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商君书·开塞》注译

开塞就是排除障碍,意思是清除奴隶主阶级法古循礼的反动路线,为实行法治,巩固和发展封建制度开辟道路。在这篇文章里,商鞅根据进步的历史观,批判了儒家的复古主义谬论。他认为:社会是发展的,不同的历史阶段有不同的政治原则和统治办法。他所提出的“不法古、不修今”,“世事变而行道异”的主张,洋溢着生气勃勃的革命精神,是他实行变法的理论根据。他痛斥了儒家的“德治”、“义教”的虚伪说教,指出:“胜法之务,莫急于去奸;去奸之本,莫深于严刑。”主张用严刑峻法来镇压阻碍变法的奴隶主贵族,加强新兴地主阶级专政,表达了地主阶级用封建制代替奴隶制的革命要求。当然,商鞅对历史阶段的划分和认识是不科学的,是唯心的。他所强调的法治也有剥削和压迫劳动人民的一面。     

商鞅法治的主要目的是什么?——评梁效《论商鞅》

商鞅是战国时期法家的代表人物,新兴地主阶级的政治家和思想家。他在秦国实行变法前后达廿年之久。他的法治理论和实践,在中国古代史上产生过很大的影响。根据批判继承古代文化遗产的原则,对商鞅变法进行马克思主义的评价,给予一定的历史地位,本来是史学界的一个重要课题。但是,自命为当代法家的“四人帮”却打着批儒评法的旗号,肆意涂抹商鞅的历史,不准人们一分为二的研究新兴地主阶级代表人物,特别是反对人们具体议论这些人物的阶级局限性,用以宣扬英雄史观,兜售阶级调和论,借美化古人来吹捧他们自己,为其篡党夺权、复辟资本主义鸣锣开道,因此,清算“四人帮”在商鞅评价中的谬论,揭露他们的政治阴谋,把颠倒了的历史重新颠倒过来,是十分必要的。     

读《商君书·更法》

商鞅,是战国时期法家的代表人物。他处在由封建制取代奴隶制的社会大变动时期,代表新兴地主阶级的利益,积极主张变法,建立地主阶级专政。公元前三六一年,他从魏国到了秦国,受到秦孝公的信任和重用,进行了我国历史上有名的变法运动。这时,秦国正处于新旧社会变革的关鍵时刻,新兴地主阶級和没落奴隶主阶级的斗争是非常激烈的。商鞅变法是由奴隶制过渡到封建制的一场深刻的社会变革,它加速了新兴地主阶级的发展和没落奴隶主阶级的灭亡,对正在崩潰中的奴隶制是一次沉重的打击。因此,秦国的没落奴隶主阶級对这场变法,必然进行拼死的     

商鞅变法的前提条件及深远影响

商鞅变法的深远影响是与其变法改革的前提条件密不可分的 ,对这一问题作进一步探讨和研究 ,势必有利于加深我们对秦国统一天下的了解 ,增强我们对封建社会本质的认识。商鞅变法的前提条件是 :变法是在先进的生产力和落后的生产关系之间的矛盾日益加深的情况下产生的 ;变法是在秦国求贤变法的情况下产生的 ;变法是在商鞅坚定的变法思想之下产生的。商鞅变法深远的历史影响主要是 :建立了较完善的封建专制的行政机构 ,为秦统一中国奠定了基础 ;沉重打击了领主贵族 ,扶植了新兴地主阶级 ,推动了历史向前发展 ;改变了秦国的旧习陋俗 ,促进了秦国与中原地区人民心理上的平和     

要重视上层建筑领域的革命——读《商君书·开塞》

商鞅是战国中期杰出的法家。他代表新兴地主阶级利益,在秦国开展了变法活动。商鞅变法,是一场深刻的社会革命,它反映了当时社会历史发展的必然趋势。新兴封建制度是在破坏奴隶制的基础上建立起来的,因此,变法一开始就面临着一场扫清旧基地的战斗。《商君书》中的《开塞》,就是记述商鞅在变法过程中批判儒家复古谬论,宣传法治思想,重视上层建筑领域中革命的一篇重要文章。战国中期,正是社会大变革的时期。当时,奴隶社会土崩瓦解,封建制度蓬勃兴起。奴隶主贵族为了保持自己的特权地位,对新兴地主阶级的革命行动疯狂反扑。他们大肆鼓吹“忠”“孝”“仁”“义”一套陈词滥调,借以禁锢人们的头脑,顽固地反对社会变革,妄图保存奴隶制的上层建筑,全面复辟西周奴隶制。奴隶主贵族这种复古倒退的思想和行为,严     

评商鞅的“开塞论”——读《商君书》札记

“开塞论”是商鞅关于新兴地主阶级专政的理论。这个理论表达了商鞅要求用封建制代替奴隶制,用新兴地主阶级专政代替奴隶主阶级专政的主张和路线。回答了当时的秦国应当走什么道路的问题。今天,以马克思主义、列宁主义、毛泽东思想为指导,全面地研究一下商鞅关于“开塞”的理论和实践,可以从中吸取一些有益的经验,加深我们对无产阶级专政的认识。     

青苗法与反对派

1957年,漆侠先生在指出王安石变法是一次“改良运动的实质”时,提出了在变法过程中,存在着“变法和反变法这两个对立的政治集团和两条对立的政治路线”;围绕变法的分歧,是“地主阶级内部     

《文子》的法治思想

从先秦法治思想发生发展的轨迹来看,《文子》的法治思想正处于早期法家人物商鞅与晚期的韩非之间。《微明》篇提到了“相坐之法立,则百姓怨;减爵之令张,则功臣叛”,“相坐之法”就是指的商鞅实行的什伍连坐告奸法,而“减爵之令”指的是吴起在楚国实行的封君三代之后收回爵禄的规定。《文子》的法治思想就是在各国先后实行变法革新,变法的功过利弊都表现得比较充分的情况下产生的。《文子》看到了变法的实际效果,所以它拥护变法,同时它也看到了当时法治实施过程中暴露出来的弊病,主要是严刑峻法和专任法治,因而主张“法宽刑缓”,德治、法治兼而用之。而后来的韩非却认为宽缓之法与战国后期的时代潮流不符合,予以反对。《文子》的法治思想,处处体现出道家特点,具有浓厚的温和色彩,它代表的应是新兴地主阶级温和派的思想和利益。所论涉及到法治的许多基本问题,虽历经二千多年而光彩不灭。其中颇多精义,本文择其要而论之。     

关于司马迁的政治思想——与刘炳福同志商榷

《学术月刊》1963年第11期上,刊载了刘炳福同志“司马迁的政治思想”一文。文章对司马迁政治思想研究中的一些非阶级观点的批判是正确的;指出司马迁“是一个地主阶级的思想家”,而不是什么超阶级的“人民的歌手”、“人民历史的开创者”,也是很对的。但是,在批判各种非阶级观点的同时,却有些把司马迁政治思想的评价简单化和绝对化了。这篇短文,不打算全面分析司马迁的政治思想,只想就刘文所存在的问题方面,提出一些意见,请同志们批评。     

对儒家战争观的深刻批判——读《韩非子·五蠹》

《五蠹》,是战国末期法家思想集大成者韩非的一篇主要著作。在《五蠹》篇中,作者不但在政治、经济、文教领域里痛批了儒家的反动思想,而且围绕战争观问题,深刻地揭露了儒家的丑恶嘴脸,阐明了法家富国强兵、奖励耕战的军事路线。韩非所处的战国末期,正是新兴地主阶级与没落的奴隶主贵族在政治上、经济上、军事上进行反复较量,并逐步取得胜利的时代。当时,完成封建帝国统一事业的任务,已历史地落到新兴地主阶级的肩上。这一斗争反映到意识形态领域里来,就出现了诸子百家争鸣的局面。围绕军事问题展开的激烈论争,就是其中的一个重要方面。一小撮奴隶主残余势力及其附庸反动的儒生们,面对被压迫阶级革命斗争所向披靡的形势,恨得要死,怕得要命。他们一面鼓吹用反革命的暴力对被压迫阶级加紧镇压、“讨伐”,一面又摇唇鼓舌,大肆兜售孔老二的所谓“去兵”、“行仁义”,恶毒攻击革命战争。孔老二的忠实门徒孟轲甚至恶狠狠地叫嚣“善战者服上刑”,“罪不容于死”。(《孟子·离娄上》)为了蛊惑人心,诱使被压迫的劳动人民和新兴地主阶级放下武器,这伙反动儒生们还煞有     

关于“中国历史纲要”处理“商鞅变法”问题之我见

童书业老师认为尚钺先生主编的“中国历史纲要”中过分地强调商鞅变法的作用;我却认为“中国历史纲要”对商鞅变法强调得尚嫌不够,其理由如下: 1、书中并没有把商鞅变法放在历史发展必然性的地位上看待,虽然书中也曾指出变法是“在当时经济发展的要求和受着中原地区各国进步的社会经济与文化的影响下”发生的,但是由於“中国历史纲要”的编者不信古代中国存在过井田制度,因此,在商鞅变法的经济原因上,就显得空洞无物了。2、其实商鞅变法从经济基础来看,应该是西周的原始奴隶制向秦汉的发展奴隶制阶段过渡的一个转变关键。我们从汉代人的记载来看,他们都骂商鞅“坏圣制,废井田”,“使田得买卖”等“无道”措施;     

论商鞅、韩非的经济思想

从商鞅辅佐秦孝公实行变法到秦王政完成统一六国的历史任务,这一百三十余年期间,是中国由分裂、分权走向统一、集权的时代,也是秦国逐步实现统一建立专制主义中央集权的时代,作为法家的政治家商鞅,作为法家的理论家韩非,都是适应这个时代需要而诞生的杰出人物。无疑,他们的目光是瞄准着当时的政治斗争,他们集中注意力思考的是政治理论。但是,世界上根本不存在任何脱离经济的政治,因此,商鞅、韩非在论述当时的政治斗争时,不能不涉及与他的政治观相适应的经济思想。因为仅仅是“涉及”,所以,商鞅、韩非的经济思想不大为人们所注意。其实,这是探讨秦王朝的兴亡和法家思想的内涵的新径。     

商鞅

商鞅(约公元前三九○年——前三三八年)是我国历史上法家思想的主要奠基者,新兴地主阶級的革新战士。商鞅姓公孙名鞅,战国中期的卫国人,因而被称为卫鞅。后因在秦国主持变法革新有功,被秦孝公封为商君,所以历史上又称之为商鞅。后来的法家学者将其著作编辑成册,名为《商君书》。汉代历史学家司马迁所著《史记》一书中有《商君列传》。公孙鞅“少好刑名之学”,年青时候就在崇尚法家的魏国宰相公孙痤那里研究李悝、吴起等早期法家的著作及变法经驗,公孙痤认为鞅“有奇才”,临死前曾向魏惠王推荐过公孙鞅,希望由公孙鞅代替自     

从制度创新看商鞅变法

从制度创新看商鞅变法●田霖霞一、商鞅变法是一次制度创新新制度经济学认为，历史上的每一次改革实际上都是一次制度创新和权力的重新界定。所谓制度创新，是指用一种效益更高的制度替代另一种效益低的制度①。商鞅变法的结果，摧毁了旧的封建领主经济制度，代之以新的封...     

韩非的社会政治思想的几个问题

(一)引言韩非的社会政治思想不限於本文所提出的这几个方面。像“法”、“术”、“势”的学说也是韩非“法治”思想的重要内容,此外,韩非的思想与早期法家的关系也未涉及。这些问题要另作专题说明。本文所提出的这四个问题,都是为了阐明韩非如何从社会关系、从考核名实、从历史发展以及从世界的总规律(道)各方面根据当时新兴地主阶级的要求,而对於一切具有保守或“改良”倾向的先秦各学派展开思想斗争的。韩非的“法治”观点实质上就是新兴地主阶级的社会政治思想发展的标志。韩非的“法治”思想主要表现在和一切反对“法治”思想的各派学说的思想斗争这一方面,它极少讲到“法治”的一些具体措施。正因为这一理由,韩非在中国哲学史中就不止作为一个法律或政治家的身分出现,而是作为一个政治思想家的身分出现的。     

韩非政治思想略论

<正> 对于韩非的政治思想,在学术界历来评价过高,已不无美化之嫌。本文准备就几个问题,略作浅论,意在引起学术界的关注。一、在地主阶级政治思想史上的地位研究者一般认为:韩非是先秦法家思想的集大成者;他总结了商鞅、申不害和慎到三家的思想,纠正了申不害只讲术不重视法,商鞅只讲法不讲术,慎到只讲势不讲法的弊病,提出了以法治为中心的法、术、势相结合的思想。     

先秦法家思想的深刻底蕴和精神品格

先秦法家思想是新兴地主阶级的世界观、历史观和政治思想的集中概括和反映,其哲学底蕴、价值观念、治国主张以及人文精神,都有着丰富而又深刻的内容和鲜明的时代特色,这正是它从诸子百家中脱颖而出,并一度独领风骚的活力所在。一朴素的进化史观,是先秦法家变法革新和实行“法治     

商鞅变法异议

公元前359年,秦孝公任用商鞅变法,是一次规模空前的社会大变革。但变法因何成功,各家之说不一;而对车裂商鞅事件的性质,却又异口同声。本文专就这两个问题,提出异议,恳望得到史学界指正。对三种答案的质疑商鞅变法为何成功?答案有三种: 一是商鞅所遇到的阻力小。这是范文澜的生前定论,已为多数人接受。他说:“早在战国初年,李悝在魏,吴起在楚,曾行新法,但为旧势力所阻。秦旧势力较小,因之商鞅变法得到成功。”(《中国通史》第一册第五章)     

五四时期的“新旧思潮之激战”与李大钊

<正> 五四运动前夕,中国文化思想界进行了一场相当规模的“新旧思潮之激战”。这是我国近现代思想史上第一次新兴资产阶级及无产阶级的新文化新思想,共同反对封建主义旧文化旧思想的大论战,给我们留下了丰富的反对封建主义的思想财富。然而,这样一次论战在过去曾长期被忽视。今天是应该让其重放应有的历史光彩的时候了。     

孔家店反对法家的罪证

我国历史上的儒法斗争,一直是革命与复辟、前进与倒退两条不同政治路线的斗争。反动派以儒家思想为正统,鼓吹因循守旧、复古倒退;革新派则利用法家思想,反对复古倒退,主张变法革新。这一斗争,持续了两千多年。曲阜的“三孔”(孔府、孔庙、孔林),是历代反动派尊孔崇儒的产物,至今还保存着许多尊儒反法的罪证。几件攻击秦始皇的破烂武器秦始皇是利用法家思想,统一了六国,巩固了新兴地主阶级统治的杰出的政治家。他实行厚今薄古的政策,对以儒家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