西方有机论自然观与生态伦理思想的契合与相异

西方思想史表明,一方面,我们必须认识到,从古至今的有机论自然观,其许多原则或者是通向生态伦理的一个主要桥梁,或者是通过现代性的转换成为生态伦理的构成因子。换而言之,有机论自然观具有与生态伦理思想相契合的某些资质。另一方面,也要注意到有机论并不等于生态伦理,持有机论自然观的思想家也会持机械论的或控制自然的人类中心论思想。或许,我们可以把有机论自然观作为通往生态伦理的哲学基础之一。因此,我们既不能苛求在以往的有机论中不包含人类中心主义论调,也不能祈求在它们中找到原发型的生态伦理思想。     

生态中心论的整体主义思想探究

在当代西方环境伦理学中，生态中心论具有强烈的整体主义诉求，它强调生态系统的整体性，认为自然是一个进化发展的生态系统，具有客观性与先在性，人类只是自然生态系统中的普通成员，生态系统的价值具有内在性和优先性，人类道德关怀对象应从人扩展到整个生态系统。这种整体主义的环境哲学，体现着当代哲学范式的转向：从传统的机械论自然观向现代有机论自然观的转向。一些学者对它的质疑和诘难，根源就在于没有这种哲学范式上的转变。     

"施韦策诘难"与道教生态伦理

道教生态自然观、道德观从“道生万物”的本体论角度 ,分析了人与自然的关系 ,论证了自然万物存在的价值和权力 ,具体化为“崇尚自然 ,尊重自然规律”、“物无贵贱 ,万物平等”、“善待万物 ,尊重生命”、“保护自然资源 ,维持生态平衡”等一系列生态伦理规则 ,其探讨的范围几乎涉及到生态伦理学的所有基本理论问题 ,故道教的生态伦理观有着内在的独特理论体系 ,并且具有较强的道德实践意义。这对于回答施韦策对道教生态伦理缺乏系统性、实践性、发展性的诘难大有裨益     

论水伦理构建的哲学基础

构建人水和谐的水伦理是破解全球性水危机的重要理论前提。人与水的关系主要有三大类型:即被动地依附和顺从关系、任意地征服和冲突关系、自觉的伙伴与和谐关系。第一大类型的人水关系源于先民们形成的"以水为本、以水为师、人水合一、和谐共生"的水伦理观念,它是建立在前现代以主张万物有灵论和自然崇拜为特征的自然客体中心论哲学基础之上的;第二大类型的人水关系是与人水交往中缺乏水伦理密切相关,而这归根结底是由近现代以来人类中心主义的单一主体中心论所致。建设第三大类型的人水关系有待于重构水伦理。后现代生态中心主义主张人们对水要怀有敬畏平等之心、履行关爱之责的水伦理观。但是,其赖以建立的泛主体论哲学依然难以彻底解答水伦理何以可能的难题;只有倡导和坚持以"主体—客体—主体"为关系结构的唯物主义交往实践论,方能合理构建起当代水伦理,进而为倡导人水和合、协同发展的水伦理走向实践,提供合法性、合理性和持久性支撑。     

论老子的环境伦理思想及其当代价值

从现代环境伦理学视角来看,老子思想中蕴含着系统的环境伦理思想。老子认为,万物同源于道,道生万物,并平等对待万物。万物平等、物我平等奠定了老子环境伦理思想的哲学基础。对于事物的作用与价值的看法,老子认为"有之以为利,无之以为用",其在环境伦理学语境中可以解读为宇宙万物的工具价值和内在价值同样重要,这一点构成了老子环境伦理思想的价值论基础。此外,在对待自然万物时,老子主张"自然无为","不害"万物,这一观点体现出老子环境伦理思想的基本原则。在面临严重生态危机的当下,对老子环境伦理思想进行系统研究和推广,将有助于人们形成系统自然观,培养人与自然和谐相处的生态意识;也有助于人们突破只有工具价值才是价值的陈旧理念,形成正确的生态价值观;更能帮助人们改变对宇宙存在和生命意义的人类中心主义认知模式,推动人们形成善待自然、尊重他者生命的认知自觉,从而使人类逐步走上绿色发展之路。     

梭罗自然观的跨文化渊源

梭罗的具有现代生态伦理意义自然观的形成，得益于他将世界多种文化的优秀成果兼容并蓄。从古希腊与罗马田园文学、中国儒家哲学、欧洲浪漫主义思想和美国建国初期农业共和国理想中，他吸取了自然具有审美情趣和道德力量的观点；从德国唯心主义先验论、爱默生超验主义哲学、印度教义和印第安人万物有灵论中，梭罗接受了自然具有精神价值、人与自然应合二为一的观念。此外，以自然史为代表的美国早期自然文学，赋予他认识自然的生态意识和研究自然的科学方法。     

追寻“德性/virtue”的源始涵义——兼论中(儒家)西方古典德性论学理方法的差异

“德性”的源始涵义是指一般自然生命的生生力量,与作为导向生命坏死的“恶性”相对;通过属人的德性伦理学的内在转化,德性则被用来描述人之向善厚生的那种行为动因和道德能力;中(儒家)西方古典德性论伦理学的学理思路分别建之于人之纯粹情感能力和纯粹理性能力之上,由此形成了两种不同类型的德性论伦理学的话语体系.西方古典德性论伦理学是基于主客对立的认识论方法和物理—生物学的学科背景而构建的,并通过人的那种具有超时空抽象能力为实现个体自我生命的独立繁荣而提供了一种学理理想.儒家古典德性论立足于主客不分和生命体验的方法论建制,根据人之现世生活的“情感积淀”和人之“此在”状态的生命“境界凝聚”而提供了一种学理理想,并且是“人们在长期的生活实践中自发形成”.当代西方德性复兴运动中,从情感角度和情感主义路径构建德性论已成为德性伦理发展的一个“新方向”,与中国儒家伦理思想多有汇通之处.     

科布的过程生态神学初探

本文以美国神学家科布内涵丰富的过程生态神学为研究对象,对其生态有机论、自然观以及人的独特地位作了深入剖析.科布的有机论与过程神学以事件(event)为核心的思维方式以及分有观点密不可分；在他看来,自然的价值不仅在于其工具价值,更重要的是其内在价值,与深层生态学不同,科布不同意自然与万物具有同等价值的说法,超越了人类中心主义和深层生态学；他强调人的独特性,这并非是主张人优越于自然万物的人类中心主义,而是着意强调人对自然的责任担当.     

从“自觉的辩证法”到环境伦理学的“生态自觉”

马克思主义哲学的辩证法是“自觉的辩证法”,即“联系”与“发展”的辩证法。自觉的辩证法要求我们用“生态学范式”自觉整合“笛卡尔范式”;用“有机论自然观”自觉扬弃“机械论自然观”;用“社会变革”自觉实现环境伦理学由“浅绿”向“深绿”的转变。     

论梭罗的自然观

梭罗是生态主义文学的先驱。《瓦尔登湖》集中体现了其自然观的三维结构:自然是美的,世界之美在于自然;自然是生命的,自然之美本于生命;自然界生命是平等的,人与自然的关系应该是一种“温柔的”“人际关系”。其自然伦理意识给后世以极大影响。     

人的自然之源——论儒家传统生态伦理观

自然界不仅是人类的生命之源,而且是人类的知识之源、审美之源、道德之源和价值之源,这些观点很早就被中国儒家学者意识到,并记载于各类儒家经典中,进而形成了中国儒家传统生态伦理观,这种生态伦理观的精髓就是“天人合一”。虽然儒家的这些观点中包含了一些糟粕,也具有一定的历史局限性,但只要我们对其进行合理的扬弃,儒家传统生态伦理观就能在解决当代全球生态危机和环境问题中大放异彩。     

藏族生态伦理思想概论

藏族传统生态伦理主张尊重自然界一切生物的生命权和生存权,实现人与自然之间的和谐共存。作为藏族先民自古以来在青藏高原的一种生活方式,它是建立在宗教信仰基础之上的。尊重和挖掘藏族传统生态伦理文化中的合理内容,使其得到发扬光大,既是保护当前青藏高原生态环境的需要,也是创造新的生态文明的需要。     

土地伦理与土地美学的诗性阐释——评生态散文《沙乡年鉴》

奥尔多·利奥波德《沙乡年鉴》是一部表现人与土地生态关联的生态散文。作品以饱含情感的散文话语,描述了沙乡荒野中的各种生命样态,记叙了作家在沙乡农场的生活体验,表现了独特的土地伦理思想和土地美学观念。《沙乡年鉴》是作家土地伦理思想与土地美学观念的诗性阐释,对当代人正确处理人类与自然的生态关系具有深远的影响。     

满族传统生态文化与大学教育

满族传统的生活方式、生产方式、宗教信仰、风俗习惯、伦理道德中处处蕴含着生态保护精神.满族先人把道德关怀赋予自然万物的生态文化理念与当代生态伦理学的观念不谋而合,体现了对自然万物具有的独立于人类之外的“自我价值”和“生存权利”的认可和尊重.尤其是萨满教传统信仰,通过神话和仪式等形式,密切了满族先人与自然界之间的情感联系,实现了人与自然的和谐共处.探究满族传统生态文化的深厚环保底蕴,对大力推进我国当代大学生的生态文化素质教育也具有重要价值和有益启示.     

蒙古族自然观对现代环境保护的启示

蒙古族先民们在长期的游牧生活中创造了辉煌的草原文化。蒙古族草原文化中的自然观是一种内在的回归自然、追求朴素的生态伦理观。也正是在这种自然观的引导下,草原自然环境长期以来得以保持其原貌——蓝天、碧草、清水、净土。蒙古族草原文化的自然观既符合当代人热爱优美环境,渴望实现人与自然和谐发展的美好愿望,又对治理和保护目前日益恶化的人类生存环境具有重要的启示作用。     

生态伦理视阈下习近平生态文明建设思想论析

当代中国,在决胜全面建成小康社会和实现国家现代化的进程中,人民群众在享受改革开放和现代化建设丰硕成果的同时,正遭受到环境恶化和生态危机的严峻挑战。当前保护自然环境和保持生态平衡,既是人类面临的重要伦理道德问题,也是我国必须正视的重大现实课题,必须坚持马克思主义生态观,积极吸收中国传统生态伦理思想,推进生态文明建设。中国传统文化中蕴含着天人合一的生态和谐理念、珍爱生命的生态人文精神、物人平等的生态伦理思想和可持续发展的生态价值取向等深刻的生态伦理思想,为当代中国生态文明建设提供了重要借鉴。马克思主义生态观中关于人类来自于自然又依存于自然、人与自然具有相互影响与和谐统一关系的思想,强调自然界是人类生存和发展的基础、为人类社会延续提供了重要物质保障的论述,关于人既属于自然界又是自然界长期演进的产物、人类必须尊重自然、绝不能凌驾于自然界之上的观点,已成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生态文明建设的根本指导。当代中国在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带领下,积极顺应当今世界发展潮流,以马克思主义生态观为指引,吸收借鉴我国传统生态伦理思想的积极成分,在新时代的历史境遇中采取切实可行的科学路径,持续推进生态文明建设。一是树立生态文明理念、完善生态环境立法,为生态文明建设提供根本保障;二是倡导生态环境民主、提高民众参与意识,形成生态文明建设的巨大合力;三是提升政府生态服务能力、推动生态文明制度建设,为生态文明建设提供制度基础;四是优化国土资源开发、有效利用自然资源,为生态文明建设奠定基本前提;五是加强国际交流合作、积极借鉴学习,为共建人类生态命运共同体创造重要条件,真正走出一条独具特色的生态文明建设之路。     

绿色发展视域下的工程伦理构建

经过了日本大地震引起福岛核危机后,人们对于工程的安全性和生态性的反思又一次被推上了风口浪尖。绿色发展模式已经成为人类步入生态文明所应当选择的道路,如何在绿色发展的视角下审视工程领域的问题,如何构建适合绿色发展的工程伦理,对于人类的最重要实践——工程实践的走向有着决定性的意义。论文就从绿色发展视角出发,通过技术范式的转化和工程价值取向的重构,来解析绿色发展下的工程伦理的构建问题。文章分为三个部分,第一部分分析了当今世界工程建设的绿色化趋势,先是指出了传统工程建筑的高碳性和现代大型工程中的工业化和对自然环境及人类的威胁,然后论述了绿色化已经成为现代工程建筑的发展趋向。第二部分分析了技术范式转换影响工程伦理的演进。这一部分从阐述工程伦理与工程入手,论述了工程伦理在工程实践发展中起到的价值导向作用,然后又分析了现代技术范式转型下的工程,通过对传统的工业文明下的技术范式的反思和生态文明技术范式的转换,阐述当前技术范式转换对工程实践的影响,最后提出了工程伦理的低碳化。第三部分呼唤重建绿色的新工程伦理,当前,可持续发展已经成为世界性的主题,绿色工程成为主流。它要求在满足当代人需要的同时不对后代人满足其需要的能力构成危害。所以陈旧的工程观必然被新的工程理念所取代,要求我们要重塑工程伦理,遵循资源节约、环境友好及社会和谐的准则,保持人与自然、人与社会的协调发展。要构建以人为本的核心价值观;创新系统化的思维模式;形成生态化的政策环境;大众化的工程伦理教育。     

生态伦理：人的类本质的真正彰显

作为一个依赖文化进化的物种,人具有根本区别于动物的超越生命极图的"类"本质.而在人类中心主义伦理视野中,人的类本质被强化的本能式生存异化了,并导致了人类的生存困境.基于对人类中心主义伦理观的批判和反思的生态伦理并没有实现人的类本质的真正回归,"人"又被人为地作为理论前提而放逐了.事实上,人的类本质的真正彰显,人走向自觉的类存在,正是科学的生态伦理建构的理论基础和终极旨趣.     

主客体关系的嬗变与生态伦理思想的发展

主客体关系与生态伦理思想直接相关,主客体关系的嬗变必然会带动生态伦理思想的发展。古代文化中,主体与客体主要是一种一体关系,人对自然采取敬畏的态度,人与自然和谐共存,人类生态伦理思想是潜在的、自发的。近现代文化中,“主客二分”思维模式取代了古代文化中主客一体直觉体悟式的原始思维方式,人对自然的认识关系取代了人与自然的共在、融合关系,形成了人类中心主义的生态伦理观,人类生态伦理思想处于缺失状态。当代生态文化中,主体与客体是有机统一的关系,生态文化把自然本体论、认识论和价值论有机地结合起来,将“人—社会—自然”看作一个复合生态系统整体,强调“人—社会—自然”的协同发展,体现了人类生态伦理思想的深度觉醒与自觉。     

贵州少数民族生态智慧的现代启示

贵州是一个多民族的省份,在各少数民族的文化中蕴含着丰富而有益的原生态智慧。贵州的少数民族崇拜基本上是多神崇拜和万物有灵的自然崇拜,尽管其生态直觉有相当大的朴素性、原始性和神秘性因素,但它是民族地区人民对自然、自我的把握和理解,为社会的发展提供了一个新的伦理视角,有利于人们在树立起与自然和谐相处的理念,对建设生态文明起到有益的作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