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司马迁的文化学术史观

司马迁的文化学术史观是一个被人忽视的问题。本文认为在《史记》的中国通史之中内涵着一部中国文化学术史,司马迁的文化学术史观是《史记》通史的内在生命。文章从四个层面探讨了司马迁文化学术史观的具体内容：一是司马迁基于对学术价值的认识而论载文化人的生平事迹、学术建树和学术源流;二是以孔子作为中国文化学术发展史的枢纽;三是以百虑一致殊途同归的思想方法吸取百家之长;四是通过“厥协六经异传,整齐百家杂语”而铸成司马迁的“一家之言”。     

从《史记》看司马迁的生死观

生死观是人类永恒的话题，司马迁和《史记》更是无以回避。探讨分析了司马迁之生死观在《史记》中的体现及内涵，并略论了司马迁生死观对儒道两家的继承和发展，以及对后世的影响。     

论《心灵史》的宗教母题叙事

以《心灵史》为标志 ,张承志的小说创作从文化寻根进入到血缘寻根阶段 ,《心灵史》的杰出之处在于它对 2 0世纪中国小说宗教母题叙事的发展 ,一方面 ,它继承了“五四”新文化运动中从文化比较中体现宗教价值取向的理念 ,使伊斯兰宗教文化第一次在中国现代文学中获得诗性的阐释与定位 ,另一方面 ,作者在叙述中的激情投入不仅体现了现代文学宗教母题叙事模式的扩张 ,而且体现了当代知识者对宗教价值取向自由言说的追求     

知人论世：韩婴诗学的再解读

韩婴诗学不仅在汉初得列官学，而且有《韩诗外传》存世。关于《韩诗外传》著述性质的讨论，无论是司马迁的“推《诗》之意”,还是班固的“推诗人之意”,关注点均在文本意义上的诗学层次，而不是发挥诗义方式上的诗学层次。“诗”与“诗人”的一字之差，其实体现了司马迁与班固在各自经学观下对《韩诗外传》的不同理解，可视为探讨《韩诗外传》相关问题的学术参照。只有着眼于韩婴其人及其诗学系统，将之放在区域文化史背景下作深入分析，才能更加客观地评论《韩诗外传》,并充分认识韩婴诗学的学术价值与历史地位。韩婴质朴的学术品格、分明的处事风格，以及包括诗学传统在内的燕赵地域文化的滋养，对《韩诗外传》的命名、特点、传播等诸多方面确实产生了重要影响。     

司马迁评商鞅探微——兼论《史记》“太史公曰”的独立价值

司马迁在《史记》中分别为先秦法家的商鞅、韩非、李斯列传并作评价。对韩非和李斯,司马迁在批判的同时还表现出了一定的同情。而对商鞅,司马迁则是矛盾的。一方面是《史记·太史公自序》《秦本纪》和《商君列传》正传中对其历史功绩的充分肯定,另一方面却是《商君列传》的"太史公日"中不能抑制的苛责和怒斥。之所以如此,一方面在于李陵事件对司马迁身心的影响,另一方面是《史记》"太史公曰"独立价值的体现,同时也是儒法两家思想在司马迁身上合而未融的反映。     

试论司马迁的经济思想

作为中国史学的开创者之一 ,司马迁通过自己的刻苦攻读和实地调查 ,将先秦唯物主义思想、黄老之学、儒家思想以及楚、齐等区域文化有机地结合起来 ,奠定了《史记》“究天人之际”、“通古今之变”的风格典范。而他通过《平准书》和《货殖列传》所体现出来的经济思想 ,不仅是这一风格典范的代表 ,同时又极大地丰富了《史记》思想体系的内涵     

试析司马迁的重商思想

司马迁是在历史著作中专章谈经济问题的第一人 ,从《史记·货殖列传》与《史记·平准书》中 ,我们可以读出司马迁在经济思想上的“一家之言”。在司马迁的经济思想体系中 ,其主要特点是反传统。他在《史记·货殖列传》中旗帜鲜明地提出反传统的经济思想 ,重视商品经济发展是其经济思想体系中的重要内容。“重商论”也是司马迁反传统经济思想的具体体现     

杨宪益汉诗英译理念的变迁——从《楚辞》到《红楼梦》

杨宪益的汉诗英译可以分为前后两个时期,从前期的《楚辞》翻译到后期的《红楼梦》诗词翻译,不同时期的译本体现出译者迥异的诗学理念。结合相关回忆性材料,对杨氏在不同时期关于“诗歌能否翻译”与“诗歌如何翻译”两个问题的诗学理念进行考察,揭示其汉诗英译诗学理念变迁的轨迹,同时客观描述了该过程中伴随发生的译者对翻译本身兴趣的变化,最后指出译者兴趣因素对于翻译行为的重要影响。     

班固之“实录”论

班固撰《汉书》,为司马迁立了专传《司马迁传》,评司马迁《史记》为“实录”,这为“实录”论立了丰碑。此论包含事、文、义三方面的准则要求:一是“事核”、“事理”,即要求记事真实,善序事理;二是“文直”,“辨而不华,质而不俚”,即传人记事,要求文质相称;三是“不虚美,不隐恶”,即要求传人记事必须达义,美恶如实,不虚不隐,公示于世。班固之“实录”论,承上启下,不只是评司马迁《史记》,还有确立中国史学本体理论的重要的历史意义。     

从古书体例辨“论大道则先黄老而后六经”

班固对司马迁“论大道则先黄老而后六经”的总体评价,因将司马迁与其父的思想混为一谈而颇受指摘。晚近学者以为,《史记》中表现了道家思想倾向,故有班说。但这种解释较为笼统。本文从古书体例的角度进行研究,认为《太史公自序》承载着《史记》叙录的功能,并且是一篇以司马迁和司马谈为主要人物的合传。《论六家要指》一文具有“经说”体的结构特征,极有可能是司马氏父子的合著。由此得出的结论是,《论六家要指》是《太史公自序》中一个不可缺少的有机部分,它反映了汉初思想的总体状况和司马迁的家学渊源,是对《史记》的创作产生深远影响的理论起点。所以,从古书体例来看,“论大道则先黄老而后六经”用在司马迁身上,不失为一个正确而又精当的论断。     

《史记·屈原贾生列传》“太史公曰”发微

“太史公曰”是《史记》中司马迁评价历史人物与事件的标志之语。学界对《史记·屈原贾生列传》“太史公曰”的理解仍存在着歧义,而如何理解这一问题涉及到如何认识司马迁对屈原的态度问题。结合屈原的作品和司马迁的思想,可以看出,其传赞高歌了屈原热爱故国、坚守高洁和追求美政的精神。传赞还反映出,司马迁对屈原的认识也受到贾谊的影响,但最终经过反思,仍然肯定了屈原殉国的崇高精神。     

司马迁对天道的怀疑与信仰

司马迁相信天命(blind fate),但对天道(divine justice)的态度却是矛盾的:一方面,他大胆地怀疑天道,对天道的不公愤愤不平;另一方面,他又相信上天能明察秋毫,福善祸淫,给人间主持公道.对天道的矛盾态度是情理矛盾的反映.     

简论司马迁的人生价值观

司马迁的人生价值观是他“一家之言”的重要组成部分,也是中华民族宝贵的精神财富。司马迁把“立德”、“立言”、“立功”作为人生的三大价值取向,认为在挫折和逆境中忍辱奋进是取得巨大成功的重要条件,在他看来,人们应当珍视生命,面对死亡应有崇高的价值追求,要死得其所,要死得有价值。     

论司马迁游学

游学是中国古代传统文化的一项重要内容,为揭示游学的重要价值,从著名史学家司马迁及其著作《史记》这一典型案例入手,运用性别角色理论及社会学理论,通过分析司马迁为人、著书的成功之处,探究游学对其产生的积极作用,从而窥见游学在中国文化发展过程中所占的重要地位。     

悲而不哀 怨而不弃——论司马迁的悲剧意识

司马迁的人生有着惨痛的经历,然而他既是那个时代的骄傲,也是中华民族的骄傲。通过《史记》我们了解到司马迁对人生之悲、社会之悲的不凡见解。司马迁的悲剧意识既是深刻的,也是超越的。他既看到了人性的劣根性、社会的弊端、人生的无常,又能立身高处,悲而不哀,怨而不弃。     

司马迁动机观浅论

司马迁撰写《史记》,为的是探索中华民族史的发展规律,通过描述许许多多的人物活动来实现这一目的。人物活动都受着动机的驱使。司马迁充分认识到了动机的重要性,同时又是动机与效果的统一论者。     

《离骚》文体风格比较探源

自《楚辞》产生以来,历代学者对其风格有过许多表述。对《楚辞》风格的种种表述有一个共同的源头,那就是以司马迁、班固和王逸为代表的汉代学者对《离骚》的总体风格的论述。司马迁以"兼"确认《离骚》的总体风格。班固以"弘博丽雅"定位《离骚》的总体风格。王逸以"博远"概括《离骚》的总体风格。以世界诗学为参照系对这些学说进行辨析,有助于我们认识《离骚》的总体风格,也有助于认识《楚辞》和整个诗骚传统,从而推动当代中国文论话语的建设。     

论司马迁对伯夷和叔齐的评价

传统的中国学者都将伯夷和叔齐视为道德楷模,将司马迁的《伯夷列传》视为对伯夷、叔齐的赞扬。司马迁在《伯夷列传》和《史记》相关章节中的描述却显示伯夷和叔齐并不符合司马迁自身的道德标准。此外,司马迁通过在《伯夷列传》中所展示的种种矛盾,告诉读者历史叙述和历史判断的多重可能性,并由此捍卫了其写史和历史评判方法的合理性。     

司马迁推崇孟子的精神因素

司马迁对孟子的推崇,不仅因为孟子继承和发扬了孔子的思想学说,更有以下几个因素:其一,孟子对个体意志的弘扬给了司马迁以巨大鼓舞,为其在逆境中完成《史记》的创作提供了精神动力.其二,司马迁直接继承了孟子的批判精神,有着与孟子相似的心胸气度与宏伟抱负.其三,孟子对"义"的阐释与追求,深深地影响了司马迁,成了司马迁为人物立传的标准之一.     

《玉海》征引《史记正义》佚文考索——宋人著作征引《史记正义》佚文考索之一

唐人张守节《史记正义》,系学术价值最高的《史记》古注之一。宋人合刻《史记》三家注时,以《史记集解索隐》为本注,以《正义》为增注附刻其内。编刻者为减少与《索隐》注文的重复,对《正义》删削独多。自《史记集解索隐正义合刻本》风行于世,单本《史记正义》遂湮没以至失传,明人已无缘复睹《正义》全貌。20世纪初叶,日本泷川资言从传入彼邦的《史记》古本栏外标注,手辑《正义佚存》一千余条,后散入《史记会注考证》相应《史》文之下,自谓"略复张氏之旧"。然而宋人吕祖谦、王应麟、胡三省等人著作中大量征引单本《史记正义》,泷川均未寓目。笔者从王应麟《玉海》辑得所引《正义》105条,其中67条为《史记》三家注合刻本所遗佚。这批《正义》佚文对深入理解《史记》文义甚有价值,尤其是所引张华《博物志》,为解决司马迁生年疑案提供了确切的文献根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