王阳明之前儒家“良知”心性学说的历史考察——从孟子到陆象山

自从孟子第一次明确提出“良知”范畴以来，它就与先秦儒学的心性论融合在一起，成为中国哲学史、思想史上一个重要的范畴。同时，“良知”也不是一个静态的、纯结构性的范畴。随着中国古代哲学史、思想史的发展，随着中国传统的人性、心性学说的日益丰富、完善，“良知”范畴也不断拓展和深化着自身的理论内涵。因此，对“良知”的考察不能够只局限于静态的结构分析，还应该考虑到其动态的历史发生：循着先秦儒学的心性论一大乘佛学的佛性论一宋明理学、心学的历史脉络，可以考察“良知”范畴历史发展的源流正变，揭示王阳明心学之前“良知”范畴的历史内涵.     

王阳明的良知本体论

本文从王阳明的心体观念着手,集中阐释王阳明的良知本体论的哲学观。本文的基本观点是,王阳明处于中国传统社会向近代社会转化的时期,面临着道德的理念化和世俗化的矛盾。为了解决这一矛盾,他提出了以良知本体为内含的心体观念,实现了儒学道德主体的本体转向从理学先验理性的天理本体向经验存在的良知本体的转向。这一转向,不仅使个体存在真正成为道德理性的现实载体,而且使个体存在在最基本(最本原)的意义上成为道德实践(事实)。但是,存在的道德化也就是道德的存在化。就此,阳明心学转向包含着更进一步的意义,即它不仅把儒家道德优先原则推到极至,而且在这个无限性扩充中,道德精神在向存在还原的方向实现了价值超越道德由于存在的无限性扩充,实现为超道德的存在。     

王阳明思想中“言语”与“心”的内涵

王阳明的一生 ,可以说始于“无言” ,终于“无言” ,但在始终之间却有“言语”。这“言语” ,实已隐含了阐明其思想的关键。本文探讨了作为王阳明思想的核心的“良知”(心之本体 )说以及“致良知”、“心即理”等“言语”的意义及其思想内涵。作者认为 ,在王阳明那里 ,良知本身是不能用话语来捕捉的东西。而“良知”一语 ,是把本来无法用言语来阐明的本然自我 ,用言语作了表述。提倡“致良知” ,就是要回归自己本然的样子。这若有似无、若简易而又精微的“良知”话语 ,成为对最深邃精奥之本我的指涉。这个表述自我回归之无尽期的语词 ,在自我本然中即化为“无言”的存在。这应该就是王阳明“致良知”说的终极目     

良知与良觉，性觉与心觉——兼论王阳明思想的儒佛之辨

王阳明的良知论乃是作为一种“觉学”而存在的,并不是知即为觉,而是良知实乃一种良觉,但不是一般意义上的觉,因为只有道德理性潜藏其中的良觉,才是良知。本文认定佛教本土化之“佛性本觉”就潜在地浸渍到阳明的思想深层,从而终成“理—知—心—觉—性”的基本思想架构。从佛教的影响来看,这种良觉就是由“性觉”而来;从儒家的传承观之,这种良觉本自“心觉”而发。实际上,作为人类“情理结构”的良知,本然具有“知—情—意”全整结构,也就是既包含理性化的观念和意志,也包孕感性化的情感。良知乃是理性内在积淀的结果,但却呈现为道德直觉的外化形式。王阳明意义上的“结圣胎”,就是这种理性凝聚的规程及其结果。     

超越与内在——比较康德的实践理性与王阳明致良知学说

康德的实践理性与阳明心学的致良知都十分关注主体道德自觉的建构 ,但路途却迥然有别。康德主张道德法则必须绝对地超越于经验实质 ,理性普遍立法越是纯粹、直接 ,道德的威慑力量越为庄严、崇高。而王阳明则强调吾心良知与天理、万物 ,与功夫实践相即相融 ,合一不二 ,致良知本于道德法则 ,却又不离人心物事。康德从理性本体分裂出经验现象 ,而王阳明则汇合超越与实质 ,实现理性形式、外在规范与日用实践、主体精神内在统一 ,要求由绝私堵己、省察克治而达到莹彻了然的绝对道德本体的境界     

超越与内在

康德的实践理性与阳明心学的致良知都十分关注主体道德自觉的建构,但路途却迥然有别。康德主张道德法则必须绝对地超越于经验实质,理性普遍立法越是纯粹、直接,道德的威慑力量越为庄严、崇高。而王阳明则强调吾心良知与天理、万物,与功夫实践相即相融,合一不二,致良知本于道德法则,却又不离人心物事。康德从理性本体分裂出经验现象,而王阳明则汇合超越与实质,实现理性形式、外在规范与日用实践、主体精神内在统一,要求由绝私堵己、省察克治而达到莹彻了然的绝对道德本体的境界。     

王阳明心学的道德自律性及启示——以康德道德哲学为视角

根据康德意义上的道德自律概念,我们发现王阳明心学思想中蕴含着丰富的道德自律思想。良知如实践理性一样,充分发挥着意志的自由作用,并能自我主宰,自我立法,其丰富的道德自律思想内涵为我们当前的公民道德建设提供了宝贵的思想资源及重要的启示。     

贝克莱、王阳明认识论的主要差异

学术界一般总是把贝克莱与王阳明作为剖析主观唯心主义的标本,并在他们之间简单地划上等号。其实,他们两人理论上却存在着极大的差异。本文拟就王阳明、贝克莱在认识论上的差异与历史作用问题作一分析比较,以引起人们对这一问题的关注。一、“观念”与“良知”内涵上的差异观念与良知分别是贝克莱与王阳明认识论中的核心范畴。因此,要比较二者认识论之差异,可以首先通过比较二者认识论中的这对核心范畴的本质属性来了解它们的差异性。什么是观念?拿贝克莱的话来表述:“存在就是被感知”,“存在就是观念的集合体”。表面上看,似乎是一个极为荒谬的命题(事实上,这命题一直成为我们哲学的批判对     

论王学内在的二重性

王阳明的心学包含着多重内容,而其主干则是良知与致良知说。从逻辑上看,王阳明的心学体系便是以良知为起点而渐次展开的。在王阳明那里,良知作为整个体系的基石,蕴含着二重规定:它既以理为内容,同时又具有“吾心”或自心的形式;理主要是普遍的道德律,吾心则构成了主体意识的个体形式。前者赋予良知以普遍性的品格,后者则赋予它以个体性的品格。按王氏之见,内在于良知的理,通过事亲敬兄的道德践履(行)而展开为具体的道德意识,正是在这一过程中,普遍的     

千叶之花:王龙溪对礼教的推崇、批判与超越

王龙溪服膺礼教,推崇礼法之士,在家族和地方进行礼义教化;同时他坚持以礼修身,通过持礼工夫来提升道德修养、恢复良知。但由于当时社会上礼义与礼仪相割裂,产生了只重仪式不重礼义的现象,故王龙溪对异化后的礼教进行批判,将其视作一朵结不出果实的千叶之花。其批判的目的在于强调礼义,他以良知解礼,同时在讨论“良知”时侧重于“无”,追求斩尽枝叶、洗净铅华,以礼义统摄繁文缛节,最终实现良知的光复与礼义的回归。在“无”的方面,王龙溪比王阳明走得更远,因此产生了流弊,开后世“非名教所能羁络”之肇端,但又与泰州学派表现出较大差异。     

文与悟：“良知即是易”的意本论解读

王阳明易学思想文本内容不多,目前学界已有论文对文本的运用重复率较高。鉴于有学者指出笔者1998年的论文没有把“良知即是易”加以深入的哲学分析,所以此文从意本论的角度,从“文”（文本）与“悟”（境界）两方面深入研讨“良知”与“易”的关系。本文基于《周易明意》意哲学的角度研讨阳明易学相关材料,力图穿透学界之前对阳明易学的文本诠释,并借助《周易明意》意本论哲学境界来领“悟”阳明易学材料与其心学哲学的内在关系,从而从意本论角度深入剖析和建构阳明心学“良知”与其易学哲学的关系。总之,本文从意本论哲学的角度,围绕文本与境界之间的张力,继承和发展学界之前从体用论角度研讨“良知”与“易”的既有成果,深入分析与阐释阳明“良知”与其易学哲学思想。以此为例,本文试图从“中国哲学”理论的角度推动“中国哲学史”相关问题研究。     

“良知”的“呈现”与“坎陷”——牟宗三“良知坎陷说”与王阳明“良知本体”的困境及疏解

牟宗三早年提出的“良知坎陷说”,主要受其师熊十力的“良知是呈现”影响,但“客观的悲情”的引发也是其形成的关键。“良知坎陷说”真正的理论困境并非“良知”不能“坎陷”,而是选择以阳明“致良知”为嫁接点导致的对“工夫论”的忽视并由此引发的“发生学”问题以及“良知本体”无法创生具体客观存在物的问题。而张载之“两层结构的宇宙论”正好可以从根本上对治阳明“物”的合法性问题,“物”的产生由此有了终极根源,人的道德意识也有了形上根据。因此,从阳明回到张载,可解决“物”创生的合法性问题,也可借此思路再反思牟宗三早年的“良知坎陷说”并为其寻找一新的理论突破口,进而重新思考中国文化体系如何“开出”和安顿“科学知识”的问题。     

论王阳明的伦理思想

王阳明(1472—1529),名守仁,字伯安,浙江余姚人。因为他曾隐居绍兴阳明洞,自号阳明子,后来又创办阳明书院,被人称为王阳明。为了维护封建阶级的统治,王阳明特别重视道德理论和道德实践的统一,企图把道德理论、道德规范和道德修养统一起来,用所谓“致良知”的“不假外求、向内寻找”的方法,来提高人们的道德水平,从而为挽救朱明王朝服务。     

审判实践中法官良知的价值和意义

当前社会中存在的举证无能、同命不同价等现象不是经济发展的必要代价,而是可以避免的悲剧。良知是情感与理性的统一,是每个人都应具有的辨别是非、善恶的理性能力。良知为理性和经验提供道德反思的自觉基础,是个人对自己行为、意图或品格的道德上好坏与否的认知,连同一种要正当地行动或作一个正当的人的责任感。法官良知则是法官个人作为司法判断主体时所应具有的法律职业良知,它是与道德有关的善的知识。法官良知体现了法官的内在品性与人格要素以及对法律的忠诚度。法官的良知不同于良心,它不属于一般意义上的个人思想感情,而是一种职业伦理道德。法官的良知观直接指导法官的价值追求和意义追求,这一切都蕴涵在法官对司法的整体性信仰之中,而且影响着所有法官对人生意义和价值的理解。裁判是法官心灵的印证,是天平的表征,是法官职业赖以生存的元素。一次不当的裁判可能会对整个司法体制甚至整个社会带来负面作用。因此,作为承担审判职能的法官必须拥有法的理性和良好的品质,否则法律将是愚蠢、邪恶且不计后果的。     

美学视角的品牌竞争优势:价值创造与美感体验

审美是品牌构建的重要因素,品牌中的美学价值是建立视觉和情感品牌的重要途径,审美因素对品牌价值的构建起决定性影响。因此,从美学的维度阐释品牌竞争优势是剖析当今品牌运动的关键所在,品牌美学规律的探讨更已成为现代品牌学、品牌系统理论研究的一个不可或缺的组成部分。基于这样的一个崭新视角,从品牌中的美学问题着手,通过美学的价值创造和品牌的美感体验两个角度,分析美学影响品牌价值的机理所在。     

宗白华美学与德国生命哲学

宗白华的生命美学观受 2 0世纪德国生命哲学的深刻影响 ,主要集中在对艺术与生命美学、艺术与技术理性等问题的思考上。在美学观上 ,他将“生命”一词作为美学研究的逻辑起点 ,进一步对审美体验、艺术想像等美学当中的核心范畴加以分析。面对科技理性给现代人带来的精神危机 ,他认为只有艺术地陶冶心性才能解决。宗白华生命美学观的独特之处在于 ,它建立在中国传统生命哲学的基础上并对西方生命哲学加以整合而成。     

论明代学术思想体系的建构与分裂

对原初性、根本性、整体性的追求是古代学术思想的一个突出特征,而持续的分裂则不断消解着这种追求,明代学术亦如此。明初,理学思想影响下的明道论、功业论、教化论流行,永乐后建立了以政事为中心,道德、政事、文章一体的学术思想体系,实现了政治权力下的学术整体化。弘、正间,复古诸子打破台阁一统的局面,学术分裂为气节、文章,道德、政事不再是学术的中心。嘉靖时出现了对气节、文章的反思,王阳明则将道德、事功、文章、气节均统一于良知之下,既改变个体气质,又以积极入世的面目出现,从而获得了一统学术的号召力。但晚明士人的思想核心是解脱、自适,由此出发,他们对道德、政事、气节、文章一一加以解构,学术再次呈现为完全的分裂状态。     

王阳明的良知天道同构论

单纯从善恶的准则和好善恶恶的能力的角度,不足以揭示出王阳明所说良知的完整内涵,因为这只是注意到了良知的功能职责,而未注意到其运作方式。而无论功能职责,还是运作方式,阳明都是在良知与天道具有同构关系的框架中来谈论的。这一同构关系表现在两个方面：一方面,万物先行地内在于良知之中,就像万物内在于天道之中一样,妥善安顿万物构成了良知的根本功能、固有职责;另一方面,万物虽然内在于良知,但又不构成对良知作用的阻碍,一如不构成对天道的阻碍一样,良知本可自然应对不同事务而不必刻意、执着。透过良知与天道的同构关系,我们不仅可以对良知有更全面和深入的理解,而且可以明白阳明对私欲产生的根源的理解,即私欲主要根源于人对生与作为的习染,以至于使生与死、作与息等原本平衡的因素失衡。     

"意象是美的元范畴"吗?

新时期来,有学者提出以意象或审美意象取代美作为美学元范畴,其中比较典型的是查新华的美学元范畴论与朱志荣的审美意象论.查新华认为,以美为元范畴造成了美学范畴体系的混乱,他从词源学与美学研究对象入手,提出以意象取代美作为美学理论的元范畴,这对于美学范畴体系的深入研究具有探索性意义,但他对于约定俗成的美兼指核心范畴的美与狭义的优美的批评不能成立.也混淆了作为艺术类型的悲剧与审美效果的悲剧、美与艺术的界限.朱志荣认为审美意象就是美,是美学研究的核心内容,他试图以审美意象为核心构筑中国特色的审美理论,并通过超感性的审美方式将艺术与人生问题、生命意识结合起来,为艺术、审美与人生美学、生命美学架起了一座桥梁,但他混淆了文学艺术领域的意象与审美意义上的意象之间的界限.他们所犯错误的根本原因在于,都没有注意到意象包含着感性形象层与价值判断层,前者构成文学艺术的逻辑起点与元范畴,后者才是美学的元范畴.     

韩儒郑霞谷的良知体用观——兼论与王阳明体用观的比较

论及中国与韩国的阳明学,王阳明与郑霞谷俱是创始者,他们奠定中、韩阳明学的理论高度,卓然成家。其中,良知体用观最能彰显中、韩阳明学的理论特色。本文聚焦于韩儒郑霞谷《良知(体用)图》的分析,并借由与王阳明良知体用观的比较,凸显郑霞谷良知体用观的内涵与特色。借此,本文也回应当代韩国学者崔在穆之见,指出郑霞谷所树立的良知体用观,虽植根于朝鲜时代性理学(朱子学)的土壤,但仍能相应于王阳明良知"体用一源"的特色,进而彰显韩国阳明学体用观的独特性。要言之,郑霞谷的良知体用观之独特,在于借由《良知(体用)图》的三个由内而外的同心圆,将性理学平列二分静态的"心统性情"之架构,转化为立体动态的"良知统性情",显示良知统性情之体用相即。他不仅回应韩国性理学独特的"四端七情"论辩,也有效针砭中国阳明学的"任情纵欲"之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