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德工业制成品G—L指数分析

格鲁贝尔和洛伊德开创了产业内贸易理论，并得出产业内贸易测度方法：G—L指数法，公式为：GLIITi=1—｜Xi-Mi｜／（Xi＋Mi）×100％。其中，Xi和Mi分别代表i产业的出口额和进口额，GLIITi为i产业的产业内贸易指数。其经济含义为：在某产业中，相对于该产业的贸易总量，出口在多大程度上为进口抵消。GLIITi值在0—1之间，其值越高表示产业内贸易比重越高。通过比较中德工业制成品，结果存在以下四种情况：     

我国工资效应与汇率变动的关系

针对我国目前面临的汇率调整与工资上涨的压力,本文利用巴拉萨—萨谬尔森效应(BSH)与可贸易品和不可贸易品模型(TNT)的凯恩斯主义的模型建立了实际工资与实际汇率的联立方程,实证检验后得出实际汇率对实际工资影响不显著,而实际工资对实际汇率的变动不能作出解释,在分析其原因后提出相关政策建议。     

丝绸之路经济带沿线国家能源贸易网络演化及互联互通效应模拟

能源贸易是丝绸之路经济带沿线国家合作的关键领域。构建2007—2016年丝绸之路经济带沿线国家煤炭、石油、天然气贸易网络,对能源贸易网络演化进行分析。结果表明:丝路沿线国家能源贸易网络密度总体呈现波浪式上升态势,但贸易联系不够紧密;煤炭、石油、天然气贸易无权网络与贸易加权网络的标准结构熵均处于0～1之间,表现为星型网络和规则网络之间的一种网络结构;沿线各国能源贸易网络聚类系数差别较大,平均路径长度在1.6～3.1之间。在此基础上,探究各国之间贸易紧密度增强的原因,鉴于"五通"可量化性及模拟的准确性,采用基础设施改善和非关税贸易壁垒降低刻画丝绸之路经济带沿线国家设施联通与贸易畅通的实施效应。研究发现:设施联通与贸易畅通对沿线各国贸易联系有正向影响,对区域经济增长具有明显的促进作用,互联互通促进了中国与沿线国家双边贸易的发展,产生了显著的空间溢出效应。     

中日产业内贸易及对策研究

近年来，中日贸易往来频繁，交流领域拓展。根据G—L指数的测度可得中日两国产业内贸易比重正呈逐年上升趋势，产业内贸易和产业间贸易并存发展。通过对中日产业内贸易结构的分析，可知这种产业内贸易是一种高级形态的垂直型贸易。建议采取加大技术投入、提高制造业整体水平等措施促进中日产业内贸易发展。     

中国与共建“一带一路”国家粮食贸易潜力测度

文章利用2001—2020年中国和共建“一带一路”国家的数据,分析了中国与共建“一带一路”国家粮食贸易的互补性,并基于时变随机前沿引力模型分析了进口层面中国与共建“一带一路”国家的粮食贸易潜力及其制约因素。研究发现：中国与共建“一带一路”国家在粮食贸易上具有互补性。进一步的时变随机前沿引力模型分析结果表明,中国粮食进口贸易效率较低,但潜力巨大;贸易国双方的人口规模、农业资源禀赋差异对粮食进口贸易潜力提升具有显著的促进作用,而经济规模、地理距离和经济差距则具有抑制作用。从阻碍粮食进口贸易潜力提升的非效率因素来看,自由贸易协定的签署、政府效率和贸易自由度的提升,以及文化距离的缩短都能够抑制贸易非效率,促进粮食进口贸易潜力提升。     

四川—东盟旅游服务贸易现状及发展趋势

中国-东盟自由贸易区将于2010年全面建立。2007年1月14日,中国与东盟10国签署了中国—东盟自由贸易区《服务贸易协议》。中国在WTO承诺的基础上,在建筑、环     

网络视角下国家贸易依赖的统计测度——基于中美贸易依赖演变的分析

文章基于国际贸易网络视角，充分考虑贸易的“第三方效应”，构建国家贸易依赖新计算方法，并对中美1995—2018年的贸易依赖进行统计测度。结果表明：中美非对称性贸易相互依赖在2010年发生逆转，中国成为双边贸易中的优势方；其背后的原因是两国在全球贸易依赖网络中的地位发生转变，中国的入度中心性已在2008年超越美国，成为新的网络中心；两国各技术类别产业的贸易相互依赖也已发生逆转，但中国中高技术产业对美国的贸易依赖依然较高。     

中国数字贸易效率与数字贸易潜力测算

文章以与中国发生双边数字贸易的27个主要国家2000—2020年的数字贸易数据为考察对象,通过构建数字贸易随机前沿引力模型,对中国数字贸易效率及潜力进行了测算,并对影响数字贸易效率的因素展开了研究。结果发现：中国与贸易国开展数字贸易的效率普遍较低,但数字贸易潜力巨大,且与日本、韩国、新加坡进行数字贸易的潜力最大;从行业来看,其他商业服务业的贸易潜力最大,计算机和信息服务业次之,通信服务业的贸易潜力最小;从影响因素来看,中国互联网发展水平、文化差异对中国提升数字贸易效率有显著促进作用,而贸易国人口规模、地理距离会抑制中国开展数字贸易。     

贸易政策不确定性如何影响企业创新：理论与实证

在全球贸易保护主义抬头背景下,提升企业创新水平对于解决关键技术“卡脖子”难题、推动实体经济高质量发展至关重要。文章选取2009—2021年我国A股上市企业数据,实证检验贸易政策不确定性对企业创新的影响及具体的作用机制,并进一步分析贸易政策不确定性在不同条件下的异质性影响。研究发现,贸易政策不确定性会显著抑制企业创新。机制检验发现,贸易政策不确定性能通过抑制对外直接投资、增加贸易成本以及减少财政补贴三条路径影响企业创新。扩展性检验发现,对外直接投资、贸易成本与财政补贴的中介效应会因企业产权性质和规模大小存在差异,贸易政策不确定性对企业创新的抑制作用也因此在非国有企业、中小规模企业中更加明显。     

欧盟对中国反倾销的贸易限制效应研究——基于2010—2022年月度贸易数据

本文将欧洲联盟2010—2022年间对我国发起的反倾销案件进行完整梳理,首先选取我国遭受欧盟反倾销的典型涉案产品,详细阐述欧洲联盟进口量和进口额在反倾销前后的变动趋势。其次,使用2010—2022年间欧洲联盟与我国的HS6位码月度贸易数据构建动态面板模型,采用差分广义矩估计,确定以季度为研究周期,更为合理地动态考察欧洲联盟对我国反倾销的贸易限制效应,并区分反倾销节点异质性和产品异质性。最后,采用反事实估计法量化欧洲联盟对我国反倾销典型涉案产品的贸易限制比例。研究结果表明,欧洲联盟对我国反倾销典型涉案产品存在贸易限制效应,立案调查的贸易限制效应通常不存在滞后,而肯定性终裁的贸易限制效应往往存在滞后。本文对我国出口企业如何预警欧洲联盟发起的反倾销具有实际意义,也有助于重点出口行业合理调整生产,避免欧洲联盟对我国反倾销带来的损失。若贸易数据可以细分反倾销涉案产品的HS8位码,则能进一步将产品创新可能带来的影响纳入考察。     

显性比较优势视角下的中韩两国贸易竞争力研究

自中韩两国建交以来,两国保持良好的经贸合作关系。具体表现为:两国在货物贸易领域的规模和增速都突飞猛进、进出口结构不断优化、贸易发展的联系紧密。基于显性比较优势理论和贸易结构分析方法,利用1992—2017年中韩货物贸易细化行业分类到SITC四分位数据,分析中韩两国贸易的国际竞争力和在对方市场的出口比较竞争优势,得到如下结论:经过20多年的发展,中韩两国在各自优势产业的出口比较优势在世界市场上均得到了一定的提升;与此同时,中韩两国之间的货物贸易往来也不断拓宽和深入,两国货物贸易的差异性较大、贸易互补性较强;从不同时间阶段来看,中国和韩国在出口产品的结构上都有所调整和优化,两国产品比较优势的变化随着本国产业结构的调整和国际分工地位的调整而变化,中韩两国在产品市场上的竞争日趋激烈;双方产业的互补和中国丰富的资源禀赋为中韩两国经贸关系的进一步发展提供了新的思路和方向。     

中国农产品对外贸易价格指数测算研究

农产品对外贸易价格指数是农产品贸易研究的基础.农产品范围广,产品经济属性差异大,仅仅包含总体指数的农产品对外贸易价格指数体系是不完整的.文章提出了建立分类指数的思路,以及在HS的6位目基础上对外贸易全样本价格指数的测算方法,重点解决了指数公式的选择和数据处理两个关键问题.得到了1995～006年间中国农产品总体及分类进出口双向的费氏、沃氏和托氏价格指数,并讨论了合适的指数公式选择.     

我国服务贸易与货物贸易联动关系的考察

文章以我国1982-2015年贸易结构的相关统计数据为研究样本,对我国服务贸易与货物贸易的联动关系进行考察.结果显示:我国服务贸易与货物贸易存在弱联动效应;相对于初级产品贸易,服务贸易与工业制成品贸易相互之间具有显著联动关系,彼此的波动贡献度达40％以上;相对于旅游服务贸易和新兴服务贸易,货物贸易对运输服务贸易的促进作用更加显著,对其波动的贡献度达到了60％以上,而三部门服务贸易对货物贸易的推动作用较小,其中影响最大的新兴服务贸易对货物贸易波动的贡献度也仅在2％以内.     

进出口贸易对我国主要行业的影响研究

文章利用2002—2010年进出口贸易总额以及我国主要行业企业景气度指数季度数据构建了VAR模型,并通过脉冲响应函数和方差分解分析得出我国制造业和建筑业与进出口贸易关系较其它行业紧密的结论,随后通过格兰杰因果检验对进出口贸易与我国主要行业发展之间的关系进行了分析,并针对分析结果给出了建议。     

贸易余额对汇率增长效应影响的实证研究——来自全球187个国家的证据

汇率对经济增长影响的方向一直备受争议,而贸易余额数值的大小对一个国家汇率的增长效应有很大影响。首先从理论角度分析贸易余额对汇率增长效应的影响方向,然后建立模型,运用全球187个国家1970—2000年的面板数据,采用GMM方法对模型进行估计。实证研究发现,不管是中高收入国家还是中低收入国家,均表现为贸易余额的数值越大,贬值的增长效应越大;贸易余额的数值越小,贬值对增长的影响越小。中低收入国家贸易余额对二者的影响相对较大。对于正处在汇率调整期的中国,应该充分考虑贸易余额对汇率增长效应的影响,谨慎合理地制定中国的汇率政策。     

偏最小二乘通径模型在贸易发展指数中的应用

设计了一套3层综合指数所构成的中国对外贸易发展指数体系,利用偏最小二乘路径模型对中国1999—2009年的相关数据进行了计算和分析,对中国10余年来的贸易发展情况进行总体的把握和描述。经贸易发展指数运算表明,中国自加入WTO以来,对外贸易的贸易流量、贸易结构等各方面水平均有大幅度提高,但是从2009年开始,由于受到国际金融危机的影响,各方面的贸易指数出现下滑并快速反弹的趋势。     

什么因素主导了我国与亚太地区的贸易增长？——一种基于普适引力模型的贸易统计分解方法

本文利用基于普适引力模型得出的贸易增长4因素分解方程,识别了我国对太平洋沿岸18个国家1998—2019年间进出口增长的主要驱动因素及其动态变化。研究发现,我国经济增长是我国对亚太地区进出口的主要驱动因素,在进、出口方向的贡献均超过60%;贸易成本下降对区域贸易增长的贡献有待提升;我国对太平洋沿岸地区的贸易分解结构呈现出一定的区域内同质性。此外,多边阻力项在我国对亚太地区进口增长中起到阻碍作用,表明我国同期还从世界其他地区大量进口产品;而多边阻力项在我国出口增长中的影响相对较小。贸易壁垒对中美贸易的阻碍在2013年之后持续增强,尤其是在我国对美国的出口方向。本文在贸易效应识别和测算领域提供了新的统计分解模型,研究结论为我国未来区域合作提供政策参考。     

中国服务贸易结构动态演进特征分析

文章从服务贸易产品的基于附加值的比较优势与净出口能力两个维度对2000—2018年中国服务贸易结构演进的静态和动态特征进行分析。结果如下:(1)服务贸易产品基于附加值的比较优势呈现先降后升的演进趋势,贸易净出口能力指数呈现先升后降的演进趋势。(2)处于动态升级状态的服务贸易产品数量和贸易额在2008年经济危机以后急剧下降,中国服务贸易处于绝对优势的产品数量显著低于处于绝对劣势的产品数量,处于绝对优势的服务贸易产品的出口比重由之前远高于绝对劣势服务贸易产品出口比重渐趋转变为二者所占比重相对均衡。(3)各细分服务产业的服务贸易比较优势存在较强的固化性,贸易产品技术结构高度指数显示中国服务贸易总体技术水平较低,相对世界水平存在下降趋势。     

苹果为什么这样贵

曾经介绍了iPhone手机在全球价值链条上的分解,而实际情况其实更加复杂。虽然各国政府并不参与手机的生产,但是每次过海关都会雁过拔毛。对于一个在全球范围内生产的产品来说,这一点尤其明显。也正是由于这一原因,i Phone手机所属的制造业,在中国面临的名义出口关税为5%,而实际关税负担为20%!5%—20%的逻辑,可能略有一些跳跃,我们不妨来看看日本三重县的一家工厂,这是东芝公司生产基地,这家企业向i Phone提供NAND闪存。为此,东芝需要从中国进口半导体组     

产业内贸易现状的实证分析

 贸易规模快速增长,已经成为名副其实的贸易大国,但距离贸易强国仍有相当距离.本文运用产业内贸易理论和方法,通过多个角度,客观全面地描述了中国产业内贸易状况,进而间接刻画了中国的贸易竞争力水平,为中国对外贸易政策的调整,也为进一步的相关研究提供了基准.此外,文章还针对中国实际情况,修正了GL指数.