李渔的喜剧创作及剧作喜剧性探因

李渔是中国戏曲史上第一个自觉地致力于喜剧创作且数量最大、成就最高的作家 ,这种自觉的戏剧行为与他对戏剧艺术的理解、他的人生态度以及他的剧作的服务对象有着密切的联系。李渔虽然身负盖世才华 ,却始终与功名无缘 ,不得不以近于帮闲的身份为达官贵人演剧佐觞 ,在悲剧的人生面前 ,他却以喜剧创作自娱娱人。他对现实不满却不能与所厌恶的社会现象一刀两断 ,因而 ,形成了思想上的深刻矛盾。这种思想矛盾导致了创作中的喜剧精神 ,从而驱使他运用各种艺术手法创造了无与伦比的喜剧效果     

浅析李渔小说的喜剧特点

李渔是个喜剧型作家 ,其喜剧手段主要有戏剧化情节和喜剧型人物、“团圆之趣”和转悲为“喜” ,以及“俗中求雅”的语言风格 ;其小说虽云“无声戏” ,实可看作“无声的喜剧     

从《闲情偶寄》看李渔的喜剧思想

《闲情偶寄》是李渔最重要的一部理论著作,也是他的喜剧思想的集中体现。作者创造性地提出了一系列新的戏剧理论和见解,并对戏剧,主要是喜剧的特殊规律作了较全面的总结,成为中国古典戏剧理论的集大成之作。     

论李渔喜剧性小说中的生命活力

李渔的拟话本小说具有浓厚的喜剧氛围,作家和读者在创作和欣赏过程中皆能体验到一种重要的喜剧性情感,即旺盛生命力所带来的快感。李渔的小说情节多是沿着愕然大惊继而释然大悟这一基本轨迹一波波层出不穷、张弛相间的喜剧性节奏展现出生命力动态的持续平衡。他还凭借自身的丰富经验和机巧智慧,激发喜剧灵感和生命活力,使思维幻想化、趣味化,在设计与解决尖锐矛盾冲突的过程中,展示出生命力的活跃与强大。李渔小说中的人情、事理又常以新奇为特点切入人们的心灵,充分调动读者紧张、兴奋的心理机能和敏锐的艺术感受力。     

惩劝与娱乐——李渔小说喜剧化的内在精神研究

在爱情婚姻上的重欲轻情,对现实矛盾和人类真情的虚化,对传统伦理道德的解构,是李渔小说喜剧化的内在精神的具体表现,同时也影响了他的创作境界.     

李渔与莎士比亚喜剧人物比较研究——以“典型人物”和“关键人物”为中心

李渔与莎士比亚分别作为东西方喜剧创作代表人物,其创作既有相似性,也有各自不同的特征。李渔善于从人物的共性中提炼个性,从而使人物形象“典型化”,莎翁则善于重点刻画人物的个性,将共性作为点缀,使“典型人物”更加饱满立体。李、莎喜剧中的“关键人物”塑造相似之因可归结为戏剧创作的基本规律使然及人物原型源于俗世,中西方不同文化所致的戏剧创作系统之分野则导致其差异性。李渔“风流道学”之心性使其刻意摹画喜剧中的“典型人物”和“关键人物”,莎翁“写实”特质则令其喜剧中的每一个人物都对应着现实原型。李、莎喜剧正因为都取材生活、通俗入世,才有广泛的受众。探赜二人喜剧创作的不同侧面与奥秘,也有助于当今的戏剧实践。     

无厘头电影喜剧语言的修辞技巧分析

无厘头电影对于喜剧情节、喜剧人物、喜剧动作、喜剧语言等各种喜剧元素进行了精心设计。其中许多广为流传的经典喜剧台词,正是使用了形形色色的喜剧语言修辞技巧,如谐音、夸张、不恰当比喻、重复、错综、仿拟、拼贴、反语等等,才制造了令观众捧腹的喜剧效果。     

李渔的喜剧创作论

李渔是清初著名的喜剧理论家和剧作家。三百年来,由于他在戏剧理论方面的建树而闻名遐迩。其《闲情偶寄》一书,学术界曾作过多方面的论述。在其比较完整、系统的编剧理论中,令人瞩目的是对喜剧自身的一些基本规律,进行了研究和总结,提出了一整套合理的主张,成为中国戏曲理论发展史上的一座里程碑。本文试图就李渔的喜剧创作理论作些探讨。李渔关于喜剧创作的理论和技巧,涉及的问题相当广泛,提出了一系列具体要求。第一,把新奇有趣的笑料、笑话,作为喜剧创作的素材。李渔生活的时代,舞台上不少带有迷信成分的剧目沉渣泛起。对此现状,他非常不满,愤愤不平地写道:“昔人云:‘画鬼容易,画狗马难。’以鬼魅无形,画之不似,难于稽考;     

论李健吾的喜剧创作

李健吾是一位具有独特风格的现代喜剧作家 ,他的喜剧成就建立在性格塑造和世态描摹这两块坚实的基石之上 ;结构精巧、语言俏皮、寓悲于喜、启人深思 ,是其喜剧的主要艺术特色     

陈白尘幽默喜剧创作刍议

陈白尘无疑是中国现代讽刺喜剧最具代表性的作家,但他同时也创作了一批幽默喜剧.对这部分作品的分析,不仅有助于我们认识陈白尘创作的另一侧面,而且有助于我们从幽默喜剧和讽刺喜剧相互关联的角度去把握作家对于中国现代喜剧的贡献.     

明末清初的“另类”文人典型——李渔心态及其对文学创作的影响

由于受到明代后期追求个性自由和宋元以来享乐思潮的双重影响,李渔形成了以闲适享乐为主的心性特征,一方面推崇情感解放,肯定人的自然情欲,大讲依红偎翠的浮华生活;另一方面李渔作为一个封建时代的文人士子,注重文学的劝惩与审美陶冶作用,积极进行戏曲小说的创作,形成沉沦与超越的双重品格,并对他的文学创作产生了重大的影响。他的作品,劝惩与享乐统一,雅与俗互动,多采用戏拟与反讽的叙事策略,所有这些,都是和他的心态有着密切的关联的。     

喜剧语言、喜剧情境与喜剧形象的完美统一——论赵树理小说的喜剧美

赵树理小说最显著的美学风格,是它焕发着一股勾魂摄魄的喜剧美。它主要体现在运用喜剧性很强的语言去创造喜剧情境、设置喜剧冲突,在喜剧冲突中刻画喜剧性格、塑造喜剧形象上,做到了三者的完美统一。     

俗文化视野中的李渔创作研究

作为通俗文艺大师，李渔的传奇和小说在人物构成、情节处理、思想表达诸方面都显示了对实际生活的贴近：展示罗列普通市民的情感，指导普罗大众的生活，通俗流畅，娱乐性极强。在当时及后世的观众以及读者群中都获得了极好的影响。但这种以大众审美趣味为旨归，不仅自娱、更为娱他的创作实践却遭到了历代的恶评和诋毁。李渔的这种遭遇是中国传统文学审美取向上雅俗之争的又一个表现，同时恰可以为传奇和传统小说的衰落作一注解。     

陶渊明意象在明末清初的建构——基于明末士人李渔为中心的考察

明清易代给明末的遗民士人群体带来了巨大的心灵创伤,他们通过回忆陶渊明在一定程度上减轻了这种伤痛。这种记忆当与明末动荡不安的社会环境、阳明心学的影响等因素有关。若对陶渊明做人物形象研究,则仅仅依据后人的历史记忆作为史料会有失偏颇,应当综合各种史料才能比较真实地还原历史人物的形象     

元代审美风尚与喜剧创作的兴盛

元代喜剧不仅是中国古典喜剧创作的第一次高峰 ,同时也代表了中国古典喜剧创作的最高水平。元代喜剧产生于一个特殊的时代 ,具有特定的文化背景 ,体现着一种新的审美特征。元代喜剧创作的兴盛与元代审美风尚的变迁有着十分密切的联系。元代喜剧创作的繁荣 ,既是元代社会变迁与时代文化选择的产物 ,也是喜剧艺术自身积累与发展的结果。探讨元代喜剧繁荣的深层原因与内在规律 ,将有助于我们更为准确地把握元代喜剧的鲜明特色与重要贡献     

李渔商业化戏曲创作追求成因探论

人们一般认为李渔“卖赋以糊其口”、率家庭戏班干谒权贵之门“打抽丰”的做法是其品性低劣的表现 ,作者则认为李渔商业化的戏曲人生之路既与他内在的秉性有关 ,也与他的人生历程及他所处时代的政治、经济、文化、地域背景有关 ,他商业化的戏曲创作追求是他仕宦之道破灭后力求改变自身生活状况的一种特殊方式     

论陈白尘喜剧创作的讽刺艺术

陈白尘善于从对社会的结构认识和对现实的政治认识出发来选择喜剧对象,通过揭示这些否定性喜剧对象的内在矛盾和本质,来发挥讽刺喜剧的社会作用和艺术作用。在讽刺对象、讽刺目的、讽刺效果及讽刺方法等方面,陈白尘讽刺喜剧都表现出了特殊的艺术追求。这种以讽刺为本位、充分吸纳其他喜剧艺术因素的观念与方法,促成了讽刺喜剧的讽刺性因素和喜剧性因素的有机融合。     

李渔的诗

李渔是位杰出诗人,过去人们只以传奇作家、小说作家、戏曲理论家看待李渔,是不全面的。正如他的朋友所说:"止以词曲知笠翁,即不知笠翁者也。"他在明清易代、社会变革之际写的许多诗,描写历史沧桑、时代悲凉,为民众呼号,歌唱和咀嚼百姓的大哀痛,这些诗乃是他一生所作诗歌的最高成就,也是放在中国几千年来无数优秀诗篇中并不逊色的作品。特别是他对民族和亿万百姓的命运进行了严肃的思考,对苍天、对历史进行了呼天号地的叩问,可以说,这些诗是清诗中的上乘之作,也是对整个中国古代诗苑的重要贡献。     

上海城市文化与杨绛的喜剧创作

20世纪 4 0年代的上海是一座处于新旧交替时期、兼容中西文化的东方大都会。这期间 ,杨绛居住在这座城市中 ,创作了她仅有的两则喜剧 (《称心如意》和《弄假成真》)。上海这座城市本身具有的喜剧性影响了杨绛喜剧的创作风格 ,这座城市不彻底的现代性和“上海人”不彻底的“市民”身份决定了杨绛喜剧在题材、人物和喜剧结构上的特色。在上海城市文化影响了杨绛的喜剧创作的同时 ,杨绛也在她的创作中积极地消弥其中的冲突和裂痕。这种互动的创作使得杨绛的喜剧作品成为中国现代戏剧史上风俗喜剧创作中的巅峰之作     

唯我填词不卖愁 一夫不笑是吾忧——从《风筝误》的喜剧创作技法看李渔论戏剧结构

李渔不但是一位多产的剧作家，而且是一位优秀的戏剧表演艺术家和导演。他总是从舞台实践的角度出发，探究戏剧创作与演出的规律。一部《李笠翁曲话》，堪称中国古典戏剧美学史之代表作，其中以《风筝误》的艺术成就最为突出。该剧以放风筝为缘机，在才子与佳人、拙夫与丑女相互错位而最终各适其配的婚恋故事中展开，集中体现了李渔的创作理念与审美趣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