利益集团理论与中国农民的组织化

借鉴西方利益集团理论 ,研究当前中国农民组织化过程中的问题 ,对于当前中国农民的组织化有重大的参考价值和积极的借鉴意义 ,但是应当避免采取对抗性思维来看待中国农民的组织化。同时利益集团理论也不足以完全解决中国农民的组织化问题。     

农民组织化程度的定性与定量分析

提高农民组织化程度是农村经济发展的客观需要和农民自身的强烈要求。解决当代中国农民问题必须通过各类合作经济组织,把分散的小规模的农户组织起来,形成聚合规模经济,解决一家一户办不了、办不好、办起来不合算的事情。在这样的情况下,加强对农民组织化的研究尤显得很有必要。     

论提高我国农民组织化程度

一、微观组织化和宏观组织化的强弱交替:对我国农民组织化程度的历史回顾与现实评价 建国40年来,我国农村改革与发展的历史实际上是一部农民的组织史,提高农民的组织化程度,一直是贯穿我国农村各个发展时期的一根逻辑主线。早在1943年11月毛泽东同志就向广大农民明确提出了“组织起来”的口号,解放以后,广大农民在党的领导下,奏出了一曲又一曲组织起来、团结奋斗的动人凯歌。     

农民组织化：辽宁农业可持续发展的现实选择

在农业产业化过程中,提高农民组织化程度成为一个亟待解决的问题。农民组织化,一方面可以在一定程度上实现入社农户之间的横向联合,获得一些规模效益;另一方面,可以为农民提供一定范围内的社会化服务,可谓一举多得。     

中国农民组织化的回顾与反思:1978～2008年

我国农民组织化经历了农民组织化的准备、农业合作化和农业双层经营制度建设与改革三个阶段.目前,在提高农民组织化程度方面出现了从观念创新到实践探索的双重效应.这种效应促进了农村经济乃至于整个国民经济社会的发展.但是也存在着许多问题.我国农民低组织化状态的存在和低向度的发展严重影响了我国农业经济的发展、农村经济结构战略性调整的进程,甚至也制约着整个国民经济的成长.展望未来,必须在观念和政策上予以创新.     

乡村治理成长与农民组织化再调适

＂三农＂问题在政治层面上的反映就是乡村治理问题。要实现良好的乡村治理,必须提高农民组织化程度。从中国农村政治体制历史变迁视角看,＂国家—社会＂分析范式提供了探究农村社会与国家权力互动的分析理路与方法论导向,是研究我国乡村治理的方法论指导。当前,我国农民组织化程度较低,要逐步形成＂强政府一强社会＂的良性互动关系,应根据我国农村社会现有的发展水平,探索治理视野中政府主导的农民组织化参与的长效机制。     

农民组织化与农村社区发展

农村社区发展对于实现我国整体发展目标具有特殊的意义。本文认为,由于在社区内部存在物质基础、社区秩序、发展目标和居民参与等问题,农村社区发展受到影响,而解决问题的根本途径是将农民组织起来。为使得农民组织化能应对来自社区内部的挑战以推动社区发展,需要营造有利于农民组织化发展的政策环境,发展具有非经济功能的农民组织,同时建立组织激励机制和利益分享机制。     

现代社会组织化与农民权益保护的有效路径

中国农村城市化的快速推进使得农民权益流失现象呈集中、高速爆发状态,造成这种状态的原因在于中国农民处于高度"碎片化"状态,而农民组织化是完善农民权益表达和维护的有效形式。因此,应合理定位农民组织的职能,充分发挥政府主导作用,还组织权于农民,发掘农民组织化的内在动力,创新农民组织化的多种形式,为农民维权提供多样组织载体。     

提高农民组织化程度与破解"三农"问题

本文从经济与政治层面论证提高农民组织化程度是破解"三农"问题的重要途径,并结合我国农村现状探讨了农民组织建设的具体途径与模式选择,最后提出相关的对策建议.     

农民组织化程度的提升与土地有序流转研究

通过土地合理有序流转实现适度规模经营是新形势下三农问题面临的重大抉择。农民组织化程度的提升是改变土地流转自发、分散、无序状态的基本路径,而土地的合理有序流转反过来也会促进农民组织化程度的提升。所以,要大力扶持农民专合组织并以其为土地转入主体、明晰农地产权并赋予农民长期而有保障的土地使用权、搭建农村金融平台、完善农村土地市场等,以促进农民组织化程度的提升与土地有序流转。     

农民组织化与农村社区治理

农民组织是农村的新社会力量和治理主体。要改变当前农村社区治理缺失的普遍现象,必须凸显农民组织化的主体地位和治理功能。为实现农村社区善治,要处理好社区自治与乡镇政权管理、农民组织与村党组织、农民组织与家族宗族共同体之间的关系。     

农民组织化与农村社区治理

农民组织是农村的新社会力量和治理主体.要改变当前农村社区治理缺失的普遍现象,必须凸显农民组织化的主体地位和治理功能.为实现农村社区善治,要处理好社区自治与乡镇政权管理、农民组织与村党组织、农民组织与家族宗族共同体之间的关系.     

改革以来我国农民组织化程度的系统考察

改革以来我国农民组织化程度的系统考察赵昌文一般认为，农民组织化至少应包含两方面的内容：其一是指农民在生产经营过程中分工和协作的程度，它体现了农民与农民之间、农民与其它经济主体之间的经济关系；其二是指农民作为劳动者和集体经济主人的社会化组织水平，它反映...     

当前农民组织化问题研究

20世纪70年代后期开始的农村制度变革推动了我国农业经济的发展,带来了农村社会内在活力的恢复,但由于改革的不配套,同时也遗留下了不少问题,如农业生产规模过于狭小导致生产经营成本过高、农民负担沉重问题屡禁不止、农村的社会服务工作日显薄弱等等。在笔者看来,这些问题与改革后农民的组织化程度过低有着密切的关联。农民组织化的必要性现代社会的重要特征之一是其由各种形式的组织构成。各利益团体通过自己的组织积极参与社会事务的管理。当前中国农村社会,一方面改革后向现代社会的转型日趋明显,另一方面其组织化程度却非常低。这对农…     

城镇农民工就业的非组织化及其市民化约束

按照我国新型城镇化规划(2014—2020年),到2020年我国常住人口城镇化率要达到60%左右,同时,实现1亿人左右的农业转移人口和其他常住人口在城镇落户。要实现这样的目标,需要稳步提升城镇化质量和水平,需要提高进城农民就业的质量,实现进城农民的市民化。而就业是市民化之本,基于就业转型的农民工市民化才是城镇化题中之意,农民市民化的关键是实现农民的稳定就业。当前,我国进城农民存在着大量的就业形式分散性、就业收益非规模化、劳动权益保护非组织化和劳动关系不稳定性等非组织化特点的灵活就业。灵活就业是农民工被动选择的结果,非组织化就业对农民工收入、人力资本投资、职业安全防护和城市社会融合形成约束,以致农民工被社会政策和组织文化边缘化。建议加强灵活就业者权益法律保障,构建财政转移支付双挂钩和社会组织协调工作机制,推进进城农民工职业管理和市民化。     

河北省农民组织化发展新趋势及支持政策——以农民合作经济组织为例

分析了河北省农民合作经济组织发展中出现的发展步伐明显加快、合作形式丰富多样、合作领域不断拓宽、产业联系更加紧密、服务能力显著增强、出现联合化趋势、互助合作金融组织开始发育等新趋势,提出了为提高农民组织化程度创造良好的舆论环境、坚持多元化发展、健全农民合作组织的内部运行机制、健全农民组织网络体系、培育农民合作金融组织、加大政策支持力度等措施。     

由"碎片化"走向"组织化"——中国新农村建设的战略构想

在新农村建设的大势下,农的组织化是一个战略选择。源于小农生产的经济基础与中央集权的政治构架,我国农村与农民一直处于高度"碎片化"的状态,并成为农民权利流失"千年之痛"的"症结"。当"组织化"越来越成为现代人的一种基本生存方式时,我国农民却"活"在各种组织"夹缝"之中。因此,开辟一条中国农民组织化的管道是保障农民权益的当务之急。对我国"农村民间组织"应定以社会治理格局的战略地位,还组织权于农民,政府的责任在于战略规划与农村人力资本投资。     

产品依赖性与中国农民的组织化难题——一种农民日常生活的新视角

中国农民组织化难题的根源并不在于当代中国的历史政治生态和集体行动的困境,而在于农业生产的"兼业性"造成的农民对任何一种农产品的依赖性都不高,进而降低了农民借助组织的力量保护农产品市场和农产品价格的动机.中国农民的组织化道路只有在农产品高度依赖性的基础上才能实现.这就需要建立一种农业分工体系,实现从"兼农"向"专农"的转变,在分工的基础上走向自发的组织与合作.如果跳过这个中间环节而采用国家力量介入的方法简单地把农民组织起来,将会带来更多的问题.从日常生活中的相关行动选择来看,农民并不排斥分工这种社会生活的组织形式,农民不仅能够适应、创造分工,而且在农民的日常生产中埋伏着走向农业分工的自然逻辑.     

农民组织化程度的提升:乡村治理的生长点

乡村治理是指以增进乡村公共利益、维持乡村社会稳定和构建良好乡村秩序为目的的公共权力的运用过程和状态,它以多元利益主体的共同参与为前提。改革开放以来,我国农民的组织化水平虽然有所提高,但远不能适应农村社会利益分化及乡村治理的需要,分散化与低组织状态已经成为制约乡村治理的主要瓶颈。因此,提升农民组织化程度,再造乡村治理的社会基础,是完善乡村治理的重要突破口。     

家庭经营制度下个体农民的博弈困境与出路

家庭经营制度下的个体农民由于组织化程度较低,在与基层政府、市场组织等乡村社会各利益主体的博弈中处于较不利地位。通过自组织化和被组织化的途径提高农民组织化程度,发展各类农民组织,是增强农民抗衡侵权行为的能力,解决个体农民弱势难题的根本途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