延边朝鲜族地区人口迁移家庭化及影响因素研究

文章利用2011年流动人口及影响因素的调查数据,对延边朝鲜族人口的家庭迁移状况进行统计分析,运用Logistic回归模型检验国内迁移及跨国迁移中家庭特征和个人因素对家庭迁移的影响。研究发现,朝鲜族地区人口流动已有明显的家庭化趋势,这种现象在跨国迁移中比较显著。家庭迁移主要形式为核心家庭(一对夫妇流出)迁移。跨国迁移中,家庭规模和代际关系以及家中是否有小孩对朝鲜族地区家庭迁移行为有显著性影响;国内迁移中,家庭规模对整个家庭迁移影响显著。个人特征方面,婚姻和年龄对国内家庭迁移和跨国家庭迁移均有较大影响。     

中越边境跨国婚姻研究述评

进入本世纪以来,伴随着越南女性的大量涌入,中越边境跨国婚姻日益引起关注。本文通过对中越边境跨国婚姻相关的研究进行梳理,从中越边境跨国婚姻的现状、跨国婚姻建立的基础、存在的问题、越南女性配偶的主动身份建构等方面,分别介绍近期的研究成果。随后对相关研究进行评述,并为后续研究提供几点建议。     

大学生婚恋观及其性观念调查

四、对大学生婚姻观的描述和分析 调查结果显示：大学生对婚姻与爱情关系的认识上有着比较正确的观念。绝大多数（89．3％）学生认为，爱情是婚姻的基础，或认为这一说法有一定道理，只有8．3％的学生否认爱情是婚姻的基础，从中也证实了大学生在婚姻观上更重视爱情等感情因素。     

中国的男孩偏好和婚姻挤压——初婚与再婚市场的综合分析

中国强烈的男孩偏好和对女性的歧视导致了婚姻市场上严重的男性婚姻挤压。本文使用中国2000年普查数据和所预测的2001~2050年人口数据,结合初婚和再婚市场设计了度量婚姻挤压的指标,测度了2001~2050年中国的婚姻挤压程度,考察了男孩偏好和再婚因素对中国未来婚姻挤压的影响。结果表明未来中国婚姻市场每年有10%~15%男性过剩人口,达到120万人。男孩偏好导致的高出生性别比显著影响未来婚姻市场,而再婚人口对婚姻市场上过剩人口也有显著影响。     

性别歧视和婚姻挤压:中国、韩国和印度的比较研究

中国、韩国和印度北部具有相似的家族制度和婚姻体系,以及由此而产生的低下的妇女地位和对女性的歧视。本文从家庭相对资源约束角度,以这三个国家的家族制度、婚姻体系和在１９２０～１９９０年社会历史中使家庭处于严重资源约束的重大事件为背景,研究性别歧视对婚姻市场的影响和所带来的社会影响及后果     

农村早婚早育的原因及其对策——对汉寿县34个乡、镇早婚早育的调查

<正> 近几年来,农村违法婚姻迁延深远,早婚早育现象相当严重。有些男女青年不到法定年龄就结婚,或者虽到法定年龄而不履行结婚登记手续就以夫妻关系同居。最近,针对这个问题,我在汉寿县的34个乡、镇进行了一次调查。根据调查统计,1987年,汉寿县农村共有8,400对男女青年结婚,其中未办结婚登记手续的有6,048对,占结婚总对数的72%,不到法定年龄结婚的有5,082对,占结婚总对数的60.6%。尤其是一些偏     

我国人口婚姻迁移的宏观流向初析

一、我国婚姻迁移近况婚姻迁移是人类迁移的重要形式之一。在传统社会中,婚姻迁移占有重要的地位,现在,婚姻迁移仍是我国人口迁移、尤其是农村或近距离迁移中的重要类型。据1987年全国1%人口抽样调查,在1982—1987年的省内迁移中婚姻迁移占30.8%,省际迁移中婚姻迁移占15.5%,1990年人口普查的结果表明,1985—1990年省内跨县市迁移占全部迁移数的14.3%;省际迁移中婚姻迁移占14.2%。省内迁移由于口径不同而无法比较。从省际迁移的情况来看,虽然八十年代后期婚姻迁移的比重较八十表1 1982—1987年分性别的迁移原因构成     

人口结构变动对粗离婚率攀升的影响研究

为研究人口结构变动对粗离婚率持续攀升的影响,本文基于2005年和2010年北京市的离婚登记数据,分解了人口年龄、性别结构和年龄别离婚率变动对粗离婚率攀升的贡献率。研究发现:2010年北京市粗离婚率较之2005年上升了0.23个千分点,其中,人口年龄结构变动对粗离婚率上升的贡献率为31%,男性和女性年龄结构变动的贡献率分别为24%和7%;年龄别离婚率变动对粗离婚率上升的贡献率为69%,男性和女性年龄别离婚率变动的贡献率分别为38%和31%。这表明男性在婚姻中处于强势地位,而女性处于弱势地位。此外,通过编制婚姻预期生命表显示,2010年平均婚姻预期寿命比2005年下降了0.7年,女性的平均婚姻预期寿命较男性长,但减少的幅度在增加。     

从1990年人口普查数据看藏族妇女的婚姻状况

本文根据１９９０年人口普查数据资料对藏族女性的婚姻状况进行了分析,提出如下结论：１．和其它人口群体相比,藏族女性的婚姻状况为有配偶率低、未婚率高、离婚和丧偶的人口比重高;２．其婚姻模式表现为初婚年龄高、不婚率高的婚姻模式。究其原因,一是独特的性比例造成女性可婚对象减少;二是藏族独特的文化传统和风俗习惯使女性没有必须处于婚姻状态的压力,对川藏两地藏族女性婚姻状况的比较说明民族融合有助于藏族女性婚姻模式的改善。     

冲突与回应：建国初少数民族地区婚姻问题研究——以贵州省为例（1949-1956年）

建国前贵州少数民族地区的婚姻具有四个异质特征：1．妇女在生产、生活中占有重要的地位;2．除了同宗不婚和特殊的“还娘头”外,相对汉族的“父母之命,媒妁之言”,少数民族的婚姻还是比较自由的;3．“还娘头”与同宗不婚或同姓不婚;4．通婚禁忌与婚姻神判。建国后在《婚姻法》的冲击下迅速嬗变：1．离婚案件呈上升趋势;2．处理婚姻问题的权利由传统的三老四少转移到国家政府手里;30对女性是一次重大的解放,从而终于纳入到了国家预设的轨道。     

相识方式与婚姻稳定性——基于CFPS数据的事件史研究

中国离婚率的走高引起了社会各界的广泛关注,夫妻相识方式对婚姻稳定性的影响有待进一步探究。在当前自由恋爱式为主流的婚配背景下,学习和工作场域成为适婚个体在婚姻市场认识潜在对象最重要的两个场域,因此在学校或工作场所相识成为夫妻相识的主要方式。文章基于2010～2018年五期中国家庭追踪调查（CFPS）数据,采用事件史分析方法研究“学校相识”和“工作场所相识”两类相识方式对婚姻稳定性的影响。研究发现：（1）“学校相识”比“工作场所相识”的婚姻稳定性显著更高,前者的离婚风险约为后者的39.043%;(2)“工作场所相识”的离婚风险峰值出现更早,约在婚后7年,而“学校相识”的峰值出现在13年左右;（3）分教育程度看,高教育程度群体在“学校相识”比“工作场所相识”的婚姻稳定性更高,其中前者的离婚风险约为后者的45.611%,而低教育程度群体内不存在该差异;（4）分出生队列看,相识方式对婚姻稳定性的效用在不同出生队列组中均显著且比较稳健。在理论和实证分析基础上,文章呈现了夫妻不同相识方式对婚姻稳定性的影响,讨论集中于婚姻稳定性维度。然而,稳定的婚姻不一定是令人满意的、幸福的婚姻。因此,研究结论并不能...     

远嫁农村打工女的婚姻满意状况及影响因素探讨

目的：对远嫁农村打工女的婚姻满意现状进行调查,并在此基础上探讨影响婚姻满意的相关因素．为提高远嫁农村打工女的婚姻质量提供可靠的依据。方法：参照国内外学者关于婚姻质量的相关研究。编制《婚姻满意度测验》问卷。数据采用SPSS12．0软件进行统计分析处理。结论：远嫁农村打工女的婚姻满意度平均值未达到比较满意的程度,不同婚龄组的婚姻满意现状有显著性差异。婚前了解、丈夫信任、夫妻调适、夫妻沟通、丈夫帮助、性格相容、是否为经济担忧以及丈夫是否暴力与婚姻满意度呈显著相关,而气候、饮食、生活习惯、语言、双方父母认同、与娘家联系、社区接纳等对婚姻满意度没有显著影响。     

韩国青年失业的原因:期望薪资的影响及其启示

本文使用1998²008年的韩国劳动面板调查数据,将期望薪资作为保留薪资的代理变量纳入Logit模型,分析韩国青年求职者期望薪资与潜在薪资之间的差异(即高眼光因素)对青年就业的影响。分析结果表明,青年男性求职者期望薪资越高于潜在市场薪资,就业概率越低。但这一结果不适用于中年求职者与女性求职者的就业问题。此外,年龄、学历、求职途径、求职地区、婚姻状态等也对青年就业产生影响。     

大众传媒对婚姻稳定性的影响研究

针对目前中国社会高升的离婚率,文章基于1998~2011年中国31省的面板数据研究了网络、电视等大众传媒的普及对婚姻稳定性的影响,结果发现二者显著负相关,这一结果在控制了人口迁移率等诸多因素及变换包括静态面板模型和动态面板模型的多种回归模型后依然稳健。基于婚姻的契约理论,文章在一个统一的框架内识别出大众传媒对婚姻稳定性的影响机制,即通过瓦解有助于增强婚姻稳定性的传统社会规范,增加家庭生活预期效用和实际效用之间的偏差,改变家庭生活闲暇消费模式并降低有助于婚姻稳定的婚姻生活专用资本投入等渠道影响婚姻稳定性,降低已婚者遇到重大家庭矛盾时选择离婚的成本。为理解中国高升的离婚率提供了一种解释。     

日本的婚姻状况研究

从历史变动趋势看,日本的婚姻状况具有双重特性。一方面,日本同中国、韩国等其它亚洲国家一样,受儒家文化的熏陶,人们对婚姻一般采取比较慎重的态度。另一方面,第二次世界大战以后,随着日本的战后重建和社会制度的变革,欧洲、特别是美国的文化大量地渗入日本,日本人的婚姻...     

婚姻行为中的资源与交换--以延边朝鲜族女性的涉外婚姻为例

本研究运用交换理论,以延边朝鲜族女性的涉外婚姻为例,探讨婚姻中的资源与交换之间的关系。1992年中国和韩国建交后,在延边朝鲜族社会里,社会经济资源匮乏的女性在涉外婚姻中将自身的“年轻”作为可利用的资源和韩国男性所拥有的“优越的居住资源”进行了交换。她们将涉外婚姻作为谋求经济稳定和改变社会经济地位的手段加以选择。     

年龄结构波动对婚姻市场的影响

出生性别比失调和随生育水平下降而来的人口结构转变的双重作用,可能导致中国未来婚姻市场两性人口失衡。其中,夫妇年龄差规范的存在使得人口年龄结构制约着婚姻匹配。本文利用中国年龄结构波动对婚姻市场的一次“自然实验”,分析了婚姻拥挤因素对人们婚姻行为、婚姻状况的影响。研究表明,由于人口年龄结构变动导致的婚姻拥挤对夫妇平均年龄差及其年龄差分布都有较为显著的影响．而处于婚姻拥挤状态的男性和女性在完婚途径和婚姻状况方面又有所差异。     

我国男性的婚姻溢酬——基于内生选择性模型的分析

本文利用2008年的RUMiC（中印农民工调查数据）构造内生选择模型分析我国男性的婚姻溢酬。OI．S结果显示,控制个人特征和单位特征后,已婚男性的工资大于未婚男性的工资,婚姻溢酬为O．360。控制了婚姻选择性和妻子工作时间内生性后,使用Hekman两步法对此分析后发现婚姻溢酬更大一些,达到了O．523;这表明我国男性的婚姻溢酬不能简单归因于选择性假说,即已婚男性比未婚男性拥有更高的不可观测的生产力。进一步的研究发现,我国男性的婚姻溢酬可以用生产力假说中的家庭内部分工理论来解释,OLS和Heckman两步法的回归结果均表明,我国男性的婚姻溢酬随妻子的工作时间上升而下降。     

城镇居民婚姻匹配和家庭收入变动:1991—2009北大核心CSSCI

文章利用1991-2009年的中国营养与健康调查数据,考察婚姻匹配对第一阶段（1991—1997年）和第二阶段（2001-2009年）家庭收入的影响。研究发现在绝大多数分位数上,同质性婚姻匹配对家庭收入有显著的正向影响,且在多数分位数上婚姻匹配对第二阶段家庭收入的影响系数大于第一阶段,说明随着市场化过程的深化,同质性婚姻匹配对家庭收入所起的作用逐渐增强。此外,跨期的家庭收入变动分解结果表明同质性婚姻匹配是家庭收入跨期差距的重要原因;尤其在低收入分位数上,同质性婚姻匹配对跨期收入差距的贡献更大。     

转型加速期门当户对婚姻的错位与危机--阶层封闭视角下离婚率上升的新解释

门当户对一直是人们缔结婚姻时遵循的隐形规则,是稳定婚姻的基础之一,其实质是一种阶层内婚姻,所体现的是阶层问的封闭性特征。社会转型的快速推进．我国划分社会阶层的标准／判定社会地位的标准从政治中轴向经济收入中轴的转变．使在原分层体系下门当户对的婚姻变得“门不当户不对”．因而也使原本稳定的婚姻基础变得不稳定,这在一定程度上加剧了当代中国社会的婚姻危机,而在此背景下的离婚率上升,又再次印证了“门当户对”的阶层内婚姻的稳定性和合理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