是多余人,还是叛逆者?——贾宝玉与奥涅金比较研究

自从普希金在诗体小说《叶甫盖尼·奥涅金》中塑造奥涅金这一“多余人”形象之后,在俄国文学中又出现了皮却林、罗亭、奥勃罗摩夫等一系列“多余人”艺术典型,构成了独具风采的人物画廊,在世界文学中占有独特的位置。世界各国的历史发展总有许多相似之处,因此,在一个民族文学发展过程中,也可能会出现自己民族文学的“多余     

鲁迅笔下的“多余人”与俄国文学史中“多余人”之比较研究

十九世纪的俄国文坛上,出现了奥涅金·毕乔林等一系列的“多余人”形象。无独有偶,在二十世纪二十年代的中国文坛上,在鲁迅先生的笔下也出现了吕纬甫、魏连殳等“多余人”。两种“多余人”在其产生、发展及基本性格特征等方面都有着相同之处。但由于时代和社会背景的差异,更由于鲁迅对封建制度本质一针见血的揭露和大无畏的革命精神,使其笔下的“多余人”形象表现出独具的特点。本文经过比较分析,认为鲁迅笔下的“多余人”的产生是他本人对中国历史和现实生活认识的产物,也是他在革命低潮期和婚姻不幸、兄弟失和时,内心苦闷、彷徨的一种表现。     

陈奂生“阿Q精神”新解

“拾便宜”的心理，不仅仅是某个人某个人群的心理，它存在于一个民族乃至人类的心理之中，具有社会群体性乃至人类群体性的特点。在这种意义上说．它具有社会心理学、文化心理学、文化人类学上的意义。从社会群体而言，它具有个体性，又具有群体性的特点。从人类群体而言，它又具民族性，它是一个民族文化积淀的结果。一个民族文化的优劣，常常会导致这一民族文化心理的优劣，造成民族劣根性，因此，这一心理是民族劣根性之一种。从人类的欲望而言，这一心理又是人的欲望之一种，它存在于人类历史的始终，因而带有极强的“原罪”色彩。单就…     

新疆哈萨克“民考汉”青年亚文化浅析

哈萨克“民考汉”青年群体亚文化是在本民族文化和汉民族(不止汉民族)文化的双重影响中形成的;具有较强的文化适应能力;在某种程度上弱化了本民族文化隔离机制;能通过汉语打开世界文化宝库的大门;与本民族主导性文化既有共性也有差异,故在一定程度上既有适应性又有冲突。这一群体的总的弱点是母语水平不高,这妨碍他们充分发挥自己的潜力与优势。     

泛罗亭论

“小说家中的小说家”屠格涅夫在《罗亭》中塑造了一个百年之谜式的人物,那就是小说的主人公罗亭。百多年来,人们难以断定罗亭究竟是英雄还是懦夫。评论界常常重复“无用人”或“多余人”典型之说,但这一“定论”往往引起疑问。高尔基就曾认为“理想家的罗亭比实际家和行动者是更有用的人”。瞿秋白也曾作过“善良的多余人”或“无用的好人”的补充。近年来,苏联评论界又出现了罗亭英雄说。总之,这仍然是一个值得探讨的问题。     

从光源氏与贾宝玉的比较,看“多余的人”形象特征的同异性

(一)光源氏与贾宝玉两个形象在世界文学史上都占有重要位置。虽然这两个形象出现在不同的时代、不同的民族;但是,从比较文学角度来看,可以发现光源氏与贾宝玉同属“多余的人”的形象,他们的本质特点是一致的,仅是在表现形式上存在一些差异而已。光源氏与贾宝玉的形象同世界文学史上所有的“多余的人”形象,几乎具有完全相同的本质特点。我们知道,世界文学史上常常出现一种带规律性的文学现象,而它又是社会现象在文学中的艺术反映。例如,许多作品中的主人公,往往个性顽强,抵触与     

生态和社会环境视阈下的傣族民族工艺

民族工艺是傣族人民适应自然和生态环境的一种生存技能的体现,是生活智慧的结晶,从一个层面反映了人与自然的互动关系.同时,傣族民族工艺的产生和发展,又往往被打上了傣族社会文化的印痕,是社会生活的一种提炼和浓缩,从另一个层面反映了人与社会的关系.这两层关系既是傣族的民族工艺产生和发展的基础和前提,也是傣族民族工艺文化的特性和象征.     

“多余人”形象的发展及其现实意义

19前半叶,俄国批判现实主义作家塑造了一批独特的文学形象,即“多余人”。奥涅金、毕巧林、罗亭和奥勃洛摩夫是这一系列形象的典型代表。作为社会现实在文学作品中的反映,“多余人”现象的发展和演变也是一个历史过程,有其必然的发展规律。“多余人”形象具有很强的社会现实意义,本文在分析其发展规律的同时,着重阐述“多余人”形象的社会现实意义。     

论社会主义荣辱观的践行路径

一个民族能否在全球化激烈竞争中取胜,关键是要重塑民族文化,将传统文化与现代文明相结合,增强新时代的民族竞争意识和创新意识,增加民族凝聚力。践行社会主义荣辱观是一项改造主观世界的系统工程,包括“德知”、“德行”、“德制”三大环节,这三个环节既有层次上的递进关系又存在相互渗透的关系。     

在积极应对全球化趋势过程中坚持我国文化建设的独立自主性

文化是一个历史范畴,也是一个民族的精神命脉和生存根基。失去了文化身份和特征的族群,仅仅是“人口”,根本谈不上是独立的民族。当今世界范围内的“全球化”趋势并不意味着民族文化的消亡。世界上每个民族都在努力维护自己的文化身份和权力,发达国家及民族如此,发展中国家及民族更是如此,这是事关国家与民族利益的“软权力”之争。     

李德裕遣逐杜牧探因

杜牧对牛李两党的态度,前人有“恩牛怨李”和“党牛怨李”两说。杜牧怨恨李德裕,是因为他在会昌二年（842）遭到李德裕的遣逐,被迫由比部员外郎移任黄州刺史．本文从杜牧与牛僧孺的密切交往、杜与李德裕的政治矛盾、杜牧与李德裕道德意识上的差异三个方面,探讨杜牧遭遣的主要原因．     

独立学院亟待解决的几个问题

独立学院是近年来高等教育改革大背景下出现的以民办机制运作的办学形式,是我国高等教育办学体制改革新的突破点。独立学院的产生有其客观必然性,是计划经济向市场经济体制发展的产物。从总体上看,独立学院的发展是健康的,基本符合教育部关于试办独立学院形式的要求;但是,独立学院在发展中,不可避免地会出现一些困难、问题和矛盾。如:产权界定问题、政策环境问题、办学定位问题、融资问题、教学管理问题等,因此探讨独立学院的发展历程及存在问题,分析其发展趋势,对独立学院的健康持续发展具有重要的意义。     

杜牧的命运曲线与灵魂本真

杜牧一生困踬不遇,怏怏不平,壮心不衰,济世情切。特别的英雄品格、独特的人生遭遇,使其理想之志总是与现实世界抵牾,他的心灵也一直在痛苦地痉挛着。本文力图沿着诗人的命运曲线,领略他的奋斗与追求、苦闷与彷徨,进而呈示特定年代中诗人的灵魂本真,对杜牧与牛李党争的关系及出刺黄州的原因提出新的看法。     

从《四松》诗看杜甫的存在意识

杜甫在自己的创作中为松树建立了一个小传统。他初植四松时所存的“千年意”,在《四松》一诗里得到了明确的表达。杜甫在一个近乎被世界遗忘的时段里,仍苦苦追求和寻觅存在的价值和意义。《四松》诗旨,非关家国黎庶之思,实存老盖千年之意。杜甫具有伟大的自觉意识,他相信,年寿有时而尽,漂泊之苦亦止乎其身,而他的诗歌伟业必将传承千载而不灭。“勿矜千载后,惨淡蟠穹苍”二句,实际上在面向未来的时代说话,面向未来呼唤知音。     

杜诗名词缩略语研究

名词缩略语是杜诗中经常出现的一种别具匠心的言说形式,是对散文句式的一种诗化变异。本文探讨了这一形式的特点及其产生发展过程,对共在杜诗中的表现作了具体研究,指出诗人之所以经常使用这一形式,除了抒情言志的需要外,在艺术上还追求意象的直观和丰美,增大诗句的容量,获得多义模糊的效果。     

论茅盾笔下时代女性的精神悲剧--兼与五四时期女性作比较

茅盾笔下的时代女性形象群是一个特殊的群体.她们身上有着强烈的悲剧色彩,具体表现为自身无法摆脱的矛盾冲突梦想与现实的冲突;灵与肉的冲突;情与理的冲突;生与死的冲突.这种精神悲剧的形成有其深刻原因.     

诗情偏向雨声浓———论杜甫的写雨诗兼与李商隐比较

通过对杜甫写雨诗的分析、对比,文章认为由于雨的特点、居住地的气候、中国古典诗歌中写雨诗的传统和自身的心理特征等因素的综合影响,使雨成为杜甫经常描写的对象;写雨诗则表现了杜甫丰富而敏锐的情感,显示了杜甫生命的境界.其特点为在描绘雨时,杜诗体物工妙;在用雨来营造意境时,杜诗造境浑融;在用雨来象征暗示时,杜诗比兴深微;而李商隐的写雨诗作为个案,则深刻地反映了杜甫写雨诗的巨大影响.     

从心理学视角看农民工与市民的群际冲突

农民工在城市就业时与城市居民在互动中产生了冲突和磨擦，而这种群际冲突的实质是人们把自己看作不同社会群体的成员而发生的内隐或外显的对抗行为。社会类别化是群际冲突产生的认知基础，而相对被剥夺感是群际冲突的基本心理动力，群际冲突产生的直接原因则是农民工和城市居民之间有着利益冲突。要想减少这种群际冲突，就要消除刻板印象，通过平等的接触加强相互了解，并且要运用规范使冲突去人格化。     

时空并驭，造境宏深——杜诗艺谈

“时空并驭”是杜甫首创的一种表现手法,是指在一个押韵单元的两句诗中,从时间与空间两个角度下笔,以描写山川风物或塑造抒情形象。这种手法在创造宏深诗境上取得了成功。它的生成依据是杜甫的宇宙意识和独特的时空感受。     

杜甫诗中的议论

杜诗中的议论是一种抒情手段,具有韵味深长的基本特征。诗人一方面保留议论的普遍特征如意见的外指性、判断的鲜明性以及推理的层深性和曲折性,一方面又通过对日常逻辑的变形使其成为诗的议论。其特殊表现功能,在于由此派生的互相对立的表现效果之融合。杜诗中的议论还具有积极的结构功能:或是对形象和抒情加以点化以升华主题,或是在诗中起组织的作用而兼得气势与骨力之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