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伯夷列传》看司马迁列传的三重意蕴

《伯夷列传》位列司马迁七十列传之首,此篇不同于其他列传体例,议论多于叙述,以议为主,它不仅是伯夷叔齐的传记,也是七十列传的绪论。作者司马迁发微阐幽,精审的史料选择展现了其作为史学家卓越的史识和史德,援诗入史和以议代叙的表现手法也凸显了其不同于其他史学家的悲情情怀,大量的议论叙述中彰显了他对至善的追寻。     

论司马迁对伯夷和叔齐的评价

传统的中国学者都将伯夷和叔齐视为道德楷模,将司马迁的《伯夷列传》视为对伯夷、叔齐的赞扬。司马迁在《伯夷列传》和《史记》相关章节中的描述却显示伯夷和叔齐并不符合司马迁自身的道德标准。此外,司马迁通过在《伯夷列传》中所展示的种种矛盾,告诉读者历史叙述和历史判断的多重可能性,并由此捍卫了其写史和历史评判方法的合理性。     

从《孟子》析伯夷形象

《孟子》中的伯夷形象是复杂的,正是由于复杂的形象,才引发出了更为复杂的精神内涵。在孟子看来,伯夷之"义"是伯夷精神的一个重要表现形式,但在《孟子》中却并未明确提及,而只是阐发了伯夷之"义"的两个重要内涵,即"忠"和"清"。但对于伯夷之"清",孟子却又持着正反两个观点来对待,即正面的伯夷之"廉"和反面的伯夷之"隘"。"隘"是孟子对伯夷批判的地方,"廉"是孟子对伯夷最为欣赏之处,而"百世之师"则是孟子在"廉"的基础上对伯夷的最终概括。     

从《论语》析伯夷形象

《论语》中的伯夷形象是较为清晰的,孔子在《论语》中给予了伯夷"仁"的评价,这从"求仁得仁"中即可看出。而在孔子看来,伯夷之"仁"则包含有三个重要内容,即"让"、"义"、"忠"。伯夷之"让"是伯夷之"仁"的重要表现形式,而伯夷之"义"则是伯夷在追求"仁"的过程中所表现出的一种行为,因此不仅可以将伯夷之"义"视为伯夷之"仁"的重要内涵,也可将伯夷之"义"视为伯夷以"仁"为目的的"行义"。而伯夷之"忠"则是伯夷之"仁"的内在动力。除此之外,伯夷在追求"仁"的过程中所表现出来的杀身成仁的精神,也是伯夷之"仁"内涵的一部分。     

《三国史记》英雄列传的文学价值

《三国史记》列传部分收录了很多军事和政治方面的英雄人物,这些人物的传记占整个列传部分的76%.在这些作品当中,作者金富轼不仅刻画了一个个鲜活的历史人物形象,更重要的是他试图通过这些人物的故事向百姓宣传忠君爱国思想,以达到巩固高丽王朝统治的目的.     

六艺的依附者与保护者──《史记·儒林列传》评说

本文首先清理“原儒”的问题，扼要评述了现代人和汉代人有关“儒”及“儒林”含义的主要观点，论证了“儒林列传”为“通经博士列传”，“通经名家或专家列传”。其次，通过分析《儒林列传序》，阐明儒林和六艺的共生体关系。第三，总结司马迁“以经系人”的独特写法，按照《五经》顺序，逐一评说《儒林列传》正文中那些有特别意义的人和事。最后，简要回顾汉代儒林传经的历史地位的评价问题，得出汉代儒林既是六艺的依附者又是六艺的保护者这一结论。     

纵死犹闻侠骨香解读 史记游侠列传中的郭解

司马迁在<史记·游侠列传>中所塑造的布衣之侠郭解,堪称游侠典范.他一生任侠,身上独特的侠义人格有着强烈的吸引力,形成了一种特别的道德标准和人生追求.这种侠义人格让以郭解为代表的游侠之士在乱世中能坚持自己的"侠"之道义,值得后世颂扬.     

从《韩非子》析伯夷形象

作为法家学派的集大成者,战国时期的韩非对伯夷形象也进行过论述.但相比于孔子、孟子以及《庄子》一书的论述,韩非对伯夷的评价可谓是“山重水复疑无路,柳暗花明又一村”.一方面,韩非对伯夷的评价具有鲜明的法家学派特征,认为伯夷为“无益之臣”,因此应当“少而去”.另一方面,从一系列的对比和举例中,如“伯夷不失是,而盗跖不为非”、“使伯夷与盗跖俱辱”、“圣人德若尧、舜,行若伯夷”,又可以隐约地感受到韩非对伯夷的认可.因此,不难看出韩非对伯夷的评价是深刻而又复杂的.     

应当公正评价“平民刘邦”——评易中天先生新作“刘邦崛起之谜”

易中天先生品说平民刘邦为“流氓、无赖、不务正业，游手好闲，吃喝嫖赌……”是对历史人物不负责任的臆测。应该认真追寻相关词语在原著中的位置，比对历代注说，进而深入探求司马迁记述“微时刘邦”的良苦用心，以期公正客观评价“平民刘邦”。     

论《史记》的喜剧美

《史记》是一部融悲剧与喜剧艺术于一炉的伟大著作。《史记》所以蕴含丰富的喜剧美 ,与其所记载的历史时代的喜剧色彩有关 ,也与中华民族音乐文化的丰富内涵有关 ,还与司马迁本人的哲人气质和他所采用的“春秋笔法”有关。司马迁以幽默笔法塑造肯定性喜剧人物 ,记述了他们的风趣谈吐和诙谐故事 ,对“滑稽俳优”人物的描绘尤其精彩 ;他还用讽刺笔法塑造否定性喜剧人物 ,展示了一些贵族的丑恶面目。     

也谈关于《易》本的问题

《三国志·管辂传》裴松之注引"始读《诗》、《论语》及《易》本",前人认为《易》本很可能成书于东汉时代,为一部"术数家书"。但经仔细辨析,上述意见其实是对原文的一种误解,《易》本即是指《易经》,并由此揭示了《易》学的衍化与社会习俗之一斑。     

彝族文化中的平等正义思想——一种基于黑格尔意识发展理论的分析

彝族是我国多民族大家庭中勤劳勇敢的一个民族,作为祖国大家庭中的一员,彝族人民和整个中华民族一样形成了以伦理精神为中心的文化传统。这种传统不仅表现在卷帙浩繁的彝文典籍中,而且深深积淀在彝族人民的心灵里。在彝族文化的整个伦理道德谱系中,平等正义成为人民的重要追求,无论是风俗习惯、宗教信仰、法律传统、典籍文献,还是传说故事、起义斗争,处处都刻印着平等正义的痕迹,以其独有的民族特色丰富着中华民族平等正义思想的宝库。彝族文化中这些丰富的平等正义思想,运用黑格尔意识发展理论分析,可以分为这样三个递进发展的阶段：即自然的平等正义思想、朴素的平等正义思想和实在的平等正义思想。     

从历史散文的嬗变看《史记》的四栖形态

综观先秦两汉历史散文的嬗变轨迹,我们发现文学、史学、哲学、经学四种要素在其间起伏消长,在不同的时期呈现出核心化或边缘化的地位.先秦历史散文的叙事态度主要表现为经学性或史学性的,到了<史记>文学质素强化,史学意识自觉化,哲学精神核心化,经学层面边缘化.从这个意义上说,<史记>开创了一个时代,也结束了一个时代.     

《史记》标点指瑕

对中华书局本和上海古籍出版社本《史记》的几处标点问题提出了商榷意见,并探究了之所以出错的原委及改标的理由根据。     

生命悲剧的形象展示——《史记·高祖本纪》新解读

西方现代悲剧理论强调悲剧对象的审美价值而忽略其道德价值 ,并将悲剧冲突的根源指向人的内心矛盾。由此出发重新解读《史记·高祖本纪》 ,我们就会挖掘出一些新的内涵。司马迁是按照人性的逻辑来写人的 ,因此刘邦的身上体现了人性的真实 ,完全可以作为一个典型的悲剧个体来加以研究。同时刘邦的一生是一个被异化的人的生命悲剧 ,在欲望驱逐下他不断地追求 ,但功利心与道德心的二律背反、功成业就后生发的空虚失落都使他处于深层的精神痛苦中。刘邦的形象展示了人类共同的尴尬处境 ,具有深邃的哲理意蕴     

《史记》"游侠"略析

“游侠”在历史上以不同的身份出现 ,或为刺客 ,或为卿相 ,或为布衣。侠是“义”的化身。侠义精神为后人所称颂。     

桐城派人物传记与《史记》之比较

本文试图从记述对象身份、事件选取和表现方式三个方面将桐城派文章与《史记》中的人物传记进行比较,揭示了桐城文章虽对《史记》有所继承,但却体现了一系列新的变化。从而在某种程度上阐明桐城派能够不断发展壮大,在整个有清一代成为文坛盟主的原因。     

刑事一体化视野下的恢复性司法

在我国,构建和谐社会是一项系统工程。刑事司法对于和谐社会的构建有着特殊的作用。在现代社会中,国家已经形成了强大的惩治犯罪的力量,但从国家应对犯罪的手段以及期待达到的目的看,都还是比较单一的。因此,在我国倡导恢复性司法,从犯罪发生和产生危害的自身规律着手,强调社会资源的整合和利用,形成超越性的刑事司法体制,有利于彰显我们和谐社会的本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