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注辽上京 推进契丹—辽文化研究

首届辽上京、契丹-辽文化学术研讨会于2008年10月18日至19日在内蒙自治区赤峰市巴林左旗林东镇召开.     

辽墓反映的契丹人汉化与汉人契丹化

辽代出现了契丹人汉化与汉人契丹化的民族文化融合现象。辽西地区和燕云地区由于历史传统和民族构成的差异,在民族文化融合上呈现出不同特点。辽代墓葬资料反映出辽西地区民族文化融合强烈,契丹人汉化是整体性的,是历史发展趋势;部分汉人高官墓呈现出强烈的契丹化倾向,甚至完全契丹化。燕云地区民族文化融合相对较弱,汉人平民墓地和高官墓在葬俗上没有契丹化,但在日常的服饰、出行方式上出现了契丹化。这与契丹为统治民族,契丹文化上升为国俗地位有直接关系。     

辽代契丹南枢密院探讨

契丹南枢密院是主管行政事务和有关经济事务的部门 ,相对于北枢密院 ,其侧重于管理民事则是基本可以肯定的。辽代契丹南枢密院是从汉人枢密院过渡而来。且其过渡结束的时间为应历年间 (公元95 1— 968)直至兴宗即位前 ,契丹南院枢密使全部为汉人。既使在辽圣宗统和年间以后 ,随着封建化改革的推进 ,北面官系统的中丞司与南面官系统的御史台共同承担起了监察的职责     

辽代尚父考

辽代获尚父称号的臣僚约有17位之多,堪称历史上的奇特现象。尚父中既有宰相,也有其他臣僚。他们基本都是年事较高、社会声望也较高的老臣,而且大都对辽王朝政权的巩固和发展作出过重大贡献。尚父群体在民族属性上虽以契丹族为主,但却具有多民族成分,体现了辽代多民族社会上层联合统治的特点。     

辽代契丹人姓氏及其相关问题考探

古代东北地区少数民族的部族名称和姓氏经常与其所居之地的山水之名有密切联系 ,辽代契丹人的耶律姓应源于其祖居之地西剌木伦河。契丹耶律氏自称汉姓为刘 ,改“审密”为萧 ,仅从音韵学角度去探讨是远远不够的。从耶律氏封爵多以漆水为郡望、萧氏封爵多以兰陵为郡望及辽朝契丹人自称是黄帝后裔这一史实进行考察 ,改汉姓为“刘”、“萧”是辽朝绍周、汉继统思想的反映 ,证明《辽史·后妃传》序的记载是可信的。辽代后族述律氏本为契丹人 ,不是回鹘人 ;二审密就是指述律氏 ,而不是述律氏之外另有“二审密氏”     

辽代的民族融合与历史文化认同意识

双轨制政治文化机制是辽代民族融合的特色.辽代民族交融历史特色的形成与辽代契丹居民与汉族居民之间深厚的历史文化认同意识有着紧密的联系,辽代史学则是反映这一历史进程的重要载体.探讨辽代民族交融与史学发展的关系,有助于我们客观地叙述多民族历史发展的真实面貌,总结历史经验,并推动对辽代史学演进特点的研究.     

辽代契丹族姓氏及其分布

契丹族只有耶律与萧二姓,这种姓氏制度与其婚姻制度有直接关系.契丹族二姓的来源同他们部落所居地名有关,也与中原汉姓的攀附有关.通过对二姓分布地区的考察,不仅可以了解其人口的分布、迁移历史轨迹,也可以看出二姓联系紧密,不仅政治上保证了辽国的政体稳定,在军事上也是国家安全最是有力的保障.     

辽代文化与政治述论

辽代文化及文学活动与政治的关系相当紧密,无论是朝廷推行的文化政策、外交行为或文人的创作、交游等皆与政治有着千丝万缕的联系,基本上属于社会上流阶层拥有的文化行为。     

辽代文学论

辽代文学既是当时的北国文学 ,也是中华文学不可分割的组成部分。辽代文学的崛起 ,为多元一体、北雄南秀的中华文学提供了同北宋文学优势互补、异轨齐驱的重要范本。现存辽代文学作品 ,以诗文为主。辽代初期的诗文传留殊少。中期以后文化趋于繁荣 ,作者逐渐增加 ,艺术技巧日益成熟 ,作品开始大量涌现。而契丹族妇女文学的崛起和发展 ,是中国文学史上一个十分引人注目的现象。辽代的妇女作家以萧观音、萧瑟瑟为代表 ,其文采风流 ,不让须眉。辽代的口头文学 ,主要有神话传说、民间歌谣等。辽代的神话传说大多与契丹民族的历史发展有关 ,是民族发展的曲折反映 ;其国土风俗歌谣纯朴遒劲 ,指陈时弊的讽刺歌谣俚俗生动。辽代的契丹文文学 ,也取得了颇为可观的成就     

中原文化认同视域下辽代卤簿研究

卤簿作为帝王以及王公贵族、大臣等外出时的车马仪仗,是古代社会国家权力的象征及皇权物化的表现。关于辽朝卤簿的相关问题,当前学术界鲜有涉及,对于该问题的系统性研究尚显不足。从辽朝卤簿来源及其车舆形制出发,可以探寻辽朝卤簿发展演变过程,同时关注辽朝卤簿在不同时期对于中华文化认同等问题;以此为基础,通过对这一时期历史文献和考古资料的解读,丰富中华民族共同体形成与发展的研究。     

辽金文化比较研究

由契丹和女真族分别建立的辽、金王朝，其化发展脉络有着许多异曲同工之处。共同或接近的自然环境、生产力发展水平，明程度，社会发展规律的作用以及接受汉化影响等，是契丹与女真，辽与金化出现共同之处之原因；而其族源不同、借鉴吸收汉化程度各异以及自身因素、所处时代背景等，又是导致其化存在差异的重要因素。     

辽代上京留守选任研究

着重从家庭出身、入仕途径和仕宦资历等三个方面分析辽代上京留守选任,大量契丹世家大族和少量汉族入选为上京留守,体现出选任上京留守的民族性和一定的开放性,民族融合明显,契丹皇帝在选任上京留守时具有主导权,这些将对推动辽代五京留守研究起到积极作用。     

北宋诗人眼中的辽境地理与社会生活

北宋欧阳修、苏颂、苏辙在出使辽国(契丹)途中写下的纪行诗,记录了他们经行的路线和沿途见闻,为认识辽代我国北方地区的自然环境和社会生活,提供了生动形象的材料,具有较高的史料价值,苏颂的前后<使辽诗>尤其如此.     

辽代宫廷变乱与其制度的关系

有辽一代,最高统治集团内部的争斗不断,史称“辽之内难,与国始终”。造成辽代宫廷变乱频繁发生的因素很多,就制度方面的因素而言,传统的世选制,契丹“王族惟与后族通婚”的婚姻制度、头下制度都与宫廷变乱的发生有或多或少的关系。因为这些制度本身有不可克服的不稳定因素,它们构成了辽代内难发生的客观条件。     

辽代都城研究中的几个问题

学术界对辽代都城的研究,主要集中在上京的朝向、上京"城分南北"的原因、中京城的历史功能、辽代都城对中原都城制度的仿效等相关问题上,并出现了不同的见解及其争论,有必要综合既有的意见,对各问题加以进一步研究探讨。     

汉代风俗文化与汉赋

汉代风俗文化对汉赋具有不可忽视的影响,这主要表现为：风俗文化是汉赋题材内容的重要来源;汉赋喜用铺陈夸张手法、风格闳富奇丽等艺术特点的形成与汉人喜爱奇谈虚语的风气、汉代的神仙信仰、汉人追求完整繁富的审美风尚以及其他种种多姿多彩的风俗事象都有一定关联;汉代文人赋对本时期民间文学有较多借鉴。     

宋代翰林学士与契丹（辽）及金的交聘

两宋时期,都有翰林学士出使过契丹（辽）及金国。不过,这一现象并不普遍。两宋翰林学士的出使,似乎并无一特设的前提,担负重要使命的专使与履行一般使命的常使均可由翰林学士担任。翰林学士担任外交接待工作,任馆伴使的相对较多。无论是出使,还是接待来使,熟悉外交礼仪、学识渊博的翰林学士正是合适的人选。     

辽朝社会保障措施述论

辽朝为了维护社会稳定,采取社会保障措施,包括社会优抚、社会福利和社会救济。社会优抚主要包括优恤将士、优遇致仕官吏、优抚年老百姓等;社会福利主要是赏赐皇族、近臣、功臣、贫弱群体等;社会救济主要包括救灾、扶贫等。辽朝的社会保障措施对社会稳定起到了一定作用,但也具有明显的局限性。     

涵化：清入关后的满汉文化关系

在满文化与汉文化的长期接触、影响过程中,满族文化并未发生单方面变迁,满汉文化也并未融合为一个新的文化,而是出现了“我中有你,你中有我”的满汉文化“涵化”。无论是在伦理思想、语言、服饰方面,还是在饮食、文学艺术、习俗等方面,满汉文化都表现出涵化的现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