达的物质基石，复杂的文化地理环境是史官文化兴起的动力和源泉，优越的政治地理环境是史官文化兴盛的外在因素。     

我国古代史官和史官文化浅论

我国古代史官文化,是中国文化的重要组成部分,包含收集整理资料、记言记事、管理图籍档案、写作著述以及天人合一的思想等丰富内容,对后世影响深远。本文论述史官文化的内容和价值,对继承和发扬我国传统文化有较深远的历史意义和现实意义。     

略谈我国史家目录工作

目录工作,通过特定形式,记录文献的外型特征和内容概况,这在我国有着悠久的历史。《隋书·经籍志》有“古者史官,既司典籍,盖有目录,以为纲纪”的记载,《周礼》有“外史掌书外仓,掌四方之志,掌三皇五帝之书,达书名于四方”之说。既有“达书名于     

论黄帝身世和姓名

目前学术界对《史记·五帝本纪》所载黄帝身世和姓名的理解没有到位。笔者认为,“黄帝者,少典之子”一语应该理解为“黄帝是少典氏的后裔”,“少典”既是部落名称,又是时代名称,这个名称是春秋时期司空季子编造的。黄帝的名字“轩辕”是战国中期魏国史官编造的,他的姓氏“公孙”是西汉中期司马迁编造的。古代文献对于传说时代历史的记载往往透露了重要信息,很容易被人们忽视,需要我们认真研读,仔细考辨,既不可轻信,也不能全面否定。就研究传说时代历史而言,揭示这些文献记载形成的原因和过程至关重要。     

试论春秋时期史官制度的变迁

试论春秋时期史官制度的变迁许兆昌春秋时期，王室衰微，五霸迭兴，但无论王室还是诸侯国，都没有对各项制度进行较大规模的改革，因此，这一时期的史官制度，基本上延续着西周旧制。就建置看，西周时期的史官称号如太史、内史、左史、外史等，都在春秋时期被王室或诸侯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